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陈锡联缴获金砖，用几块垫床，剩下的竟然扔进茅坑？

1933年深秋，川东一带阴雨连绵，驻在达州城外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很多人连像样的棉被都没有。潮气一夜一夜往身上钻，有战士打趣：“睡一觉，半边身子像泡了水。”就在这样捉襟见肘的日子里，却偏偏有人用几块“砖头”把床脚垫得稳稳当当，还嫌剩下的太占地方，顺手扔进了茅坑。

说这话的人不是普通士兵，而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政委陈锡联。那一年，他才十八岁。

很多年后，有老部下跟他提起这段往事，他笑得直摆手：“那阵子见过的金属，除了枪栓就是饭勺，谁会想到那是金子？”

陈锡联身上这桩“笑话”，其实藏着一整代红军将领的出身和心气，也折射出红军财政、纪律和作风的一段独特历史。

一、穷苦娃出身的“团政委”

陈锡联1915年出生在湖北红安。那地方在清末民初就穷得出名，地薄人多，靠天吃饭，一年到头冒得几个钱。当地人后来有句话传得很广：红安“九头鸟，十将军，三个师长一个毛主席”，说得既夸张，又真切，穷人多，造反的人也多。

陈锡联家境不好，从小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饿肚子是常事，赶集能见到几把银元就算稀罕。至于金子，别说金砖，金戒指都难得见上一回。

红安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工农武装活动的重点地区。1929年，十四岁的陈锡联参加红军，当时叫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基层指挥员。

到1933年，年仅十八岁的陈锡联，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政委。这一年，红四方面军正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川陕，局势紧张，战斗频繁，部队一方面在枪林弹雨中站稳脚跟，一方面又要在陌生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粮食紧缺、弹药紧缺、药品紧缺，连睡觉的床板都晃晃悠悠。这种艰苦环境下，一个团政委的生活条件，跟普通战士其实差不太多，有时甚至更差。

也正是这一年的秋天，那堆金砖，出现在他眼前。

二、拿金砖垫床的“土政委”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人指挥下，向四川达州发动攻击。当时驻守达州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兼四川“剿共”军第六路总指挥刘存厚。这人盘踞达州近十年，与当地豪绅官僚勾结，搜刮民脂民膏，在民间名声极差。

红军进攻达州时，气势很猛。一边是久经战阵的红军主力，一边是士气低迷的地方军队。刘存厚见大势不妙，很快带亲信仓皇出逃。城区守军溃散后，红军在短时间内便控制了达州城。

战斗一停，部队开始清点缴获物资。红军打仗那会儿，缴获不只是战利品，更是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一支步枪、一只子弹、一袋大米，都要认真登记，统筹分配。

红军战士在清查刘存厚的仓库时，被眼前一幕吓了一跳：仓库里整整齐齐摆着箱匣，打开后，白花花的银元堆成小山，旁边还码着一块块黄灿灿的“砖头”。在一般农家出身的战士眼里，白银他们还能认出，黄澄澄的方块却有点陌生。

有人小声嘀咕：“这黄砖头，是不是铜块抛光的？”也有人猜：“会不会是洋人用的什么怪东西？”大家一时间谁也拿不准主意，只能先登记、看管，等上级来处理。

没多久，身穿旧军装的陈锡联走进仓库。他当时已经是团政委，对物资清点负有直接责任。

战士向他报告大致情况后，他看了一圈，指着一处地方说：“这些白银都记好，归公上交，留给军委统一分配。那边那些黄不拉几的块块，看着挺结实，是不是铜块？也都搬走，送到我那间屋里，我有用。”

在旁人耳朵里，这话听着有几分“土豪味”，尤其是“搬到我房里”这句话，容易让人浮想联翩。但放在当时环境里，情况完全不同。

红军纪律极严，缴获归公，是写进条令里的死规矩。陈锡联又是团政委，职务摆在那里。如果真想私吞金子，不可能如此明目张胆地让人整箱整箱抬到自己屋里，那不是自找麻烦么？更何况，他连“那是什么”都没弄明白，只当是普通金属块。

陈锡联的屋子就在驻地的一角，一张破床、一张桌子、几件行李。那张床用的是粗木条搭的简易床架，有一条床脚多年没修整，睡一动就咯吱作响，整个床面晃得厉害。到了秋冬，躺在上面就连带着被窝一起摇，夜里经常被颠醒。

