为何汛期冀鲁交界频频提到四女寺水利枢纽？

1976年8月的一场暴雨过后，卫运河水势猛涨，德州附近沿岸群众彻夜不眠。有人站在堤上望着下游方向，忍不住问一句：“水能扛住吧？”负责巡堤的水利技术人员指了指前方：“关键在四女寺。”这句不经意的话，把一个看似偏僻的地名，和整个华北平原的安危拴在了一起。

几十年过去，很多人一到汛期，又听到“四女寺水利枢纽”这个名字，心里多少会有些疑惑：这地方到底重要在哪？为啥卫河、漳河、运河、减河、新河、岔河，一大串名字都绕着它转？

要弄明白“四女寺水利枢纽”，绕不开三个层次：一是它所处的几条河，怎么来的、怎么变的；二是“四女寺”这个地方，为何会成了“水口要害”；三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枢纽怎样一步步长成今天这副格局。把这几条线理顺了，汛期新闻里反复提到它，就不会显得那么抽象了。

有意思的是，四女寺本来没那么“工程味”。这个今天横跨冀鲁两省的水利要地，最早的名气，居然来自一个关于“四个女儿”的传说。

一、一座小寺，怎会管起几省水脉

从地理位置看，四女寺在今天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一带，紧挨着河北故城县、德城区，是典型的冀鲁交界地带。在历史上，这一片长期属于恩县管辖，属于运河文化带上的一个普通县境。

“四女寺”之名，在清代《恩县志》中就有记载。志书说，西汉时当地有一位姓傅的老人，膝下四女，无儿。四个女儿立誓不嫁，在家奉养父亲，以尽孝道。她们在居所周围广植槐树，久而久之，树成片地立起来，既遮风又挡日，远远看去，像一片小林。

故事说到这里，还只是乡间孝女的段子。但地方志的笔法一向如此：得往上拔一拔。于是又说这四女“博通经史，日后登仙”，从孝女变成了有学问、有道行的人物。后来当地百姓在她们旧居旁修起庙宇，称“四女寺”，也有称“四女树”的，指的就是那片槐树林。

这类故事到底细节如何，已难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明清以前，“四女树”这个地名在古地图和方志里多有出现，还只是个带点神话色彩的地标而已。谁也想不到，几百年后，这个小地方会和黄河下游水系、大运河航运、防洪体系绑在一起，成了国家级的“水利枢纽”。

要理解这一步变化，就得看一看这片区域的河，是怎么走、怎么改的。

二、黄河“九河”旧迹，四女寺减河的前世今生

说起四女寺水利枢纽，绕不过去的一条河，叫“四女寺减河”。名字里有个“减”字，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临时挖个沟，减点水”的那种小工程。再加上后来又被定名为“漳卫新河”，听着更像近几十年才有的东西。

但往前翻史籍，这条河的下段，其实影子很古老。

上古水系史料中，《尚书·禹贡》有“导河”之记：大意是说，黄河流经今天河北中部平原之后，“北播为九河”。所谓“九河”，不同典籍说法略有差别，《尔雅·释水》记的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絮、钩盘、鬲津九水。这里的“九”，多半不是精准数字，而是“极多”的代称，指的是黄河下游在入海之前分成许多岔流的总体情况。

在这些水道里，位置最靠南的一条，就是鬲津河。根据《汉书·沟洫志》的说法，这条河从西汉时的鬲县附近（大致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北）东流入海，是当时黄河下游“九河”体系的南缘水道。到了近代，1979年版《新华字典》第五版还在“鬲津河”词条中写明：旧名四女寺减河，即今漳卫新河。

换句话说，今天的漳卫新河，其下游河段，实质上沿用了古鬲津河的旧道。古代它与运河并不相接，只是单独向东流去。直到明代，为了大运河的需要，人力才硬生生把它“拉进了局”。

明朝在北方的漕运，有一个长期的难题：卫河、漳河一带的水量，时多时少。丰水期雨水集中来，河道承受不住就泛滥、决口；枯水期则水位过低，粮船吃水深，行船困难。于是朝廷在明初做了几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把漳河改道，引入卫河，增强卫运河的来水，保障漕运。

漳河水量虽然上来了，问题却没完全解决，因为它季节性太强：雨多时水猛涨，常常冲坏堤防；雨少时，又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对运河来说，理想状态是水位平稳，涨落有度，这样船只才能按计划北上南下。要达到这个“平稳”，就需要一条“减河”——在水太多的时候分洪泄水，在水不足的时候，通过控制闸门蓄水配水。

永乐十年，也就是1412年，朝廷决定开挖“四女寺减河”，把运河和鬲津河连通。最初的减河口在德州西北一带，承担的任务，就是把卫运河多余的水往鬲津河老道里引，让卫运河水位不要高得失控。

