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遗诏叮嘱乾隆照顾五人，最终只有两人命运较为圆满

雍正十一年冬天的紫禁城，其实并不平静。

表面上是国丧在即、朝野肃然，深宫之中，却已经在悄悄安排接下来的天下格局。那一年，年近六旬的雍正帝，身体每况愈下，却仍然坚持亲笔修订一份极为关键的文件——这就是后来记载在《世宗宪皇帝实录》中的那道遗诏草稿。

有意思的是，这道遗诏里，并没有什么惊天逆转，也没有推翻既定继承人之类的戏剧性转折。雍正早就决定由弘历继位，真正值得玩味的，是他在遗诏中点了五个名字，明确叮嘱让乾隆“予以照顾”。这五个人，看似出身、经历各不相同，却共同参与了从康熙末年，到雍正朝，再到乾隆初年的权力交接与皇权重塑。

这五位分别是：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还有两位权倾朝野的重臣——张廷玉与鄂尔泰。雍正对他们逐一评价、反复叮咛，几乎可以看作是给乾隆拟好的一份“用人清单”。

不过，列表容易，执行却难。乾隆登基后，这五个人并没有都走向同样的结局。几十年下来，真正能说得上“结局不错”的，只有两人，其余三位或受冷落，或遭羞辱，甚至被政治气候所牵连。追着这条线索往回看，既能看出雍正对局势的判断，也能看出乾隆在逐步巩固皇权过程中的取舍与心思。

要把这五个人的命运看清楚，得先从那道遗诏说起。

一、遗诏中的五个名字：皇权交接后的“保护名单”

按照《世宗宪皇帝实录》的记载，那道遗诏大致分成四部分：政绩自述、传位安排、后事政务交代，以及对几位宗室与重臣的详尽评价。真正牵动后世议论的，就是第四部分。

雍正对弘历说得很直白：与和亲王弘昼“同气至亲，实为一体”，必须“诚心友爱”；对宗室诸王要亲近，对贤臣重臣要善加保全。紧接着，他逐一点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以及张廷玉、鄂尔泰，既说优点，也点出弱处，最后还破例提出，将张、鄂二人配享太庙，算是给了极高的政治荣誉。

从这个角度看，这道遗诏其实更像一份政治托孤文书。雍正明白，乾隆继位之初根基有限，需要有宗室长辈与老成宰辅做靠山，又不能让这些靠山变成阻碍，所以提前划好边界，既抬举，又约束。

乾隆登基之后，表面上确实严格执行了遗诏精神。弘昼、允禄、允礼，都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参与重大政务；张廷玉、鄂尔泰更是继续掌握军机、总揽中枢。乾隆对弟弟弘昼另眼相看，让他掌管内务府财权，可见信任。

只是，帝王之心不可能固定不变。随着乾隆个人威望的提高，政治路线渐渐清晰，这五个人和他的距离，也慢慢拉开了。

二、宗室三王：有人躲在酒杯后，有人被卷进风波

这五人里，三位是宗室，血缘天然亲近。这三人命运的差别，恰好能看出乾隆对“亲”与“权”的取舍。

（一）不争皇位的和亲王弘昼

说到弘昼，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活人出丧”、“荒唐王爷”之类的评价。其实在雍正年间，他的名声就已经不小，有点特立独行，既不刻意讨好，也不愿涉足权力中枢。与其说他放浪，不如说他刻意躲开政治核心，保持安全距离。

雍正十一年，弘昼被封为和亲王。这项封赏本身，就说明雍正看重他，也看重他对皇位“不动心”的态度。对于皇子群体来说，能对最高权力真正无欲无求，很不容易。雍正心里清楚，有这样一个弟弟，将来对乾隆是有利而无弊的。

乾隆即位以后，对这位亲弟弟确实极为宽厚。赏赐不断，待遇优渥，几乎到了宠溺的程度。弘昼仗着这层关系，行事就更加放纵，骄横甚至有些荒诞。有一次朝会上，他竟当着群臣的面殴打大臣讷亲，弄得乾隆非常难堪。按理说，这种行为换成别的王公，早就被重罚乃至圈禁。

但乾隆的最高处分，也不过是罚俸三年，几乎可以说是象征性惩戒。可见在乾隆眼里，弘昼不是政治对手，而是一个麻烦亲戚，却是可控的麻烦。

弘昼留下的《金樽吟》中，有一句“世事无常耽金樽”，还有“人生难得一知己”，将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写得很透。后世有学者认为，这是他的“保命诗”，用轻浮表面，掩饰内心的不争之志。就结果看，这种选择确实保全了自己。乾隆三十五年，弘昼病逝，获谥“恭”，算得体面而终。

不争权，躲在酒杯后，反倒成了他的护身符。不得不说，这是宗室子弟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一种生存智慧。

（二）既得爵位又失权势的庄亲王允禄

和弘昼的“滑不溜秋”不同，允禄的出身和早期经历，要复杂得多。他是康熙第十六子。康熙晚年九子夺嫡，诸皇子争得你死我活，允禄却刻意保持距离，没有卷进核心风波，这一点后来救了他。

