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蔫人”恶魔杨新海，连杀67人，因贫穷自卑，却从不敢对富人下手

2000年10月1日，国庆节期间的安徽省阜阳市，一派祥和景象。

中午时分，一个骑自行车的陌生男人来到阜阳市颍州区王店镇肖营村椿树庄，他穿着做工稍显粗糙但干净整齐的灰西装，车架上飘着一堆印着动物图案的红气球、小百货，没有吆喝，也没有生意人应有的匆忙。

很显然，这个人不是走街串巷的真货郎。

在椿树庄走走看看，一双贼眼不断打量，不久，他盯上了村边一户没有围墙的院落——那是63岁的开某的家，她家院子里正传出孩子们嬉闹的声音，假货郎远远地注视着，看一个女孩带着弟弟捉迷藏······

次日清晨，村民开里到远门大姑开某家借东西，几经呼喊却没有得到回声，他推开房门，见炕上躺着的三个人都用被子蒙着头，屋里一片狼藉。

他掀开被角想喊醒大姑，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开某的头已经变形，上面糊满了血。警方勘查后发现，63岁的开某、7岁的孙子、12岁的孙女均被人用条形钝器打击头部致死，女孩生前遭到性侵犯。

这起让人毛骨悚然的血案，便是杨新海血腥杀戮的开端。

此后三年间，他像一头夜行的孤狼，流窜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四省农村，作案25起或26起，杀死67人，强奸23人，致伤10人。他专挑没有围墙或围墙低矮的农户，趁深夜人们熟睡之际，用随身携带的八角锤或从农户家中顺手拿来的钝器猛击受害者头部，几乎从不留活口。

杨新海，1968年7月17日出生在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杨陶庄——一个不通客车、从村里到镇上要走五六里坑洼土路的贫困山村。

他家是这个贫困村庄里最贫困的家庭，父亲杨俊官、母亲张小云（后随夫姓称杨张氏）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

杨俊官的身世本身就充满了悲剧色彩——1949年正阳县解放后，杨新海的爷爷因曾在解放前担任保长，被公审公判后处决，母亲也在惊恐中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当时杨俊官才15岁。

父母双亡后，杨俊官与姐姐相依为命，饥饿、贫困和白眼贯穿了他的少年时代，他从不与人拌嘴打架，“我这样子，能活一天就算一天，跟别人斗气，不沾弦呀”。

后来他与邻村姑娘张小云成婚，张小云也是个苦命人——她的父亲在一次赶车时双腿被车齐刷刷撞断，哭叫着死去，她一直靠向亲戚邻居乞食度日。

这对苦命的夫妻共生下四男两女，杨新海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一家八口挤在两间小土坯坷垃建成的房子里，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杨俊官一辈子没吃过青菜——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不起，1959年大饥荒时，他饿得全身浮肿，靠捡拾大雁粪便中未消化的粮食和草籽才活了下来。

张小云更是“吃了一辈子剩饭”，第一顿饭剩下的她留到下一顿吃，下一顿又剩，周而复始，她永远在吃剩饭。

尽管家境贫寒，幼年的杨新海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聪慧。他从小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喜欢画画，画什么像什么——这在上世纪70年代的河南农村，是一种罕见的天赋。

村里人评判画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像不像”，而杨新海的画总能让人叹服，每到岁末，他家总挤满求画的人，他善画虎，上山虎、下山虎的体态分别，说起来头头是道。

村民对他的评价是勤快、老实、是个好孩子。

因为学习勤奋，杨新海成为家中六个孩子里唯一能够读上高中的人。他升入离家十八里外的油坊店乡高中，住在学校，但家里的经济状况让他无法像其他同学那样从家里带粮食换饭票吃饭，他常常煮野菜或自己烧饭充饥。

杨新海知道家里困难，一到周末就回家割草、放牛——那时牛还是集体的，放牛是为家里挣钱。他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大部分来自老师的资助。因为钱的问题，他曾和父亲吵过架，杨俊官回忆起来，一再叹气，“日子苦呀，家里也是没办法……”他几乎没有教过孩子们“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他的眼中，命运就像一只鼻子特灵的狗，无论你钻到哪儿，它都能找到你，“不认命？那你说咋办？”

