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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9日,乌干达坎帕拉商人联合会(KACITA)宣布全城关店抗议。理由很多,从税收过重到监管苛刻,但其中一条却尤其刺眼——“中国投资者在坎帕拉开店”。
在这一刻,中国商人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了矛盾的焦点。
问题是,为什么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似乎总能引起这样的争议?答案可能要从中国人“卷”的基因谈起。
中国人之所以“卷”,首先源于千年的生存环境。
中国自古是人口稠密之地,有限的土地要养活庞大的人口。一个家族若想活下去,就必须分外勤劳,不敢懈怠。久而久之,勤奋与竞争便成了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那句老话“一亩三分地,养活几口人”,不仅是生活困境的写照,也是深埋在骨子里的紧迫感。
除了生存压力,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也强化了这种竞争文化。
隋唐以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十几万人争几个进士名额,这种近乎残酷的竞争逻辑,逐渐让整个民族都相信一个道理:想要改变命运,就必须拼尽全力。努力,不是可选项,而是生存的必需品。
更深层的推动力来自家族责任。
在中国文化里,个人的奋斗往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家族的未来。一个孩子的读书,一家人的生计,乃至“光宗耀祖”的期待,都压在个人肩上。
这份责任感,即使漂洋过海,也始终伴随。早期下南洋、赴非洲的华侨,大多身无分文,常常还要面对歧视。
可他们凭着能吃苦、能忍耐,硬是在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来。
别人六点开门,他们五点半就开;别人休息时,他们还在干;别人开一家店,他们往往很快能复制出十家。久而久之,“能干、能卷”成了全世界对华人的印象。
进入近代,这种基因在改革开放后被进一步强化。国内几十年的市场竞争,比拼的不仅是资本,更是体力与毅力。谁付出更多,谁就可能抓住机会。
走到海外,这种心态自然延续,表现为“只要看见缝隙,就立刻下手”。
在乌干达,这种特质尤为明显。
近些年来,中国人在乌干达的投资越来越多。无论是街头的餐馆,还是新兴的民宿,抑或初级的加工环节,中国人往往以惊人的速度涌入市场。
短时间内,市场确实被激活了:街道更热闹了,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就业岗位也随之增加。
但在本地商人的眼里,这样的速度却意味着竞争的加剧与利润的不断稀释。他们既离不开中国人带来的活力,又对这种“不知疲倦”的卷感到抵触。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听到过一个老华侨的故事。
他在乌干达开石场,主要生意是卖石粉。日子过得安稳。后来他发现,石粉其实可以直接加工成水泥砖,利润要高得多。起初他心动了,几乎准备立刻上马。可是在进一步了解后,他突然发现,那些年大量购买他石粉的,正是当地的水泥砖厂。如果自己也去做水泥砖,不仅会得罪客户,还可能让石粉的销量迅速下滑。到最后,自己反而失去了根基。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这个看似有利可图的机会。
他说:“生意不是一味要卷,有时候留条路给别人,就是给自己留条路。”这句话很朴素,却道出了经营最深的智慧。
这个故事恰恰说明了“卷”的两面性。
一方面,中国人的拼劲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迅速立足,推动了市场活力,带动了就业,甚至帮助国家税收增长。
另一方面,如果一味追求低价、无限扩张,就会引发同行的强烈反弹,让本地人觉得中国商人“不留余地”。到最后,政府和商会的压力往往也会一股脑压到中国人身上。
换句话说,卷到极致,不仅可能得罪别人,也可能最终伤到自己。
因此,中国人在非洲的出路,不能只是“卷”,更要学会“共赢”。
卷能让我们在陌生土地上站稳脚,但唯有合作与分工,才能走得更远。
像那位石场老华侨一样,学会适可而止,懂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反而能守住自己的基业。
与此同时,中国人也需要更积极地融入本地社会,与商会和行业组织建立联系,减少“异类感”。
而在长远发展上,更需要从低端竞争转向价值升级,把精力放在技术、管理和服务上,形成真正的差异化。
中国人确实有“卷”的基因,这是数千年人口压力、科举竞争与家族责任共同塑造的结果。
但“卷”不是宿命。历史赋予了我们勤劳和拼搏的特质,如何把这种拼劲转化为合作力与共赢力,才是决定未来的关键。
“卷”能让我们在非洲站住脚,但唯有“共赢”,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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