雍正登基后，对那些曾经支持胤礽或反对过自己的兄弟很不客气，多有削夺与打击。唯独对允禄，态度相对温和。雍正元年，原庄亲王博果铎去世无子，朝廷便让允禄过继给博果铎，承袭庄亲王爵位。从此，他名义上是庄亲王后嗣，实际上却是雍正刻意扶持的一个“干净宗室”。

不过，这份“干净”也有代价。雍正朝，允禄虽然位高，却权不重，多担任八旗都统等职务，可见雍正并不准备让宗室过多干涉中枢政务。等到乾隆上台，局面有了一点变化。

乾隆初年，允禄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兼管工部事务，还食亲王双俸，在一众顾命大臣中，排列靠前，甚至在允礼、张廷玉、鄂尔泰之前。这是对他辈分、身份的尊重，也旨在安抚年长宗室。

然而权力一旦真正集中到皇帝手里，对宗室的依赖就必然下降。雍正丧期结束后，乾隆对军机处进行改革，规定宗室王公不得入军机处办公，这条规矩对后代影响极大。表面看，这只是制度调整，并未针对某个人，但现时受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允禄等宗室重臣。

权力被实质性削弱，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史料中可见，允禄后来与前太子胤礽之子弘皙等人有诡秘往来，被认为可能存在不满情绪。这在一个新皇帝眼中，绝不是小事。

乾隆四年，允禄被罚停双俸、罢都统职。这位曾经位尊一时的庄亲王，从此势头急转直下，一直郁郁，直到乾隆三十二年去世，都没有重新进入权力核心。对照雍正遗诏中“醇良和平，谨慎但少有担当”的评价，他的问题就在这里：一旦权力被削，就容易心生怨气，又缺乏稳住局面的能力，只能在缝隙中慢慢退场。

（三）短命的“好结局”——果亲王允礼

在许多研究康熙与雍正朝皇子命运的学者心中，允礼算是少数结局比较圆满的人物之一。如果只看他的一生轨迹，这种评价并不过分。

允礼在康熙晚年，并不参与夺嫡，反而沉迷山水，游学四方。他工书法、善诗词，对藏传佛教典籍也有深入研究，还参与选编刻印《古文约选》，与方苞、沈德潜这些文坛名家都有交往。一个皇子能如此把精力投向文化学术领域，本身就说明他对权力的态度比较疏离。

雍正继位后，对允礼评价颇高，说他“实心报国，尽心竭力，操守清廉”，并于雍正元年封王，六年晋封果亲王。到了雍正晚期，允礼已经是很受信任的一位宗室重臣。

雍正去世后，遗诏指名让他为顾命大臣，在几位王公中，排列在允禄之后。乾隆即位，对这位叔叔也十分尊重，赐免跪拜之礼，这在等级森严的清朝宫廷里，是相当高的礼遇。

不过，允礼的“好结局”有一个前提——他死得早。乾隆三年，允礼去世，享年不高。因为没有亲生儿子，乾隆把自己的幼子弘曕过继给他，承袭果亲王爵位。只从表面看，允礼的一生没有经历后期政治清算，没有晚节不保，确实算是圆满。

但这多半是寿数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环境突然变好了。若他晚活二十年，是否还能一帆风顺，很难保证。

三、张廷玉与鄂尔泰：太庙承诺与顾命大臣的代价

如果说宗室三王是乾隆巩固亲情基础的对象，那么张廷玉和鄂尔泰，就是乾隆初年必须依靠的“左右手”。雍正之所以在遗诏中对两人用词极重，甚至破例承诺太庙配享，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乾隆巩固政权铺路。

（一）一文一武，一汉一满

张廷玉出身汉军旗世家，其父张英在康熙朝就是著名重臣，他本人更是在康熙、雍正两朝历练多年，参与编修《圣祖仁皇帝实录》，深得雍正信任。雍正的上谕多由他起草，措辞精到，能准确传达皇帝意图，这一点在遗诏中也被点名表扬。

鄂尔泰则是旗人重臣，出身满洲贵族。雍正朝，他镇抚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既安民，又整饬地方官吏，有明显战功与政绩，难怪雍正评价他是“不世出之名臣”。

乾隆刚刚登基时，宗室因规矩不能入军机处，张廷玉与鄂尔泰等中枢大臣，便掌握了实际行政大权，可以说是朝廷运转的中流砥柱。一个汉臣，一个满臣，一文一武，再加上顾命大臣的身份，对乾隆早期政治格局影响极大。

（二）“鄂党”与“张党”：不合从前朝延续到新君

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很有能力，也都很有主见。雍正在位时，张、鄂之间就时有分歧，但在雍正强势压制之下，争执尚在可控范围内。等到乾隆登基，雍正不在，彼此之间多年积累的不合，就逐渐浮出水面。

朝堂上，满臣多附鄂尔泰，汉臣多依张廷玉，慢慢形成“鄂党”、“张党”的分化。顾命大臣原本是用来辅佐新君的，但一旦内部出现派系斗争，新君要站在哪一边，就成了绕不过去的问题。