1985年春天，高三下学期开学不到两个月，杨新海捎信给父亲说粮食没了。

当杨俊官用架子车拉着几袋粮食赶到学校时，却发现儿子已于一周前出走，去向不明。

那一年，杨新海才十六七岁。

他后来告诉警方，离家出走的原因是想“外出闯荡，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他先是去了在焦作煤矿打工的二哥杨新河那里，在煤矿上帮工，每天挖8个小时煤收入7毛钱——这在杨新海看来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那段日子，杨新河回忆说，“那可能是老三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每到收工时，工友们总是吆喝杨新海来两句，他就在人群中放声高歌。

但几个月后，他又离开了哥哥，一年后来信说到了太原，在一个建筑队做饭。

杨俊官奔波数天，在一个简陋的工地找到儿子，叮嘱他“好好干”，杨新海“使劲点头”，爷俩分别时哭得很厉害。

此后，杨新海又到过广州、成都等地，辗转漂流，然而，“过上好日子”的理想却在现实中处处遇挫——他在打工中多次遭遇干了活拿不到工资的情况。

有一次，他在一家餐馆打工时被拖欠工资，一气之下偷拿了餐馆里的一个铝盆，这是他第一次偷盗。正是这一次偷盗，开启了他长达十余年的犯罪生涯。

1988年，杨新海因盗窃被西安市灞桥公安分局劳教两年。1991年，又因扒窃被石家庄市长安公安分局劳教一年。

在这次劳教前，家乡的女朋友告诉他，她会等他回来。

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杨新海一直用恋人的守候来安慰自己，但一年之后，当他满怀期待地回到家乡找到这位姑娘时，却正好赶上她结婚的日子，而新郎不是他。

杨新海觉得那个女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出他的洋相，让他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从那时起，对女人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他心里。

1996年，寂寞难耐的杨新海在家乡驻马店市正阳县一处偏僻之地碰见一个女人，试图强奸她，结果不但让这个女人跑了，他的舌头尖还被对方咬掉了一块——为了疗伤，他口里含了几天的鸡蛋清。

他因此被法院以强奸未遂罪判刑5年，2000年被提前释放。

情变与强奸中受创，被警方分析为他后来对女性特别嫉恨、作案时心狠手辣不留活口的重要原因。

杨俊关说，儿子在外闯荡的十多年里，一共回家不超过3次，每次都是匆匆而别，他究竟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心里又是个什么想法，老两口根本不清楚，甚至说连杨新海的相貌都想不起来了，“走在马路上遇见也不认识”。

在阜阳犯下第一桩命案后，杨新海曾度过了一段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

他一连几天睡不着觉，受害者的头颅被棍敲击的声响、他们在垂死之际沉闷的喘息声、还有鲜血的腥味，像一张网似地罩住了他。

白天他怕被警察逮住，只能远离城市，在荒郊野外转，夜晚不敢闭眼，否则就会被恶梦惊醒。更难熬的是没有饭吃，他只能到种过红薯的地里翻点儿漏掉的东西充饥。

2000年的第一场雪来得很早，杨新海穿着单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认为自己不被饿死，也得给冻死。他在日暮时分发现了一条死蛇，特意挖了个小坑将其埋葬，像是在埋葬自己的罪恶，但太阳出来后，冻僵的他重新苏醒，就像寓言里被农夫用胸怀暖醒的那条毒蛇一样，留下了遗害民众的祸根。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新海渐渐度过了心理的寒冬，又开始活动了。

他先是在临颍县的一家农户偷了辆破自行车，利用夜色掩护多次入户盗窃了一些钱财，然后继续走村串乡卖些小百货。

2001年8月15日，河南省临颍县巨陵乡纺车刘村，村民邸之仙（女，42岁）、女儿刘菲菲（14岁）、儿子刘志童（11岁）一家三口被杀死在家中。

歹徒用条状钝器击打死者头部，然后对死者实行性侵犯，作案目标选的仍是一处没有围墙的农户，现场有大量翻动的迹象。

当地警方勘查后曾断定“凶手不出方圆100米”，于是将排查范围锁定在村里，闹得人心惶惶，每家每户发了纸和笔要求检举可疑人员，但排查多次却毫无收获。

又一次逃脱之后，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杨新海的罪恶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2001年秋天的一个夜里，周口市西华县康楼乡发生一起命案，一个没有围墙的农户惨遭杀戮，有2人被撬门入室的歹徒夺去生命。

