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进士授官各不同，名次与出身决定官职类型有哪几种？

乾隆十九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五四年，京城春意方盛，新科进士已经放榜数月。几名同年聚在一处酒楼，有人端杯打趣：“咱们这二甲三甲，将来谁能熬到三品？”一桌人一阵大笑，又都默默沉默下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进士固然是“天子门生”，可进士之中，也还要再分三六九等。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知道科举的辉煌，却并不太清楚：同样是进士，从一甲到三甲，从翰林到外放知县，命运究竟是怎么一步步分叉开的。明清两代的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不过到了清代，这套路数已经非常成熟，很适合拿来做一个整体的观察。

把视线从热闹的放榜那一刻往后挪几十年，会发现一个很扎眼的事实：出身相同、年龄相仿的一批人，被同一场殿试选中，却被制度分流成了四条截然不同的官场道路。新科进士一般授予什么官职，名次和出身又如何影响仕途，这里头门道不少。

一甲、二甲、三甲表面上只差一个名次，背后却是整个清代官僚体系的分层逻辑。简单说，新科进士的授官，大致可以被概括为四种类型：翰林出身走学官路线的，翰林出身但在六部院办事的，没进翰林却能留在部院的，以及直接外放到地方当知县的。每一条路，起点就已经写好了后半生的大概轮廓。

为了看得更清楚，不妨先从大家最熟悉的一甲说起，再顺着制度往下看，最后结合乾隆十九年那一科的具体人物，看一看这四种类型在现实当中是怎样展开的。

一、状元榜眼探花：名次最耀眼，起点却并非实权

科举殿试，皇帝亲自钦点，排在最前面的叫一甲三名，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人，是全国士子心里最高的那块牌子。清代沿袭明制，一甲三名按例全部授翰林院官职：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都是从七品、从六品的小京官，看起来品级并不算高。

别看官不大，含金量极高。一甲三名有一条特殊优待——不用参加后面的朝考，直接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詹事府那一圈核心文官的预备队。其他进士都得再挤一道独木桥，他们却已经提前锁定了“天子近臣”的资格。

不过，这个授官其实有点“象征意味”，更像是给一顶帽子。新科一甲也要照样进庶吉士馆，跟二甲、三甲中选出的庶吉士一起学习三年，等到所谓“散馆”之后，才能真正分配到具体岗位。也就是说，状元郎刚从殿试出来的时候，并没有立刻握到多少实权。

问题就来了：既然散馆之后大家一起重新分配，那一甲三名的优势是不是也就被抹平了？从清代一百多位状元的实际履历看，答案是否定的。一甲三名的名次光环和制度偏爱，贯穿在他们整个仕途中。

有人统计过，从顺治朝到宣统间，清代一百一十四名状元，有四十多人最后做到二品以上高官，四品以上的更是超过八十人。榜眼、探花稍次一些，官至四品以上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换句话说，一甲的平均官运，要明显高过普通进士。

还有一条隐性的差别，很少有人会特意提起：一甲出身者，极少被外放做地方知县。即便仕途不顺，多半也能在京城或各部院谋得一个主事、员外郎之类的职务，起点一般都在六品左右。这样一来，哪怕升官速度慢一点，位置也不算太低。

算到年龄上，一般进士中式时多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如果以二十五岁中状元，三十多岁当上四五品，到了四五十岁能进二品，这样的轨迹，在整个官僚系统里已经非常体面。不得不说，这就是名次带来的起跑优势。

不过，一甲也并非铁定飞黄腾达。有的人文名甚盛，却在翰林院里熬了一辈子，只在三四品徘徊。名次是一张好牌，怎么打，还要看本人性格、能力和际遇，只是大多数情况下，一甲三名确实高出别人一头。

二、朝考与庶吉士：名义都是进士，命运从这里开始分叉

一甲不用参加的朝考，是二甲、三甲进士必经的一道关。殿试排名定的是甲第和名次，朝考则是朝廷再选一遍“可造之才”，专门挑出可以送进翰林院、詹事府做庶吉士的人。

从整体情况看，二甲进士在朝考中更占便宜。原因很简单：殿试已经按卷面、文字、背景等综合因素排出了一道序列，二甲本身就比三甲更被看好。到了朝考，主考官心里往往有个尺度，同样水平的情况下，二甲更容易被选中，三甲多少带着一点“低一档”的心理印象。

但这也不是生死线，个别三甲进士照样能凭真本事挤进庶吉士之列。比如道光年间的曾国藩，就是三甲出身，却通过了朝考，被选为庶吉士，后来官至两江总督，成为晚清名臣。可这种情况，只能当作特例来看的。

