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是普通公民，在以色列却成“贱民”：犹太种姓下的中国犹太人

犹太人族群里，竟也存在“婆罗门”阶层！

你绝对难以想象：以色列内部的族群等级金字塔，究竟能夸张到何种地步？

在以色列境内，存在一个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高等族群——堪称犹太人中“婆罗门”的群体：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阿什肯纳兹”这一称谓，最早溯源至圣经中的人物亚实基拿，他是诺亚众多子嗣之一，同时也是歌篾的长子。

中世纪早期，该词汇被用来指代生活在欧洲地区的犹太人群体。

那时没人能预料到，这个仅有数万人规模的小众族群，会在五个世纪之后，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关键力量。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欧洲犹太人。

像我们熟知的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知名人物，均出身于这一族群。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至今，国家核心权力始终未曾脱离欧洲犹太人的掌控，工党、利库德集团等主要政党，本质上都是欧洲犹太人主导的政党，他们稳稳盘踞在以色列族群等级金字塔的顶端，是名副其实的以色列“婆罗门”。

以色列族群等级的第二层，是地中海犹太人。这部分群体是犹太大起义后，首批流散至欧洲的犹太人分支，但13世纪之后，他们曾长期充当奥斯曼帝国的“财富管家”。

也正因为这层特殊身份，1492年，西班牙的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一世与费尔南多二世，颁布了《阿罕布拉法令》，将境内所有地中海犹太人尽数驱逐出西班牙。

地中海犹太人早已和欧洲地区没了多少关联，在犹太复国运动中也没立下什么功劳，可为何欧洲犹太人仍将他们划为第二等级的“刹帝利”族群呢？

归根结底，还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

在以色列，地中海犹太人口数为140万，在族群人口排行中位列第三；而人口规模最大的族群并非欧洲犹太人，而是拥有323万人口的东方犹太人，其数量远超欧洲犹太人的280万。

地中海犹太人之所以能位居第二等级，完全是因为顶层的欧洲犹太人，需要借助他们来制衡人口占优的东方犹太人。

对此，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曾直言不讳地表示：

“我们绝不能让以色列走向阿拉伯化。”

东方犹太人的命运，几乎与阿拉伯世界紧密捆绑在一起。

该族群的两大核心聚居地为巴格达与开罗，族群内通用阿拉伯语，其先辈曾是哈里发王朝的御用商人。

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他们掌控着中东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命脉，财富实力堪比一国，可在犹太复国运动中，这一族群却全程缺席。

也正因如此，欧洲犹太人打心底里就不待见东方犹太人。

2018年，以色列不顾东方犹太人的强烈反对，直接废除了阿拉伯语的官方语言地位；甚至还曾要求东方犹太移民必须“掌握熟练的生产技能”，反观对欧洲犹太移民则是无条件接纳，这般双标行径可谓赤裸裸。

可这还不算完！

等级壁垒一旦形成，就会不断滋生新的阶层分化。

到了1984年，犹太族群内部又分化出第四层级：外邦犹太人。

这一年，埃塞俄比亚爆发严重旱灾，境内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以色列通过“摩西行动”与“鸽翅行动”两次大规模撤离，将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贝塔犹太人几乎全数接回国内。

以色列此次撤侨行动，本应值得世人钦佩，但撤侨之后的后续发展，却充满了黑色幽默。

贝塔犹太人原本属于东方犹太人的分支，可到了以色列境内，他们最先遭到的却是东方犹太人的歧视。

究其原因，只因为这支犹太族群是黑人。

血统已然外邦化的外邦犹太人，注定会受到区别对待。

贝塔犹太人被强制要求改用希伯来名字，黑人拉比的宗教身份也不被官方认可；即便如今贝塔犹太人在以色列已繁衍至14万人，他们依旧身处社会最底层，只能从事最基础的体力劳动。

顺带一提，中国开封的犹太族群，在以色列也与贝塔犹太人境遇相似，同属外邦犹太人中的“首陀罗”阶层。

然而，族群的等级分化并未就此止步！

1991年苏联解体后，约110万东欧地区的犹太人涌入以色列。

尽管这批移民让欧洲犹太人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提升至47%，但本土的欧洲犹太人却丝毫开心不起来，因为“婆罗门”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虽说东欧犹太人同样归属于欧洲犹太人群体，可他们的故乡是苏联！

