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箱箱国宝跨海而去，从此人各天涯，物分两地

前些日子，我跟几个朋友聊天，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人说，那儿的宝贝比北京的多，都是精品。这话不对，但从某种角度说，又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台北故宫的馆藏，论数量远不及北京，可那六十多万件里，的的确确藏着咱们民族最顶级的宝贝。它们不是土生土长在那里的，它们是坐船去的。

那场迁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是一个时代无可奈何的句号。

故事得从1948年冬天讲起。那时候，淮海战役打得正酣，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在南京鼓楼区一条寻常巷子里，翁文灏的官邸亮着灯。屋子里坐着几个人：朱家骅、杭立武、傅斯年、李济……都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他们开了个会，后来史书上叫“翁宅会议”。

这个会没有太多争论，气氛沉重。会议决定，把存放在南京的故宫文物，挑精品，运到台湾去。

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未必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徐森玉，在码头送别弟子庄尚严时，拉着他的手说：“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

庄尚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

这句话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却是一辈子的天涯。

1948年12月22日，第一批文物772箱，登上了“中鼎号”登陆舰。那天码头上乱成一锅粥，海军军官的眷属们拖家带口往上挤，都想搭上这最后一班船。杭立武急得没办法，只好请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连哄带劝把人清下去，这才腾出地方给文物。

庄尚严后来写信给北京的院长马衡，说船上的情形不堪入目。舱里到处是人，男女老少，形形色色，箱子上搭着铺盖，烟灰、粪便、呕吐物，顺着铁板的孔洞漏下去，直接掉在文物箱上。一路风浪，船底漏水，到了基隆一清点，有26箱进了水。

那志良先生负责押运第二批。1949年1月，他从南京出发前，院里给他发了张“护照”，上面有马衡院长的亲笔签名，写明“限到日作废”。这一去，就没再回来。梁廷炜先生带着太太和两个儿子上了船，把大儿子梁匡忠留在了南京。梁匡忠后来回忆，说当时想着顶多两三年就回来了，或者自己也能过去，谁也没想到，南京一别，再无相见之日。

最揪心的，是第三批。

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昆仑号”运输舰停在下关码头。码头上堆着两千多箱文物，等着上船。可军舰一到，涌上来的不是工人，是逃命的官兵和家属。后舱挤满了，甲板站满了，箱子只能堆在缝隙里。杭立武又去找桂永清，桂总司令这次也没办法了，只好下令开放所有空间，餐厅、医务室，能塞的地方全塞上箱子。

就在船要开的时候，一辆汽车飞驰而来，送来四箱特殊的东西。那是抗战胜利后，从日本皇宫追讨回来的国宝，翡翠屏风、白玉花瓶。日本人当年拿走的，现在我们要回来了，可还没来得及安顿，就又得走。

副舰长褚廉方下令把长官舱的办公桌拆了，硬是塞下这四箱。昆仑舰超载严重，晃晃悠悠开出长江，穿过炮火封锁，在海上漂了二十多天，才到了基隆。

三批下来，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一共2972箱。

这个数字，只占当年南迁文物总数的百分之六点几。可那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怀素的《自叙帖》，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光宋瓷里的汝窑，宫里头统共就那么十几件，全过去了。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摘藻堂的《四库全书荟要》，全世界就这一套，也过去了。

徐森玉老先生在北京，守着另一半。他守着的那一半，数量多，但留下来的，大多是宫里日常用的东西。真正顶级的，都飘洋过海了。

文物到了台湾，日子也不好过。先在台中糖厂的仓库里挤着，后来搬到雾峰北沟，在半山腰盖了三个库房。那地方潮湿，书画不能久放，就在旁边挖山洞，可山洞里湿度更大，最后只能把瓷器和铜器塞进去。想看文物的人来了，管理员就在仓库里支几张桌子，铺上布，摆几件出来给人看，看完再收回去。

一直到1965年，台北外双溪的新馆才落成，取名“中山博物院”。从1933年文物离开北平，到1965年在台北安顿下来，整整三十二年。

那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馆的时候，北京故宫博物院已经成立了整整四十年。

台湾当局在开馆的条例里，白纸黑字写着一句话：“将来国家统一后，故宫文物仍交回本院。”

这句话，现在没几个人提了，可它在那儿，就像那批文物一样，等着一个答案。

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建了新馆，条件比当年好了不知多少倍。可每年去那儿看展览的人，尤其是从大陆去的，站在展柜前，心里总会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那些东西太熟了，熟得像在哪儿见过，却又隔着玻璃，隔着海峡。

当年押运文物的那代人，差不多都走了。庄尚严、那志良、梁廷炜，他们的骨灰有的埋在台湾，有的后来迁回了大陆。梁匡忠等了四十年，终于在香港见到了从台湾过来的弟弟，两个人都白了头，见面抱头痛哭。

我有时候想，文物是有灵的。它们不会说话，可它们什么都记得。记得紫禁城的红墙，记得南迁路上的风雨，记得船舱里的颠簸，也记得台北外双溪的山色。

它们和北京故宫的那些兄弟，分隔在海峡两岸，已经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实在太长；可对于一件传承千年的文物来说，不过是一瞬。

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看到它们重聚的那一天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这些东西还在，只要它们还被叫作故宫的文物，那条看不见的线就断不了。

因为，它们在那儿，根就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