时间推到明弘治三年，也就是1490年，四女寺减河的上口迁到了“四女寺”附近，同时修建了专门的减水闸，相当于一个大“阀门”。水利思路很清楚：漳卫河上游来水偏大时，多余的水就通过闸门泄入减河，下泄到下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足，就关闸蓄水，保障卫运河基本水位，为漕运服务。

这个设想，在纸面上很理想。但不得不说，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材料条件，要让这样的水利设施长期稳定运行，是一件很难的事。

明清两代，四女寺减河几乎年年维护、屡修屡废，特别是减水闸一类的控制建筑，多次损坏。到了清初，志书记载这里“淤塞已平”，闸座废坏不修，导致山东、直隶一带运河屡屡泛滥成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朝廷重修四女寺减水闸，过不了几年又被泥沙淤住，失去作用。

雍正四年到八年（1730年前后），官方对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疏浚，把减水闸改为滚水坝，“宽八丈，坝脊高河底一丈一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左右），因为泄水仍不畅，工程又进行改造，把坝展宽、降低坝脊高度，还增设多孔泄水，相当于加大“出水口”。那一次，从四女寺到下游九龙庙一带，挑挖河段长约二千五百余丈，意图让水顺利入鬲津河旧道。

然而，长期看，这些努力有点“治标不治本”的味道。明清两代的治理力量，多集中在河头、闸口工程，下游几百里河道缺乏完整堤防。洪水一来，多处漫流，甚至反淤上游。到清末光绪年间，四女寺减河基本淤废，名存实亡。民国时，当地记录说：入口处还能看到石砌溢流堰残迹，但河身大多变成旱田。1924年，减河下泄洪水最大流量只有每秒6立方米，这个数字在洪水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一条本可成为“调节器”的减河，因为时代局限，没能充分发挥作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命运才发生根本转折。

三、新中国重整河道，一条“新河”和“半条河”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地区水患问题突出。卫河、漳河流域历史上灾情频繁，冀鲁交界更是“上游来水必经之地”。在这种背景下，四女寺一带的旧河道，重新进入国家水利规划者的视野。

1955年，水利部门开始对四女寺减河进行重新疏浚，设计分泄流量每秒55立方米。这只是一个起步。到了1956年，治理力度明显加大，挖河、筑堤共计206公里，设计行洪流量提升到每秒400立方米，河道防洪能力相比清末民初已经有质的变化。

1957年至1958年，新一轮治理展开，四女寺水利枢纽工程在这期间兴建。沿线修筑堤防，挖河、筑堤共完成土方约4121万立方米，设计行洪流量提高到每秒850立方米，校核流量每秒1230立方米，已经从原先的“辅助性减水沟”，变成了可以独当一面的主骨干行洪河道。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四女寺减河”被正式定名为“漳卫新河”。这一名称的确定，是在1968年漳卫河中下游扩大治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完成的。“新河”两字，既是对它工程状态的概括，也是对它在整个水系格局中角色变化的标记。

漳卫新河从四女寺枢纽的进洪闸起步，一路向东，流经德州、平原、陵县（今属德州市陵城区）、宁津、乐陵、庆云、无棣七县市，于无棣县海丰一带汇入渤海，全长244公里，其中还包括一支长约43.5公里的岔河。整条河的流域面积达3144平方公里，已经远非古代那条时有时无的减河可比。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提到的“岔河”，几乎可以看作“半条河”。它是在漳卫新河北侧，于1972年漳卫河中下游扩大治理时新开挖的，起点就在四女寺，终点在河北吴桥县大王铺一带，再次汇入漳卫新河，全长43.5公里。为何说它是“半条河”？因为它从本质上是新河的一条分支，承担的是分担洪水的任务，单算一条完整河流不太合适，却又足够重要。

这条岔河的设计行洪流量，达到每秒2000立方米。同一时期，四女寺减河也进行了扩挖筑堤，规划行洪流量定为每秒1500立方米。两条河合流之后，整体的行洪能力，较此前有明显提升。自此，四女寺减河、岔河以及二者合流后河道，被统称为“漳卫新河”。

开挖这条岔河，并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当时不得不做的选择。原先的漳卫新河，从四女寺枢纽到吴桥大王铺这一段，河道两侧地形受限，难以继续拓宽。尤其是四女寺已建成的泄洪闸，是按每秒1500立方米的泄量设计的，如果一味在原河道加大流量，闸门结构会难以承受。

在这种情况下，工程技术人员决定另辟“水路”：在北侧开岔河，一部分洪水通过北进洪闸分流入岔河，在德州城区附近绕一圈，再回到新河主道。这样一来，下游每段河道和相关建筑所承受的压力，都能更合理地分配。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既受制于地形，也体现了当时对水力学和工程安全的综合权衡。

