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时国民党一县长落难找到元帅：滴水恩涌泉报，任命他当副主任

1949年下半年，人民军队意气风发，气势如虹，以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挥师南下，国民党军及旧政权乱作一团，一败涂地，土崩瓦解，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地处江西赣南的散兵游勇遍地都是，这些溃兵一看到路上的行人，便实施抢劫。这一天，江西赣南山区会昌的一条山路上，有一行人遭到散兵游勇的洗劫，他随身携带的行李财物被洗劫一空。

此人名叫彭育英，当时担任的职务是江西银行赣州分行经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已两手空空、身无分文的他，想到还有妻儿老小需供养，不禁泪如雨下。而正值这个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候，作为旧政权的一名官员，新社会能饶恕他吗？

彭育英深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忧，正处“山穷水尽”之际，他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陈毅担任任华东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再一看刊登的照片，不禁失声连连叫道：真的是老陈，真的是老陈。于是，彭育英不禁心生到上海投奔陈毅的想法。

此时落难的彭育英依然感到深深地忧虑，作出决定的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夜不成眠，自己毕竟与陈毅只是十多年前的一面之交，自从离开之后，再没有见面，毕竟时过境迁，如今的非同往昔，他身居高位，手掌大权，自己又是旧政权的官员，他是否还记得当年与他握手言和的“七品官”呢？犹疑不决的彭育英，试探性地给陈毅写了一封信。思绪也回到自己前半生的峥嵘岁月：

有彭育英名字的勋章

彭育英，别号少武，1900年11月出生于江西万安县弹前乡，18岁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五年后学成归国，先后任《南浔铁路月刊》编辑、江西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省长总署秘书等职。官职不高但机会还是来了，恰在此时，彭育英的同在日本留学，同校攻读，在异国他乡又是同乡的江西籍人氏熊式辉调来江西当一把手，对他自然是提拔重用，并想让他立功升官。

这一时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奉命留守打游击的项英、陈毅等率领部队，于1935年春突破敌人重围，到达赣粤边领导南方游击斗争。这支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区域主要是赣南最边的大余县一带，梅山便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陈毅率领红军游击队在这里，使熊式辉坐立不安，会同广东军阀连连派重兵“清剿”。然而“剿”了两年，弄得焦头烂额也毫无进展。

熊式辉认为会出现这种原因，就是当地官员不力的结果，因此，必须委派一名自己的心腹得力地干将前往“清剿”，一方面让他立下大功更好提拔，另一方面自己也更放心，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彭育英。于是，熊式辉一道令下，任命彭育英为“江西省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兼大余县长，把他推上了与陈毅领导的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刀枪相对的境地。

陈毅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要想“招抚”、“清剿”谈何容易！彭育英上任一年多来，根本就是无计可施。他在给上峰熊式辉的报告中，他毫不掩饰自己无奈的心境，喟然叹道：“年来迭经育英联合各县团队，呈请地方驻军，数次会剿，但因山岭复杂，此剿彼窜，鲜奏肤功。”

此时，日军侵华步步升级，陈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1937年8月8日发表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作为县长的彭育英审时度势，感到趁此时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确是上策，便于8月27日签发“简秘代电”，派人分送赣粤边界各游击区，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欢迎游击队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认为，这样“能多保存一份元气，即为国家多保存一份抗战实力。”

然而，一些反动派借机大造谣言，说什么“要求投诚”，红军游击队要下山“自新”、“归顺”云云。对此，陈毅无比愤慨，写信给彭育英义正词严地指出：“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

作为县长的彭育英对陈毅为民族大义之举深表敬佩，于是，公开发表了停止清剿游击队的“和平声明”。接着，他一面以“招抚委员会”的名义，通电湘粤边界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以示诚信；一面派手带着他的手札，翻山越岭四下寻访游击队，约期会面磋商，以表诚意。

1937年9月6日，这一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彭育英亲率秘书、管印文书、经征处主任等五人，带着香烟、茶点，乘着一辆汽车到达钟鼓岩的寺院内。陈毅则带领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代表一行五人，亦跋山涉水如约前来。彭育英早就风闻陈毅文武兼备，豪爽大方，如今亲眼目睹，心中钦敬之意倍生，但毕竟是头一回相见，不免有些拘谨。

陈毅与彭育英谈判处

陈毅用力握住彭育英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交朋友了！”此后，彭育英果不食言，不辞劳怨地为合作抗日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组织商民代表、学生队伍和军乐队，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热烈欢迎以陈毅下山，腾出最好的房舍，精心安置陈毅等同志住宿。还不时送去酒、肉和炼乳，以示慰劳。并找人特意从广州买来特效药“606”，治愈陈毅同志身上的疥疮。

通过一系列的谈判，陈毅领导的这支队伍终于顺利奔赴抗日前线，并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然而，彭育英做了一桩桩有助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好事，自认为堂堂正正、无可非议。却遭到反动派和特务的排挤攻击，他们联名上书控告彭育英，随后他对官场失去了兴趣，便辞职到银行工作。

解放时期，作为上海市长的陈毅接到落难彭育英的信，读后很是感慨万端，他离开赣南后虽然戎马倥偬，身经百战，又与国民党军队连打了五年仗，但他依旧无比珍视国共合作抗日的那段岁月，尤其感念当年曾用礼乐迎接他下山的彭育英。于是，他立即嘱咐秘书，复电诚邀彭育英来沪。

捧着陈毅的复电，彭育英又惊又喜，热泪夺眶而出。星移斗转十数载，陈毅果然不忘旧情，而且是那样的善察人意，善解人心，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急心赶到上海，陈毅亲自接见了他，彭育英感慨地对陈毅说：“我此生难忘两个人，一个是熊式辉，是他把我推上与人民为敌的死路；一个就是你，百般感召教化我，使我走上了光明之路。”

陈毅问：“听说熊式辉逃到香港去了？”彭育英说：“他是发动内战的四十三名首要战犯之一，罪孽重大，怕杀头呢。”陈毅笑道：“战犯不一定就杀头，也可以改造嘛，就是现在他也可以回大陆来嘛！”彭育英见陈毅言语情态一如当年，毫无胜利者的架子，敬佩之情难以言表，只是不住地点头称“是”。“老彭，你就不要回江西去了。”陈毅忽然话题一转，带着征询的口气说，“是不是就在上海做点工作？”“工作？”彭育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沉吟有顷，才慢条斯理地说，“我能做什么呢？要么就搞老本行，金融工作。请你考虑……”“还考虑啥子哟！”陈毅指了指曾山，说：“财经委员会主任就在这里，现在就定下来吗！”

曾山慨然应允：“就让老彭到银行去吧。”从此，彭育英走进了新中国的干部队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干部花名册上有了他的名字，职务是“提篮桥办事处第一副主任”。后来，他又被安排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自此，当上领导的彭育英一说起陈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事，就让彭育英感激涕零，表示一定要回报领导的厚遇，随后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