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谁又能确定他们不是想在以色列复刻苏联模式？

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成了难以跨越的信任鸿沟，东欧犹太人甚至一度被摩萨德认定为以色列的“第五纵队”，也就是潜藏在内部的敌方间谍。

无奈之下，欧洲犹太人内部只能再度分化，西欧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表面上和睦共处，实则离心离德，既需要相互合作，又时刻彼此提防。

由此可见，犹太民族看似团结统一，实则是一盘散沙的“散装民族”。而这一窘迫处境，也引出了第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何身为“上帝选民”的犹太民族，内部也会出现森严的等级分化？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议题，为了更直观地解读，我们不妨从具体案例切入：

一个普通中国人，究竟要怎样才能成为犹太人？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4年的武汉，画面中能看到一个醒目的windows95手提袋，袋子后方站着一位中国女性。

从外表看，她只是个再寻常不过的中国女人，可29年之后，她的身份已然改变——她不再是普通中国女人，而是成了一名普通犹太女性。

她名叫李春红，是以色列人质诺娃的母亲。

1994年，李春红从武汉被公派前往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她与一名犹太男子成婚并生下女儿诺娃，自此正式成为犹太族群的一员。

想必你也会好奇：毫无犹太血统的中国女性李春红，究竟是如何成功跻身犹太族群的？

这正是犹太民族的特殊之处：

通常而言，民族划分的依据是血统，但犹太人却是以宗教信仰界定民族身份，犹太教徒便等同于犹太人。

不过，想要加入犹太教，必须有直系亲属担任介绍人——这就相当于设置了间接的血统门槛。

外族女性可通过婚姻跨越血统壁垒，再经由丈夫引荐皈依犹太教，从而跨过信仰门槛，最终成为一名新的犹太人——

即便是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华裔商界名人邓文迪，也都是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犹太女性的。

这便衍生出一个宗教学层面的悖论：身为“上帝选民”，其身份却并非由上帝裁定——一个与犹太族群毫无渊源的外人，竟能成功跻身“上帝选民”之列。

而另一个宗教学悖论则是：明明所有人都信奉犹太教，也都自认是“上帝选民”，可不同族群却深陷等级分化的漩涡，既信奉犹太教的上帝，又在实践中背离犹太教的核心教义。

这两个悖论用大白话来解释：

其一，上帝未曾选定的人，却能成为“上帝选民”；

其二，本为“上帝选民”的群体，却能被他人剥夺选民身份，或是降级为次级选民。

那么，究竟是上帝至高无上？还是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民族至高无上？

亦或是犹太“婆罗门”——欧洲犹太人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这本质上是政治学对宗教学的碾压——一个国家的构建，必然需要设定“他者”，也必然会产生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这是国家存续的刚性需求。

宗教教义即便再崇高、再普世，也无法撼动这一客观规律；没有异质性的“他者”，就难以建立自我身份认同，就像若没有其他普通民族，又何来“上帝选民”的特殊定位？

倘若没有底层犹太人的存在，又怎会有“上帝选民中的上帝选民”——欧洲犹太人的优越地位？

“上帝选民”的说法，本质上是一种种族优越论，而“优越”的定义，注定需要“低劣”作为参照。

如果没有其他民族来充当“低劣”的角色，那就只能在本民族内部制造“低劣”群体，以此来佐证自身的“优越”。

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推出“熔炉政策”，试图通过族群通婚的方式消弭族群间的阶层界限。

这也是诸多非犹太族女性能够跻身犹太族群的原因，可实际上，这不过是欧洲犹太人对其他族群实施的强势同化。

即便族群间的通婚率已从上世纪末的16%提升至28%，但犹太人内部的等级分化仍在持续加剧。

——欧洲犹太人与其他族群结合所生的后代，并未被完全接纳为欧洲犹太人，反而成了又一个类似“东欧犹太人”的新阶层。

当我们从以色列的族群等级，反观印度的种姓制度，便能洞悉种姓体系存在的必然性：

只要存在优等种族的论调，就必然会催生出种姓制度，因为族群优越论的成立，必须以劣等族群的存在为前提。

没有贱民的阶层，何来婆罗门的尊贵？若人人皆是婆罗门，那婆罗门的特殊地位又从何谈起？同理，若所有犹太人都是“上帝选民”，那“上帝选民”的独特性也就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