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赵朴初写了首诗被人送到毛主席手里，主席看后拍手叫好

1963年冬天，北京的风格外硬朗。中南海里灯光通明，文件一摞摞送到案头，有一张却不太一样——纸张不大，行款古雅，是一首新近写成的长诗。送稿的人心里也有点打鼓：毛主席爱诗，这首讽刺意味极重的《尼哭尼》，不知道能不能入得法眼。几分钟后，屋里传出爽朗的笑声，掌声清脆：“这首写得好，有意思，有骨头。”

手握毛笔的赵朴初，当时已经是国内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和佛教界领袖，可在毛主席眼里，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真正懂诗、会用笔的人。这一刻，是多年积累沉淀后的水到渠成，而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一、乱世读书人，走上救亡路

赵朴初1907年生于安徽太湖一个书香门第。家族从清末起便与外事、学术打交道：先祖赵文楷出使琉球封王，父亲赵恩彤曾从严复治学，诗画俱佳。这样的家庭环境，很容易培养出一个安分守礼的“书房公子”，但时代不允许他只做读书人。

1920年代中期，年轻的赵朴初在东吴大学求学，成绩出众，思想却并不保守。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上海街头人潮汹涌，他混在队伍里，高举标语参加游行。事后被当局盯上，学校也有人劝他“收敛一点”，他只是淡淡一句：“这事，总得有人去做。”

有意思的是，他的救亡热情，并不止停留在空喊口号。为了给工人筹一点钱，他一拍脑袋，拉着同学吃了两周素，把省下来的伙食费拿去救济，还汇出三百元给上海总商会，用于全国募捐。这三百元，在账面上只是一个数字，对当时身处困境的工人来说，却是第一笔实实在在的支援。

1927年，他因病到舅舅家休养，不久加入佛教团体净业社做秘书。有人以为他从此会走向清修之路，但十年后爆发的淞沪会战，又把他推回风口浪尖。

二、战火中的“朴老”：难民、孤儿与新四军

1937年，淞沪会战硝烟四起，上海成了焦土。许多僧人原本只想敲钟念经，赵朴初却把他们拉出寺门，组建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往前线跑去救护伤员。在日机轰炸下，他和僧侣们背着担架穿街过巷，很多难民第一次见到一群身着袈裟的人在战火中奔走，多少有些恍惚。

炸弹落下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还有千千万万人的家。赵朴初看在眼里，心里有了主意——单救几个人远远不够，于是他带头设立难民所。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五十多处难民所陆续办起，收容了约五十万人次，大多是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其中不少是年轻力壮的青壮年。

有人问他：“这么多人，哪顾得过来？”他只是摇头：“能活一个是一个。”

就在这些难民中，他看到了另一个可能。1938年，新四军正式组建的消息传来，他意识到：抗日需要兵，需要干部，而难民里正有这样一批人。于是，他在难民中物色优秀的青壮年，连同收容所的进步干部，一批批送往新四军根据地。这些人后来分散在新四军各部，有的在战场上流血，有的战后成为新中国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骨干，这一点后来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1940年，他又和同仁创办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收留百余名战时孤儿。表面看，这是慈善机构，实际上，教养院还有一层隐秘功能——掩护地下工作者。遇到身份暴露、有危险的地下党人，赵朴初干脆把他们“安排”为教职工或工作人员，让他们在孤儿院里“隐身”，以避免追捕。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少新四军小战士被转移安置，有些就悄悄住进了这家孤儿院。到新中国成立时，经他收养、掩护过的小同志多达三千余人，不少人成长为共和国的建设者。这些数字看上去冷冰冰，却实实在在地撑起了无数条生命线。

与此同时，他还牵头筹办“大众出版社”，专门印行介绍中国共产党理论、近代革命史与进步思想的书籍。那时候，书印出来只是第一步，如何安全送到读者手里更难。赵朴初他们一方面通过进步书店公开发行，一方面借各类救亡团体秘密传递。书籍在上海弄堂间传阅，也把新的思想传入普通青年的生活。

这种活动很快引起租界巡捕房注意。被盯上后，他们不得不改变斗争方式，出版渠道更隐蔽，活动转入更深的地下。不得不说，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中，能把账本、孤儿、革命书刊三件事情同时兼顾，既需要勇气，也需要缜密心思。

三、走进中南海：从“国宝”到“诗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倒行逆施，内战阴云再起。赵朴初对其独裁统治非常反感，参与各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爱国活动，并与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为民主力量发声。这些行动，与中国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契合。

1949年，他以佛教界代表身份受邀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那时的北平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人民政协会议肩负着筹建新中国的使命。

会上，周恩来请代表们聚餐。赵朴初是终身素食者，但心知肚明：国家刚刚建立，百忙之中不可能为每一个人单独安排饮食，他已经暗暗决定这顿宴席“将就一下”。没想到，在会场门口签完名，一位工作人员迎了上来：“赵朴初先生，我们已经给您准备好了素菜，请您这边就坐。”这句不经意的话，让他心里一震——细致周到，并非口头说说。