2001年冬天的一个夜里，在平顶山叶县县城东南的一个村里，又有一家围墙低矮的农户被洗劫，屋里熟睡的2人死于非命。

2002年7月28日凌晨，邓州市孟楼镇白楼村再次被血腥的气氛笼罩。张保乾（男，77岁）、妻子尚群英（女，69岁）、孙女孙惠玲（16岁）、张惠亚（12岁）被杀死在家中，年轻的受害人遭到了性侵犯，室内被翻了个七零八落。

2002年10月22日，西平县宋集乡毛寨村村民方春和（男，34岁）和女儿方俊丽（6岁）被杀死在睡梦当中，方春和的妻子吴清华头部遭重捶后奇迹幸存，被送往医院抢救了45天，但肚里的孩子却流产了。

2002年11月8日夜，上蔡县邵店乡高李村委刘庄自然村又有4人被夺去性命，2人被强奸，1人重伤。

2002年11月16日凌晨，尉氏县张市镇刘庄村65岁的张桂花和14岁的孙女惨遭毒手。

2002年12月1日，鹿邑县王皮留镇闫湾村一家三口被撬门入室的人用类圆形钝器砸死在睡梦里。

2002年12月13日，歹徒又在鄢陵县马栏镇司家村欠下了3条人命债。

2002年12月15日夜，安徽省临泉县岔庙乡后范村李心得（男，42岁）、女儿李杨丽（12岁）、儿子李洋洋（8岁）被杀死，歹徒翻过矮墙进院，破坏了反锁的门鼻进入室内，凶器是圆形钝器，女童遭到性侵犯，现场惨不忍睹。

在每一处现场，杨新海都表现出惊人的反侦查能力——他几乎从不留下物理痕迹，甚至在强奸时都会将精液射在一块布里带走，绝不留在受害人身体内。

他会用床单或被罩盖住窗户，割断电灯开关绳，戴上线手套行凶，作案后用锁将屋门锁住再翻墙逃离。

在邢台李道村案中，警方勘查发现，犯罪分子是从院墙栅栏下的一个空洞钻进院内的，进入后还用一块三合板将空洞堵住，入室后将电灯开关绳割断，戴上白线手套开始行凶，作案现场的正屋两个窗户分别被用被罩和床单盖住，作案后用锁将屋门锁住后从院西围墙翻墙出院。

这种极端的反侦查行为，引起了刑侦部门的注意——现场没有物理痕迹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心理痕迹。

2003年8月中旬，在石家庄市城乡结合部发生入室杀全家案后，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两位从事刑侦技术的警官找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

他们告诉李玫瑾，此案已在安徽、河南、山东至河北发生过22起，每次都是满门被害，被害人已达50多人，希望能够在河北将凶手抓获。

在对方提供的案件信息基础上，李玫瑾经过一下午的讨论，几天后又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最终对这名不知名的嫌疑人做出了详细的犯罪心理画像。

她的核心判断是：此人一定具有“犯罪人格”。

所谓犯罪人格，李玫瑾教授解释道，是指那些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在早年就开始出现犯罪行为，由于各种原因不再返回正常人的生活轨迹，而以各种犯罪为生，并在犯罪生涯中逐渐形成犯罪的嗜好、习惯、观念、态度，出现与犯罪相适应的情感反应的人。

形成犯罪人格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有相当时间的犯罪经历；其二，有过被刑事处罚的经历。

凶手作案时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从不留活口，这种对生命的彻底麻木，加上他作案时表现出的高度反侦查意识，都指向此人已不是普通犯罪，而是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犯罪人格。

基于这一判断，李玫瑾从多个维度展开了具体画像。

在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方面，她分析此人家在农村，经济条件较差；在个人经历方面，此人较早离家出走，或因犯罪被判过刑，年龄应在25至35岁之间；在外形特征方面，她判断此人身材不高——大约1.70米左右，偏瘦、结实。