他看到那几块“黄铜块”，眼前一亮：硬、平、沉，用来垫床脚再合适不过。

几个战士弯腰弓背，把那堆“砖头”抬进来。陈锡联挑出几块，用布擦了擦灰，塞到床脚下，试了试，床稳了。他点点头，很满意：“行，就这几块，剩下的堆那边。”

等床收拾好，他再回头一看，屋角那一摞“砖块”显得又占地又扎眼。这些东西不轻，放在屋里也用不上，还得担心碰脚，简直是累赘。

想了想，他冲身边战士摆手：“用不着的，就处理掉吧。”附近就是一个大茅坑，他干脆让人把余下的“铜块”往那边一扔。几块、十几块，陆陆续续落进茅坑，溅起污水，一层层被粪泥覆盖。

这一幕，要是让刘存厚看见，只怕能活活气晕。

三、一块金砖，够全军吃上一阵

等到第二天，红三十军后勤部主任、财政委员会主席郑义斋，按规矩来各部队核查缴获情况。郑义斋是搞财政出身，对金银之物非常敏感，眼力也准。

走到陈锡联住处，他刚踏进门，目光一瞥床脚，整个人愣了一下。那一角露出的金属块，色泽沉黄，棱角分明，不是铜，不是黄铁，而是熬炼过的金子。

他上前弯腰，伸手抽出一块，看了足足半晌，才抬起头，眼神有些复杂：“陈政委，你现在可真是阔气啊。”

陈锡联正在整理文件，顺口问了一句：“怎么就阔气了？不就是一点‘铜块’嘛。”

郑义斋脸上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握着那块金砖，说得很慢：“这是金子。一块就够全军吃上一阵，你拿来垫床脚，还有什么比这更阔气？”

屋里一时安静得出奇。

陈锡联愣住了，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声音都有点变调：“这是金子？你别跟我开玩笑！”

“不开玩笑。”郑义斋把金砖放在桌上，让他摸，“你看它的分量、颜色、打磨痕迹，哪一点像铜？”

陈锡联抓起金砖，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这才意识到，前一天自己随手扔进茅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简单问明情况后，郑义斋心里有数。了解陈锡联的人都知道，他为人直率，平日生活俭朴，没什么心眼，再加上当时现场那么多人看着，如果真有私心，这样干法简直是自投罗网。再看他憨厚又懊恼的表情，也确实不像装出来的。

“算了，”郑义斋叹了口气，“误会归误会，先把东西找回来要紧，能捞出多少是多少。”

说干就干。

陈锡联马上召集战士，把情况竹筒倒豆子一样讲清楚，让大家帮忙去茅坑里打捞。他自己也站在一旁，脸上挂不住，心里更是直打鼓：一块金砖能顶多少军粮，他心里不是没数，只是昨天压根没想到。

战士们听了，先是笑成一片，又觉得这事有点尴尬。一位老兵打趣：“政委，这可是真金子啊，扔茅坑里，浪费得慌。”陈锡联苦着脸回了一句：“知道浪费，你们昨天咋也没认出来。”

没办法，找就得找。

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裹了布条，轮流跳进茅坑，拿着长柄木棍在里面一点点捅、一点点翻。味道就不用多说了，熏得人眼泪直流，旁边几个在上面帮忙拎绳子的，也被熏得直皱眉。

过了好一阵，总算捞出不少金块，有的边角沾满污物，有的已经滑入更深处，很难再找到了。战士们用清水反复冲洗，再擦干净，集中装进箱子，按数目登记后，交给军部统一管理。

损失肯定是有的，但大头总算保住。陈锡联站在一边，心里别提多郁闷，嘴里却还得硬撑两句：“以后再看到这种‘黄砖头’，谁也别急着垫床。”

这件小插曲传得很快，部队里的人都知道团政委“把金子当铜块”的故事。有意思的是，大家并没有因此怀疑他的人品，反而觉得这个政委够实在，真是从穷苦农家出来，对金银之物压根不敏感。