朝考的结果，把新科进士划成了两大阵营：进翰林的，和没进翰林的。清代有一个流行说法——“非翰林不入内阁”。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却反映出一个普遍共识：想要走向中枢、谋求高位，翰林出身等于拿到了一张重要门票。

庶吉士三年期满散馆，又会再经过一次排序。成绩优等者，留在翰林院、詹事府，从检讨、编修做起，走的是纯粹的学官路线。这一条路，未来能做到翰林学士、内阁学士，甚至协办大学士、大学士，走到权力核心并非不可能。

成绩居中者，则多被派往六部等处担任主事、员外郎之类，属于行政文官，岗位更偏向实际事务办理。虽然这条路线理论上离内阁稍远，但因为熟悉部务，又有翰林院的金字招牌，升迁时往往比普通京官更被重视。

至于那批朝考未入翰林的二甲、三甲进士，大体只有两条路：一类被分到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当主事、员外郎，另一类则直接外放任知县，成为地方基层官员。按清代的实际情况看，不进翰林而仍留京任职的，仕途上限一般在四品或五品之间，很难再有更高突破；外放知县的，就更难往上走了。

由此，清代新科进士的授官和分流，可以清楚划分出四种典型类型：

一是翰林出身，留在翰林、詹事府走学官路线的；

二是翰林出身，但在部院掌实务的行政官；

三是未入翰林，却能在六部、各衙门任职的京官；

四是非翰林出身，外放地方当知县的基层官员。

这四种类型，在乾隆十九年那一科进士身上有着非常清晰的体现。

三、甲戌科四种出路：同年同榜，仕途高下泾渭分明

乾隆十九年甲戌科，是清代中期一科颇有代表性的会试、殿试。这一年共录取进士二百四十一人，其中二甲七十名，三甲一百六十八名，一甲照例三名。著名大文士纪晓岚就在这一科中榜，时年三十多岁，属于二甲第四名。

纪晓岚朝考中选，被点为庶吉士，三年期满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他走的，就是典型的“翰林出身、走学官路线”这一条。编修是从七品的小官，听上去不显眼，却是通向内阁的起步职位。

纪晓岚散馆后的前十来年，官场升迁其实并不算快。他先做编修，后来升左春坊左庶子，这个职位是四品，兼管翰林、国史等事务。到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七六八年，吏部按例要把他外放为都匀知府，这个调动已议准。

乾隆帝看了奏报，却改了主意。据史书所载，大意是认为纪晓岚长于学问，不宜做地方父母官，便加授四品衔，仍留京任左庶子，不让他外放。这一笔，还真能看出学官路线的特点：皇帝宁可压着一个合用的翰林在京里，也不轻易把他贬出核心圈子。

从中式进士算起，纪晓岚大约花了十四年时间，从七品编修升到四品庶子，这个速度在翰林院里说快不快，说慢也不算特别离谱。此后几十年，他先后主持四库馆修书事务，最后官至从一品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为朝廷文臣中的一线人物。

同科之中，走“翰林出身但在部院办事”路线的，也有代表人物。二甲第二十五名王士棻，就是很典型的一位。他朝考得第三等，散馆后被派往刑部任主事，从六品。这一类官员平日忙的是案卷、律例，与诗文讲学的翰林比，多了一份庶务琐碎，少了几分文坛名气。

王士棻在主事一职上足足熬了九年，到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京察考评为一等，才升为刑部员外郎。三年后，又升刑部郎中，正五品。听上去一路稳当，可惜在郎中位置上一待就是十五年，人到花甲，官帽还没动静。

乾隆四十九年，皇帝终于下旨，调王士棻为江苏按察使，三级大员，从二品的台谏之职。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王士棻在任上去世，此时他的官职为刑部侍郎，正二品。用一生时间从六品做到二品，步子不快，却算稳稳立足于部院高层。

同一科里，还有一类人没进翰林，却留在部院做事。三甲第九名李昌昱，就是“非翰林出身在部院任职”的典型案例。他中进士后，并未入庶吉士之列，而是直接分发到工部做事，历任主事、员外郎、郎中，转来转去，总在工部这一条线上打转。

从官阶上说，主事是从六品，员外郎是从五品，郎中是正五品。李昌昱凭着几十年的苦熬，到正五品已经是部门中层骨干，可再往上一步，就很难了。他前后在京城做了三十年官，到乾隆晚年才被外放临江知府，从四品，这是他仕途的最高点。