这个判断来自于他的作案方式：他选择深夜偷袭、从不与受害者正面冲突，说明他不具备暴力攻击的体型优势，只能是偏瘦结实的类型。

在作案习惯方面，此人善于从事体力劳动，因为他作案多用锤子，这需要足够的手部力量和握力，因此他应当有一双粗糙有力的大手。

在生活状态方面，此人应无女友、无婚姻，生活不规律，昼伏夜出。

在性格方面，他为人内向，“表现蔫”——这是基于他长期流窜作案、不与外界正常交往的行为模式做出的推断。

在籍贯方面，鉴于案件最初发生在安徽，而发案数量最多的地方是河南，李玫瑾判断此人“可能是安徽或河南人”。

李玫瑾还进一步分析了凶手犯罪心理的深层根源。

她认为，犯罪人格的形成与人的基本社会化缺陷有直接关系。人的基本社会化是从出生到18岁之间，以父母抚养教育为核心的社会化过程。

凶手的家庭可能极度贫困，这使他难以形成自尊；他早年可能有离家出走的经历，在基本社会化尚未完成时就离开了父母的监护和学校教育；因此，他可能长期处于违法犯罪与受处罚的环境中。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犯罪人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他为何能持续作案不被发现，李玫瑾提出了“成瘾现象”的理论——犯罪人只要某件事情做成了，就会产生兴奋体验，这种体验会形成成瘾，就像刚学会开车的人总想摸方向盘一样，犯罪也会成为难以戒断的瘾。

但正是这种成瘾，决定了犯罪人最后必然会落网——他是人，就总会有漏洞，只要他做下去，就一定会暴露。

在杨新海疯狂作案的这两年里，警方一度陷入迷茫，甚至有人替他“顶罪”。

2000年9月，就在杨新海犯下阜阳血案的前一个月，他在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北郊乡郭庄村杀害了70岁的杨培民和老伴单兰英，当地警方曾将一名有盗窃前科的村民杨德立列为重点嫌疑人，杨德立后来翻供称遭刑讯逼供，直到2002年12月才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决定不起诉。

在安徽阜阳开某一案中，村民储继库也曾被怀疑为凶手，被劳教近一年。这些错案，从侧面印证了杨新海反侦查能力的强大——他几乎从不留下指向自己的物理证据，以至于警方屡屡在案发地周围“方圆100米”范围内排查，却始终找不到真凶。

直到2002年10月22日西平县宋集乡翟胡村案件发生后，漯河警方有人来到西平，谈起案件，大家觉得发生在漯河临颍的“8·15”案件与西平案有些类似，西平刑警大队遂专门派人去临颍查看。

2002年11月8日上蔡县邵店乡高李村案发后，西平刑警大队也派人赶到现场，结果发现“作案手法几乎就是翻版”。

2002年11月中旬，河南省公安厅会同漯河、临颍、驻马店、西平、上蔡等市县警方在西平召开办公会，分析认定临颍、西平、上蔡三起案件应为一人所为，决定并案，并成立了“8·15系列杀人案侦破指挥部”。

2003年春节前后，河南公安厅下发了一份“豫南8·15系列杀人案宣传提纲”，提纲中提到，“自2001年8月15日以来，在我省豫南地区的漯河、驻马店、开封、许昌、周口等7市11县的农村发生了12起入室强奸、抢劫、杀人案件，死亡39人，重伤4人”。

转眼到了2003年，杨新海的脚步没有停歇。

1月27日，他在通许县杀死3人，强奸1人；2月5日，他在襄城县库庄乡杀死3人，强奸1人，重伤1人；2月18日，他在西华县迟营乡杀死4人，强奸2人；3月23日，他在民权县城关镇杀死4人，强奸1人；4月2日，山东省曹县桃源乡三里寨村两人遇害，一人被强奸。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一度迟滞了杨新海的行动，各地村村镇镇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使他无法像往常那样自由流窜。

但疫情结束后，他很快又坐上了北上的公共汽车。

2003年8月5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县祝村镇李道村，43岁的孙胜军、妻子李树枝和15岁的女儿孙圆圆被杀。

据杨新海后来供述，案发前一晚，他曾骑着自行车从邢台市来到李道村，进入孙家摸了摸孙胜军的衣兜，见没有钱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将自行车远远地放在村边，从田地里走进村内，在院内的黄瓜架下大约躲了50分钟，听到孙胜军打起了呼噜才进屋下了毒手。

他当晚也没翻到钱。

孙圆圆被杀后有被奸尸现象，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副带血的白线手套，事后又在屋门口的一块石板下发现了另一副手套，据杨新海交待，这两副手套的确是他遗留在现场的。