乾隆初年对两人仍然倚重，毕竟这些元老不仅资历深，还牵扯庞大的官僚网络。可是站在皇帝立场，任何形成“党”的趋势，迟早要被遏制。尤其是等到乾隆自觉驾驭朝局已有余力时，那些过于显眼的“前朝印记”，自然会逐渐变成负担。

（三）鄂尔泰的“死得其时”

鄂尔泰在乾隆元年后不久，身体每况愈下，终在乾隆七年前后病逝。因为他死得相对较早，免去了后半生可能面临的权力清算，多数史家认为他是“死得其时”。

哪怕如此，他的政治影响仍被继续清理。随着“鄂党”势力在乾隆中期遭到打压，鄂尔泰本人的名誉也受到牵连，被从贤良祠中撤出。这已经是对其象征性地“矫正评价”。

试想一下，如果鄂尔泰一直活到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乾隆权威完全巩固，他这位“先朝重臣”、“满臣领袖”的身份，很可能会变成一种隐形威胁，是否会像张廷玉那样晚节不佳，很难说。雍正遗诏中关于“可保其始终不渝”和太庙配享的承诺，也未必能完整兑现。

这也说明，遗诏再慎重，也挡不住后期政治逻辑的推动。

（四）张廷玉：从太庙之荣到晚年的尴尬

张廷玉是这五人中，命运起伏最戏剧化的一位。雍正对他的信任几乎到了顶点，承诺将来配享太庙，在清代汉臣中，这样的待遇极为罕见。乾隆继位之初，也确实照着这条路走。

不过，张廷玉身上的标签太多：三朝元老、汉臣代表、顾命重臣、军机要员……这些标签，在乾隆早年是支撑，但到了中期，逐渐变成遮挡。一个在朝时间太久、影响力太大的老人，对追求权力绝对掌控的皇帝来说，是个永远在视线里的“影子”。

晚年的张廷玉，性情也有变化。年老体衰，又担心功高震主，说话做事难免更斤斤计较。与乾隆之间的摩擦，就一点点积累起来。

史载，乾隆曾在朝上冷冷地对他说：“卿身后入太庙之事，系先帝之命，我自然不会改变。但卿若再以此自矜，便有负先帝所托。”这一段对话，多少有些针锋相对的意味。张廷玉心知不妙，却已难以挽回印象。

最后，张廷玉虽然保住了太庙配享之荣，却在有生之年屡遭冷遇，甚至被削夺部分礼遇。去世前后，乾隆对他的评价远不如雍正那样热烈。他个人的失当固然有，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完成从“雍正之子”向“独立君主”的转变后，这位曾经代表“雍正权威”的老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被倚重。

从结果看，张廷玉的结局并不算悲惨，却带着一种明显的尴尬：名位在，感情无，承诺履行，但过程很不体面。

四、谁是真正的“结局不错”：皇帝需要的，始终是安全感

将这五个人放在同一个坐标系里，比较他们的结局，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雍正遗诏中的“照顾”，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能有好下场”。真正影响他们命运的，是乾隆在不同时期对权力安全感的变化。

和亲王弘昼，靠的是彻底不问政事，对皇位没有一丝一毫的威胁，哪怕在行为上荒唐无度，也不过被视作一个“惹事弟弟”。这种“无害”，对皇帝来说最重要，所以他算是彻底善终的一位。

果亲王允礼，靠的是短命。性情温和、行事谨慎，再加上早逝，没来得及卷入后期政治清算，也就保住了“贤王”的名声。他的“结局不错”，更像命运给出的巧妙安排。

庄亲王允禄，本来有条件走向好结局，却没能守住那条线。在失去部分权力之后，不甘心、不服气，开始与敏感人物往来，这在任何一位新君眼中都属于警讯。乾隆对他的处罚并不极端，更多是一种警告，但从此他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鄂尔泰，被时代抬起，又被时代的惯性轻轻推开。死得早，免去面见真正风暴；死后依然难逃清算余波。这种结局，半好半坏。

张廷玉，则承受了一个汉臣在满清权力结构中能达到的最高峰和最明显的防备。他从雍正的“心腹”变成乾隆眼中的“障碍”，本身就是权力更替中常见的轨迹。太庙配享兑现了，但晚年种种羞辱，让后人评价他的命运时，总难用“圆满”二字。

回过头去看雍正那道遗诏，不难发现，他对这五个人的评价很准确，也确实为乾隆留下了相对稳妥的班底。然而，皇帝的世界里，没有永恒“安全”的臣子，只有阶段性需要的角色。雍正能保证的是起点，保证不了终点。

从康熙末年的夺嫡纷争，到雍正时期铁腕整饬，再到乾隆前期借重老成、中期全面集权，这五个人的沉浮，其实就像放在案头的一面镜子，映出清王朝在盛世表象之下的权力运行逻辑：亲情可以被利用，承诺可以被调整，唯一不变的，是皇权需要被牢牢握在一个人手里。

在这样的格局里，真正“结局不错”的，不过两类人：一种，是像弘昼那样主动远离权力核心的人；另一种，是像允礼那样在大洗牌到来之前已经离场的人。剩下的人，不论当初如何被寄予厚望，只要还留在牌桌上，就难免被时代一点点推向各自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