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负责华东地区生产救灾工作，重点任务之一是安置约六十万城市游民。这些人身份复杂，有旧社会的苦力、失业工人，也有战争中被撂下的人。安置他们，不是简单发点粥米就完事，他主张“救急”与“教生”并重。衣食医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职业培训，让他们掌握技艺，有谋生之本。

一次内部汇报，有人问：“这些人安置好了，算谁的功？”周恩来笑着说：“这可是朴老的大功劳。”从那以后，“人才难得”“国家的宝贝”这样的评价，在中央领导层中逐渐固定下来。

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成为全民族的任务。上海成立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赵朴初号召信众捐款，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目标——捐献“中国佛教号”战机。有人担心信众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把布施用于“买飞机”。他耐心解释：“这是护国护民。”结果响应踊跃，足见他的号召力。

也在这个阶段，他开始承担更多对外文化交流任务，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之一。周恩来每逢会见来华访问的佛教界友人，常常点名让赵朴初陪同。一来是佛学功底深，沟通顺畅；二来是他学贯中西，谈吐从容，能代表中国宗教界的精神面貌。

有一次，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到场参加外事活动，周恩来顺势介绍：“朴老诗词很好，应当让他进作协。”场面一度有些热闹。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再见到他，竟还惦记这件事，开口就问：“作协的手续办了没有？”听说还没办，当场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把表拿来，我来做介绍人。”一句话，说出了对他文学修养的重视。

就这样，原本被视作“社会活动家”“佛教界领袖”的赵朴初，又多了一个正式身份——中国作协成员。这为后来的几首名动全国的时政诗，打下了背景。

四、“三尼”长诗：诗锋指向冷战风云

1963年11月，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全世界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对很多普通中国人而言，这是遥远国度的政局地震，但对长期关注国际风云的赵朴初来说，却触动了笔端。

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严重裂痕，中印边界冲突也在不久前爆发。印度总理尼赫鲁在领土问题上姿态强硬，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中印问题上偏袒印度。美国、苏联、印度三方在对华态度上，都难言友好。冷战格局下，“和平”成了被频繁消费的词。

在他看来，肯尼迪之死，赫鲁晓夫大概会表现得一片“同情”，毕竟两人都代表各自阵营的最高权力，又都自诩为“和平”的守护者。而更有意思的是，两个人的英文姓名中都带有一个“尼”音。这个细节，在一个诗人脑中，很自然成了构思的种子。

于是一首《尼哭尼》写成了。诗中用第一人称口吻讽刺性描绘：为你浓妆艳抹，为你赔折家财，为你“卖掉祖宗牌”，结果你一朝身亡，我比你还要哀痛，要带头默哀、下令膜拜。读者一看就明白，这是借“哭丧”嘲讽某些大国政客对美国的依附与追随。诗句里既有俚语，又带古典腔调，既押韵，又辛辣。

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看过这首诗，眼睛一亮，忍不住向赵朴初讨要原稿。没多久，诗稿便经人之手，送到了毛主席案头。毛主席阅毕，忍不住拍掌称妙。这种拍手，不只是因为押韵工整，更因为当时中苏论战激烈，一首寓意明晰、锋芒毕露，却又机智幽默的诗，格外合用。

几个月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64年去世。赵朴初顺势又写一首《尼又哭尼》，这一回，“哭”与“被哭”的两个“尼”，分别指向赫鲁晓夫和尼赫鲁。此前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赫鲁晓夫一味偏袒印度，如今尼赫鲁去世，赫鲁晓夫自然又要表现出“悲痛”，其中的“兔死狐悲”意味，不难把握。

随着时间推移，赫鲁晓夫自身的政治处境也急转直下。1964年晚些时候，他在党内斗争中被迫下台。苏共新领导虽有人事变化，对华路线却延续赫鲁晓夫时期的立场。而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赵朴初见状，再写第三首《尼自哭》，把“三尼”主题推向高潮。

这首诗开头，把“孤好比白帝城里的刘先帝”一语点出，借三国故事映照现实政治，暗含“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轮到哭自己”的意味。诗中用“蘑菇云”“红戈壁”等词语影射核试验和大国军备竞赛，同时讽刺那些把“指挥棒”握在手中，把自己的路线当作唯一真理的人。诗句中大量使用“俺算是休矣啊休矣”“没有我的我的主义”这一类带有口语味的表达，幽默之中带着冷峻。

这三首诗，在当时内部传阅很快，引起高层注意。196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华，双方关系处于微妙阶段。毛主席亲笔题写“某公自哭”四字，将这三首诗冠以此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实际上是一份颇具象征意味的“见面礼”。

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晚新闻节目中，由播音员赵忠祥分段朗诵这三首诗，连续播出几天。那段时间里，“尼哭尼”“尼又哭尼”“尼自哭”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赵朴初的名字，也随之被更多人记住。诗成了武器，却不失文采，这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非常少见。

有人曾问他：“写这种诗，会不会担心人家说太尖锐？”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他只是笑笑，说了一句：“心中有杆秤，笔下才有分寸。”