钱，对红军来说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么用钱。

四、从茅坑里的金砖，到二野兵团司令

那几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一带转战，物资紧张程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粮食、布匹、药品都要精打细算，缴获的金银不是拿来享受，而是送到上级机关，集中兑换成军需物资，或者埋藏在安全地点，留作机动经费。

金砖能换几顿饭？这在当时是很现实的问题。有人算过账，一块金砖如果按那时的银价折合，足以支撑一支部队一段时间的口粮。难怪郑义斋会说：“一块就够全军吃上一阵。”

陈锡联把金砖当“铜块”，看着像笑话，背后却是一代红军指战员的真实生活状态。他们多半出身贫苦农民，对金银财货的概念，远不如对枪、粮、盐这些东西来得直观。

对于敌人搜刮来的财富，红军有明确的纪律：一律充公，由组织统一分配，严禁私分。违者按军法惩处。这种严格的纪律，是长征前后红军能够立得住脚的一个基础。

金砖事件之后，陈锡联仍旧带着部队，在川陕根据地转战，历经大小战斗无数。长征时期，他随红四方面军北上川西草地、南下川康，几度生死。战火之中，人命如纸，物资更显珍贵，那次“金砖垫床”的教训，他心里记得清清楚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陈锡联调往华中战场，先后在鄂豫皖、豫西等地活动，担任师、旅级指挥职务。到了抗战中后期，他已是一名成熟的中级将领。

解放战争时期，他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时年三十出头。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下，二野纵横大西南，参与豫西、渡江、西南等战役，为全国解放立下赫赫战功。一个当年用金砖垫床的“团政委”，一路打成了正兵团级的高级指挥员，这个跨度，不得不说惊人。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根据战功、资历和职务，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那一年，他四十岁。在授衔上将的五十七名将领里，他的年龄属于偏小的一批。

后来，他历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1970年代后期，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参与国家重大工作。无论是指挥百万大军，还是处理复杂事务，他身上那股从农家孩子带出来的踏实劲儿，始终没变。

年纪渐长，战火渐远，有时老战士聚在一起闲聊，总有人提起当年那堆“飞进茅坑”的金砖。有人问他：“要是当时知道是金子，会怎么办？”陈锡联笑着摆手：“知道又怎么样？该交公还是交公，最多先借两块来垫床，记个账，回头再补。”

这一句半玩笑的话，其实把他的态度说得很明白：金子值钱，但在红军将领心里，决定命运的不是那几块金砖，而是纪律，是战事，是身后的千千万万战士和老百姓。

五、钱与人的分量

回头看这桩旧事，有人觉得好笑，有人觉得可惜，还有人感慨：“那时候的人，真是把金钱当粪土。”话说得直白，却也贴切。

在战乱年代，金银当然是“硬通货”。无论在四川、陕西，还是在后来的延安、晋冀鲁豫，都有用金银兑换粮食、药品、军火的具体记载。每一块金砖背后，也都对应着许多老百姓被搜刮来的血汗。

但对于像陈锡联这一代红军指挥员来说，他们更习惯用另一个秤砣来衡量价值。枪多一支，打仗有底气；子弹多一发，战士多一分活命希望；粮食多一袋，行军能多走几十里。至于那块亮闪闪的东西，是金，是银，是铜，其实没那么要紧，用得上就好，用不上就是废物。

有意思的是，恰恰因为他们不被金银诱惑，反而能把缴获来的财富真正用在刀刃上。金砖不会自己变成粮食，必须经过严格的管理、兑换、运输，才能变成前线战士碗里的那一瓢米、一口汤。

从红安穷苦娃，到红军团政委，到二野兵团司令，再到共和国上将，陈锡联的一生跨越了几个时代。他身上那段用金砖垫床、把金砖扔进茅坑的经历，看似荒唐，却很直白地说明了一点：金钱的价值，不在于它多闪耀，而在于握在什么人手里，用在什么地方。

当年那几块从茅坑里捞出来的金砖，早就被熔化、兑换，不知化作多少袋军粮、多少卷布匹，也不知支撑了哪一场急需物资的战斗。它们的形状在历史中消失了，但那种对金钱“看得透、用得准、不乱拿”的态度，却在许多红军将领身上，一直延续了下去。

金子终归是死物，人却能决定它的去向。这一点，在1933年的达州，在那张被金砖垫稳的简易木床旁，表现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