三天后的8月8日凌晨2时许，石家庄市桥西区东良厢村一个蔬菜园里的五口之家遭到灭门之灾——魏现增、妻子范玉华和三个孩子全部遇害，两名女性受到性侵犯。

这是杨新海被抓获前犯下的最后一桩案子。

面对这一系列跨越四省、时间跨度长达三年、却几乎找不到物理证据的疑难案件，公安部于2003年8月15日组织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四省刑侦人员在郑州召开并案会议，将此案定为公安部2003年1号挂牌督办案件。

通过对多个案发现场的分析，警方刻画出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熟悉农村生活环境，有抢劫、盗窃前科，具有反侦查意识，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体态偏瘦。

随后，这张画像被下发到四省各地公安机关。

2003年11月2日，沧州市新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公室主任刘剑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沧州市供销宾馆205房间内居住的一名外地客人形迹可疑——此人既没有正当职业，也没有身份证登记，还经常光顾洗头房等场所。

刘剑立即将情况向大队长郑建军、教导员李建斌报告，分局随即组织力量对该人进行跟踪控制。

11月3日上午10时40分，刘剑发现这名可疑人员正在沧州市铁路小学附近漫无目标地徒步走着，便立即带领两名民警进行跟踪。

穿过沧州市火车站南涵洞桥后，嫌疑人似乎有所察觉，加速步伐向西逃窜，刘剑等人追上前将其控制住。

经搜查，从嫌疑人身上搜出折叠刀一把和现金500元。

此人自称杨新海（又名杨柳、杨枝芽），1968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乡张家村杨陶庄东队人。据其交代，1990年因盗窃被西安市霸桥公安分局劳教两年；1993年因扒窃被石家庄市长安分局劳教一年；1996年因盗窃、强奸被正阳县法院判刑5年，2000年提前释放后，在河南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一带以摆摊卖小百货为主，2003年9月份来到沧州。

在进一步盘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嫌疑人是河南口音，体貌特征与省公安厅通报的皖豫鲁冀系列案件嫌疑人相似——身高1.60米左右，身材瘦小。

更关键的是，嫌疑人自述外出时多以自行车代步，行走路线与四省系列杀人案地点基本吻合。

新华公安分局局长戴文福、主管副局长刘军极为重视，立即命令刑警大队派人抽取嫌疑人血样，送刑警支队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证明，嫌疑人血型为B型，与通报的犯罪嫌疑人血型一致。

刑警支队支队长董金生连夜派人将血样送河北省公安厅做DNA检验。

11月5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传来鉴定结果：杨新海的DNA与多起杀人大案现场遗留的毛发等物证的DNA相同度为99.9999%，在公安部通报的18起杀人案件中，有4起案件的现场遗留物与送检血样的DNA检验认定同一。

消息传来，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魏晋虎、副局长陈国平带领有关人员从300公里外的石家庄赶到沧州，立即成立审讯工作指挥部。

2003年11月5日15时30分，沧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大院里，18名着装整齐的民警列成两排，6名武警战士笔直站立，透出一种庄严与威慑。

三辆警车鱼贯而入，身高只有1.60米左右的杨新海被两名武警押下车来。当罩在他头上的专用头套被突然摘掉时，他的腿一下子软了下来，几乎是被武警架着进入讯问室的。

正式讯问从当日18时开始。

杨新海的眼睛朝天花板盯了好一会儿，终于开口：“看样子你们是认准我了，要不然也不会摆这么大阵势。尽管你们没打我，没骂我，可我知道今天是躲不过去了。”

当晚，杨新海初步交代了在皖豫鲁冀四省杀人作案20多起、杀死60多人的犯罪事实。

据看守所的老师傅回忆，杨新海被关押在沧州看守所的七八天里，每天都有十多辆警车从市内开过来提审他，公安部以及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四省公安厅都派人赶到沧州。

随着审讯的深入，杨新海供述的细节令人不寒而栗。

他详细交代了自己每一次作案的时间、地点、过程和手段，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一种近乎变态的“表现欲”——讲述杀人经过时声音高亢，滔滔不绝，回忆起多年前的作案细节时还“津津有味”。

一位见过杨新海的民警说，杨新海大约1.62米，很爱说话，但容易激动，经常是没说多长时间的话，便语速加快，音量变大，同其他的犯罪嫌疑人有明显的区别，看上去曾经受过很大的刺激。

河南一位警察称，杨被捕后回忆起多年前的作案细节时还是能丝毫不差，“惟一一次有点差别的就是在驻马店市西平县人和乡的案子里，杨说自己把作案的铁锤埋在了村边的两座老坟旁边。实际在查找的过程中发现，凶器是埋在了几米远的四座新坟边”。