五、佛缘与国事：文化交流中的老成身影

在“三尼”长诗之外，赵朴初还有一条长期而低调的“战线”——以佛教文化为媒介的国际交流。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对华普遍实施外交孤立与封锁，一些国家甚至在舆论上进行抹黑。周恩来认为，可以通过宗教文化、民间友好往来打破僵局，这一点，赵朴初非常赞同。

1952年，他向日本佛教界赠送一尊药师佛像。看上去只是宗教礼物，后续却引发一连串变化。日本佛教界在此基础上，发起护送二战中在日本牺牲的中国劳工和烈士骨灰回国活动，佛教界人士亲自护送遗骨归国。对当时的中日关系来说，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一步，也打开了战后佛教界交往的序幕。

不久，日本佛教界发起“中日不战之誓”，公开宣示不敌视中国、努力推动恢复邦交、永不与中国发动战争。这样的誓言，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氛围中，颇为罕见。宗教界的声音，比官方外交辞令更柔软，却有时更打动人。

除了日本，他还多次率团访问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佛教国家，与当地僧团交流佛学、探访寺院、参加法会，通过面对面交流介绍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建设成就。许多外国僧侣原本对新中国的印象停留在偏见和想象，他用自己的见闻与讲解，一点点校正这些看法。对方听完常常感慨：“原来是这样。”

这些工作看似温和，却对破除外界误解、铺设国家间的情感通道，有着难以用数字衡量的作用。

与此同时，他始终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对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侨佛教界，他坚持以亲情、法谊为纽带，开展友好沟通。一旦遇到企图利用宗教、利用海外佛教界来制造“分裂论”的言行，他就会耐心解释，指出问题所在，强调民族大义。语气温和，立场却极为坚定。

六、一生账本清楚，留给自己最少

回看赵朴初的一生，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是“钱”。筹款，赈灾，办孤儿院，出版进步书籍，支援抗战、抗美援朝，再到改革开放前后的各类慈善事业，几乎每项工作都要与资金打交道。钱在他手里流来流去，既多又杂，却偏偏没有给人留下半点“糊涂账”的机会。

1953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重点之一就是查贪污、查浪费。按规定，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掌管救济款项的负责人，都要接受严格审查。赵朴初自然也在被审之列。上海方面、华东行政大区以及中央工作小组，分层对他的账目进行核查。

结论很干脆：账目清楚，没有一笔说不清的支出。周恩来听到汇报后，赞叹一句：“这是国家的宝贝。”与其说是在夸奖一个人，不如说是在肯定一种可贵的作风。

更难得的是，他并不以“清白”自居，而是把“节俭”当成日常生活中最自然的状态。之后几十年，即便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性佛教组织负责人等重要职务，他的生活始终朴素得近乎“寒碜”。

他把自己几十年所得的稿费、生活结余，以及后期获颁世界和平奖等奖金，加起来约两百五十多万元，陆续全部捐出用于慈善，重点支持教育、扶贫、救助项目。这些数字放在今天依然不小，更不用说在物价水平完全不同的当时。

对别人慷慨，对自己却算计到一针一线。他家中的家具，大都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桌椅老旧，漆皮斑驳。夫妻俩用的床，是由两张旧单人床拼在一起，中间缝隙用一块薄木板垫着。有人劝他换一张新床，他笑着摆手：“我睡习惯了，没必要折腾。”

秘书多次提醒：“您年纪大了，睡舒服一点，防摔。”他的答复总带着几分半真半假的轻松：“走路小心点就行，不用再让国家花钱。”

关于住房，他住的是普通居民区里的小四合院。胡同狭窄，车辆出入不便，院子地面高低不平，对老人并不友好。有关部门出于关心，多次提出按他应有的待遇帮他换房、或者至少整修一下院子。他态度很坚决：“我住得惯，别麻烦大家。”

警卫员的配备，他也婉拒。他认为工作再忙，也不过是“一个老知识分子”，不需要额外护卫。他的座车多年未换，车况一般，出行时有时颠簸得厉害，身边工作人员看着都替他捏一把汗，他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袜子磨破了，他让家里人仔细打补丁；旧衬衣领子发毛，也不舍得丢。一次，日本友人看到他那双磨损严重的皮鞋，有些吃惊，专门请人给他定制了一双新鞋。礼物送到，他很感动，却舍不得随意穿，只有出席重要活动时才会拿出来，平时仍然穿那双旧鞋。

这些细节，常被身边的人当成茶余饭后的故事讲起。有人半开玩笑问他：“您是舍不得花，还是怕别人说闲话？”据说他笑着回答：“习惯了，简简单单也挺好。”

从抗日烽火到冷战阴云，从难民营到中南海，从佛教寺院到国际会议厅，赵朴初始终在两个身份之间自如切换：一边是胸中有大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一边是手持念珠、讲求因果的修行者。笔墨在他手中，不是摆设，也不是装点门面，而是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

1963年的那首诗，只是他漫长人生中一个醒目的节点。能让毛主席在文件堆里拍手叫好，本身就说明，这位“国宝”式人物，不仅心地清明，思路清楚，笔锋也足够锐利。在那个风云翻涌的年代，这样的品格与才情，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