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四女寺一带的水利体系，逐步从“单一减河”升级为“枢纽+新河+岔河”的组合。到了这个阶段，“四女寺水利枢纽”才真正具备了今天所说的“枢纽”含义。

四、卫运河与枢纽控制，三闸一船闸的水路棋局

说到这里，四女寺水利枢纽究竟处在怎样的水系节点上，逐渐清晰起来。上游是卫运河，下游一分为二，一路走漳卫新河，一路走南运河。再加上岔河，整个格局有点像一个三岔口，又多出一条旁路。

卫河和漳河，在河北省馆陶县徐万仓村交汇后，被统一称为“卫运河”。根据《馆陶县水利志》记载，“卫运河”这个名称，是1946年由冀南区卫运河河务局正式命名的。自徐万仓村起，卫运河向东北流淌约一百五十多公里，到达四女寺，与南运河、漳卫新河一带汇合。

卫运河这一段，正好是冀鲁两省东南部的界河，自西向东划出了一条自然的行政边界线，也把两省的防洪利益牢牢捆在一处。汛期上游来水，只要往下冲，四女寺就成了“必经之门”。

从官方资料看，四女寺枢纽工程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武城县与河北省故城县两省三县（区）交界处，是漳卫南运河中下游的主要控制工程。所谓“漳卫南运河”，其实指的是漳河、卫河与大运河南段关系密切的这一片复合水系。听起来有点绕，其实可以理解为：这是黄河北侧、京杭大运河北段与漳卫水系之间的一大联络点。

枢纽的主体结构，由三座控制水流的闸和一座船闸构成。三座控制闸各有分工：

南进洪闸，控制的是通往漳卫新河的水量。上游洪水沿卫运河下泄，到四女寺后，如果要把大部分水引向渤海方向分泄，就需要打开南进洪闸，让水进入漳卫新河及其岔河系统。

北进洪闸，是连通岔河的“阀门”。当漳卫新河主河道承压较大或局部水位偏高时，可以通过北进洪闸把一部分水分流入北侧岔河，让水经德州城区附近绕行，从吴桥大王铺一带再回到主河道。

南运河节制闸，则决定了有多少水可以进入南运河。南运河是大运河系统的一部分，下游最终指向天津，汇入海河，再入渤海。在不同时期，南运河既承担航运，又兼顾灌溉和一定程度的泄洪任务。四女寺节制闸的存在，使得上游卫运河、漳河来水，不至于毫无节制地灌入南运河，避免对下游河道和城镇构成威胁。

除了这三座闸，还有一座长约252.5米的船闸，钢筋混凝土结构，可以通过四百到一千吨级的船队。这个规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内河航运标准看，并不算小。设计者在考虑防洪、灌溉、分洪的同时，还保留了航运通道，寄希望于卫运河、南运河一线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通航能力。

如果换一种直观的说法：四女寺枢纽就像一个大型的“水路调度枢纽站”，有三个闸门负责把水往三个方向合理分配，还有一个“水上隧道”（船闸）留给船只通行。洪水来了，可以多往漳卫新河方向泻；枯水时，又能给南运河和部分灌区“留点水”。这一套组合拳，既服务于昔日的漕运，也照顾到沿岸农业生产和城市安全。

需要特别强调一点：在古代，四女寺一带的水利设施，主要是为保障漕运、为京师和天津方向防洪服务。到了新中国，黄河以北的大运河陆续断航，上游通航能力越来越弱，四女寺枢纽在功能上发生了明显转向，更偏重于防洪、排涝和灌溉输水。一条古老“九河”水系中的支流遗迹，通过几百年的工程演变，最终成为华北平原北部的一道“水上门闩”。

如今一到汛期，从太行山区东麓的暴雨，到卫河、漳河一道道传导下来，在河北、山东北部形成漫长的洪水通道。到了冀鲁交界这一段，四女寺枢纽承担的任务就非常明确：该泄往渤海的，通过漳卫新河分流出去；该控进南运河的，通过节制闸稳住；该分担入岔河、绕经德州的，再由北进洪闸调度。多一道闸，多一层缓冲，多一条岔河，多一条退路。

梳理下来，“四女寺水利枢纽是什么情况”这个问题，答案大致可以归结为三句话：地理上，它处在卫运河、漳卫新河、南运河交汇的关键节点；历史上，它继承了黄河“九河”之一鬲津河的旧道，又承接了明清减河工程的遗产；工程上，它以三闸一船闸为核心，承担冀鲁交界一带防洪、分洪、灌溉和潜在航运的多重功能。

这座曾因“四个女儿”传说而得名的小寺所在之地，最终成了一道关乎冀鲁两省、乃至京津安澜的水利锁钥，也算是中国古代水系演变与现代水利工程交织的一处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