这种轨迹在非翰林出身的进士里非常常见：有朝廷功名，能留京办事，终身官阶在五品上下徘徊。如果性格稳重，不惹事，晚年外放一个知府，算是为一生仕途画上一个不算难看的句号。

另一条最辛苦的路线，就是那些“非翰林出身的外放知县”。同科三甲第四名任增，就是这样的命运。他中进士后，分发为南和知县，主管一县钱粮、刑狱、民事，直接与百姓打交道。知县是正七品，名义上叫“父母官”，现实中却是最忙、最难升的基层岗位。

史料对任增的评价不低，说他政绩不错，颇得民心。而每一次大计、考察过后，他也确实得到调动，只是从小县调到稍大的县，再从中县调到更重要一点的地方，品级却始终停留在正七品。几十年下来，他从没有跨入上一阶的知州、知府序列。

任增去世后，一样还是“南和知县”身份，他的同年纪晓岚为他撰写墓志，称他“意气豪爽，胸怀坦白”，酒后议论风生，光明磊落。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一种惋惜：同年同榜，纪晓岚已经是协办大学士，任增却一生困于知县的小小衙门。

从这一科的几个代表人物就可以看出那四种类型的差距。纪晓岚是翰林出身、走学官路线，最终迈入最高决策层；王士棻是翰林出身、在部院任职，循规蹈矩地爬到了侍郎；李昌昱是非翰林却留京办事，官至知府；任增则是非翰林、外放知县，一生不过七品。这四种路线，几乎把清代进士的主要命运类型，勾勒得一清二楚。

四、名次与出身：制度的框架之内，还有哪些微妙差别

说到这里，还差一个问题：一甲、二甲、三甲除了起点不同之外，在后续仕途中还有什么细微但关键的区别？以及，出身门第、个人性格对这四类分流，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在清代的官场文化中，一甲本身就带着一种天然的荣耀。状元、榜眼、探花身份写在履历上，本身就是一块招牌，见到皇帝奏对时，内阁、军机的诸大臣，对他们的眼光往往要多停留几分。对于赏识人才的皇帝来说，这种名次，就像一张有力的推荐信。

二甲中的前几名，有时也能获得类似的待遇，尤其是那些文名在民间流传甚广者。可是到了三甲，特别是靠后几名，名次的光环基本就已经消散，更多要靠个人后天经营。不得不说，这一层潜在的心理差别，在很多调任、擢升上，会悄悄发挥作用。

出身门第也是隐性变量。清代虽不再明文强调“出身”，但满汉身份、宗室勋戚关系、地方大族背景，都可能在关键节点推一把或压一把。比如一些出身书香门第的进士，家族中已有做过知府、布政使的前辈，上司在考量提拔时，会自然觉得“这人容易用得住”。相反，毫无门路的寒士，即便才学不差，要向上爬就更费力。

不过，从制度整体架构看，决定新科进士授官类型的根基，仍然是名次和朝考成绩。名次高，容易进入翰林，朝考优，又能在翰林内部继续排在前头，学官路线、部院路线、外放路线等几条分支，由此依次展开。每一层考试，既是选拔，也是筛落。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仕途不甚顺利的进士，也很少完全跌出官场系统。一个终身知县，放在整个帝国的视野下，或许显得渺小，但在一县之内，他仍然是最高行政长官，主握吏、户、刑、礼诸权。这一点，从任增这样的例子里能看得很清楚：既没有惊涛骇浪，也称不上沉沦无闻，更多是一种稳定但有限的存在。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四类进士的官职安排，背后隐含的是朝廷对人才的分类使用：最出众的一层，集中在皇帝身边和中枢机构，参与典章制度、史书修纂；次一层，在六部等处经办实务；再下一层，则担起地方基层治理。进士身份，是进入这个系统的通行证，而名次和出身，则决定了能被安排到哪一块位置上。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设计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带着浓厚的时代局限。科举以经义、制艺衡量士子的才学，却很难准确预判一个人治理地方、处理刑狱、协调上下的实际能力。所以才会出现有人诗文一流，做知县却手忙脚乱；也有人只是三甲末尾，却在地方治理上颇有手段。

不过，清代两百多年间，大体就是沿着这套路数运行下去。新科进士走出贡院的那一刻，名次已经写定，出身也无法改变，朝考与否、翰林与否，便成了他们仕途的第一道分水岭。之后是几十年的岁月，有人拾级而上，有人在原地打转，有人悄然退场，局面千差万别，而起点的那几行文字，却始终刻在档案上，不会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