他还交代，自己曾在石家庄新乐、邢台等地多次踩点，预谋继续作案，已选好了新的目标，他的下一个目的地将是天津的静海县，之后还可能会去北京。

此外，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作案后常常会记上一段，但又常常在后来把它烧掉。

据其供述，他自2000年出狱后，基本上以盗窃、抢劫为生，即使在开始杀人后仍不断进行盗窃、抢劫犯罪。他作案时习惯使用带木柄的八角铁锤，从农户家中顺手偷来，用完后要么带走要么丢弃在现场附近。

他专挑没有围墙或围墙低矮的农户下手，因为这样的目标容易进入，且住户多为贫困家庭，反抗能力弱。

一位警方人士透露，杨作案时通常不会选择有钱人家，有时踩点后发现此家较富就会放弃，“可能是因为家里穷，他很自卑，不敢与富人过招”。

他往往会提前踩点，有时甚至在作案前一晚就潜入目标家中查看情况，确认没有钱财后才离开，第二天再来杀人。

杨新海在供述中透露了自己作案动机的根源。

他告诉警方，1993年当他因扒窃被石家庄市长安分局劳教时，一个姑娘对他海誓山盟，说一定要等他回来结婚。一年后他释放之日，正是她出嫁之时，但新郎却不是他。

杨新海觉得那个女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出他的洋相，让他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从那时起，对女人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他心里。

1996年，寂寞难耐的杨新海在本县一处偏僻之地碰见一个女人，邪恶的欲火一下子被点燃了……最后，不但女人跑了，他的舌头尖还被咬掉了一块，他还被法院指控犯有强奸未遂罪，在监狱里劳改了4年。

这两次与女人有关的经历，被他视为自己走上杀人道路的起点。

他供述说：“我恨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她们看不起我，我要报复她们。只要我觉得这一家人有钱就杀人抢劫，多数是先杀人，再抢劫，最后奸尸。”

他后来还交代，以后再作案时，他就先把人杀死，然后再强奸，因为这样可以防止被受害者认出和反抗。

杨新海还向警方供述了自己多年流窜犯罪的生存状态。

他说，在他多年的流窜杀人生涯中，他非常孤独。通常是一个人独来独往，风餐露宿，忍饥受冻，精神高度紧张。有时夜里杀了人，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就要强忍住饥饿和疲劳，担惊受怕地连续跑上几十里，一边跑一边窥测方向，以免闯上警察的设卡，哪怕是遇到一个无端的路人，也会吓他一大跳。

直到跑得心里发慌，口中发干，身上发软，也不敢去找点吃的，只好就近找个有水的地方，用手掬起来喝上一两口，然后接着跑。每到那种时候，他觉得自己真的连个野兽也不如。

他还交代，自己曾多次在街头巷尾看到警方张贴的通缉令和协查通告，并力求分析出自己是否身处危险之中。

被捕后，他曾不无惋惜地叹道，身上还有500元钱，“早知如此该去找个小姐花掉”。

对于自己杀人后的心理感受，杨新海在审讯中给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回答。

当被问及“你怎么看待那些被你杀死的人”时，他回答“我没想过”；当被问“你觉得他们该死吗”，他回答“我不知道”；当被问“你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他反问“社会？什么叫社会？跟我有关系吗？”当被问“你这一辈子最感激谁”，他回答“警察”，让民警大为惊讶，他解释说：“这是真心话，我自从被抓住以后，警察已经给我买来两套新衣服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人这样关心我呢。”他还说：“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这些话，让审讯他的民警感到彻骨惊怵。他后来还供述，自己作案后常常会回到现场附近观察，看警察如何勘查、如何排查，并从中学习反侦查的经验。

杨新海还供述，自己已经放弃了走正道的想法。他曾对警方说：“出狱后想过走正道，可是谁领我走正道呢？”在他看来，父母的恩情是不可靠的——他觉得父母没有尽到教育责任，没有让他读完高中，甚至没有钱给儿子娶媳妇；兄弟的感情是靠不住的——在他两次被劳教、一次被判刑的过程中，五个兄弟姐妹连一分钱都没有接济他。此外，他还交代自己已经在山东的庆云、河北的石家庄“踩点”，预谋作案3起。

杨新海是一个对自己的外在形象十分看重的人。

被抓获后，他一遍遍地整理衣服，衣扣一定要端正，衣角一定要平整。尽管平时他大都睡在公园里、车站前，但衣服稍微一脏，就去住旅店，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洗洗衣服。

据看守所民警回忆，杨新海被关押在沧州看守所时，见到新衣服后喜出望外，感动得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他说：“原先我怕警察、恨警察，觉得警察是我的克星，现在我从心里感激警察，你们不打我，不骂我，每顿都给我好吃的让我吃饱，而且还给我买来两套新衣服。我觉得警察比我的亲爹亲娘还要亲。我的亲爹亲娘也没给我买过这么好的衣服，我长这么大，从来还没人这样关心过我呢。”

杨新海在被关押期间，还曾试图写自己的经历。

他准备分成四个部分写：第一部分是乡愁，第二部分是流浪经历，第三部分是杀人犯罪，第四部分是走向末路。

他在自白的最后一部分中写道——

“自新郑监狱出来至今4年多，我流窜了大半个中国，在河南、山东、安徽、河北4个省杀死了近七十人，犯下了滔天大罪，注定要判我死刑。请你们不要通知我父母，一旦他们知道我是杀人魔王，在社会上就无法生存，也会随我而去。

我挣扎这4年多，其实也很苦，风餐露宿、忍饥受冻。我每天都想着如何躲避警察的追捕，精神高度紧张，这几年过来，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面对父亲最有愧，从我逃学外出到监狱服刑十多年间，父亲无时不牵挂着我，打工他给我送衣被，在劳改劳教场他千里迢迢去探望我，在广州被收容后他亲自去接我。但由于我嫌弃家庭的贫穷，过惯了不劳而获、四处游荡的生活，又一次次悄悄地离开了家，像我这样的人父母白生白养，从来没有尽过孝。末日就要到了，我无颜面对他们，政府如何处置我都不过分，我只是希望后代人别走我的路，但愿中国以后不要再有我杨新海这样的人。”

后来因转换羁押地点，杨新海被戴上了重犯械具，手没法伸出来写字，那个“杀人四部曲”只写了第一部分，其他的三部分便搁浅了。

杨新海落网后，李玫瑾教授画像中的各项推断被逐一证实。

他的家庭确实在农村，经济条件极差——他的老家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杨陶庄不通客车，是当地最贫困的山村之一，父母甚至说“十几年了，都快把他给忘了，相貌都想不起来了，走在马路上遇见也不认识”。

他早年确实离家出走——十六七岁时就外出闯荡，此后极少回家。

他确实有犯罪前科——1988年因盗窃被劳教，1991年因扒窃被劳教，1996年因强奸未遂被判刑5年。

他的年龄与画像相符——1968年出生，作案时32至35岁。

他的身高完全吻合——仅1.60米左右，偏瘦结实。

他确实无女友、无婚姻，性格内向，“表现蔫”。

他的籍贯也完全准确——河南省正阳县，正是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农村。

李玫瑾关于“犯罪人格”的判断同样精准——杨新海从1988年起长达十余年处于犯罪与处罚的循环中，早已脱离正常社会生活，对生命完全麻木。

而关于“成瘾现象”的预言也应验了——他无法停止作案，在石家庄案发后不到三个月便在沧州落网。

唯一让李玫瑾感到遗憾的是，她始终没有机会见到杨新海本人，无法对他进行深入的“临床”心理访谈，那些关于犯罪人格形成的深层密码，只能通过间接信息来推测。

2003年11月11日，经公安部协调，沧州市公安局将此案移送河南省公安厅。11月12日，杨新海被河南省公安厅刑事拘留，羁押在位于郑州市纬五路的河南省看守所。2003年12月9日，经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杨新海被漯河市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2004年2月1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新海抢劫、故意杀人、强奸、故意伤害一案依法进行不公开审理。

法庭上，杨新海兴致很好，一点都不怵，一会儿抱怨时间太早睡眠不足，一会儿与押解他的法警开玩笑。

中午休庭时，他与参加庭审人员一道就着烧饼吃了灵宝羊肉粉汤，还夸那份价值5元的粉汤味道好。法院一审判处杨新海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新海当庭表示放弃上诉。

2004年2月14日上午，杨新海被执行死刑。

随着他的伏法，那些隐藏在罪恶背后的心理密码，也永远沉入了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