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回家，女儿开门后，竟被吓得对爷爷大喊：要债的又来了

1937年7月中旬，在上海开完会的李克农顺路回到了阔别六年的老家。

见儿子西装革履，提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还有小汽车坐。

骨瘦如柴，面带菜色的父亲李哲卿满怀希望的小声问道：“能不能给家里留点钱，买点粮食。”

明明手中的公文包里有不少钱，但李克农却一分也没有拿出来，最终沉默着拒绝了。

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愿意献出自己一切的李克农，面对至亲为什么会如此的不近人情呢？

一、“坑爹”的儿子

李克农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吉和街马家巷1号。

因父亲李哲卿供职于芜湖海关雍家镇关卡，有着不菲的薪水，所以小时候家境很是不错。

李哲卿对这个长子寄予厚望，6岁便将其送进私塾接受启蒙。

天资聪慧的李克农没有辜负家人的殷切希望，15岁就考入芜湖最有名的教会学校——圣雅教会中学。

1917年李克农从中学毕业后没多久，父亲托关系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女方叫赵瑛，是当地一家照相馆老板的独生女儿，人长得很漂亮，还接受过新式教育。

两人都很满意彼此，很快就结了婚。

1918年9月，新婚还不满一年的李克农离开老家，正式踏上革命道路，留下妻子赵瑛在家里照顾老人。

3年后，经安徽省著名教育家刘希平介绍，李克农到六安县担任县政府第二科科长。

消息刚刚传回老家时父亲李哲卿很高兴，满面红光，逢人就夸儿子争气。

可还没高兴几年，李克农就因参加革命活动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遭到通缉。

当地政府因此给李哲卿扣上了一顶“匪属”的帽子，并拿掉了他的工作。

从这天起，养家的重担全压在当老师的赵瑛身上。

二、“靠不住”的丈夫

赵瑛当老师的薪水很低，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实在没有办法，她只能把家里多余的房子租出去，尽量多挣一点钱。

可就算如此，钱还是不够用，欠下了不少外债。

日子过得很难，但赵瑛却从没有跟丈夫抱怨过一句，反倒是一直都关心着对方的安危。

潜移默化之下，赵瑛的警惕性增长了很多。

1927年4月的一个暴雨天，赵瑛和朋友闲聊时得知警察署正在集结警力，要趁着下雨到裕溪口去抓几个重要的人。

闻言赵瑛脸色一僵，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裕溪口一带活动，警察署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冲着他去的。

和朋友分开后，赵瑛顾不上回家，拖着怀孕的身子，冒雨赶往江边。

芜湖和裕溪口相隔40多公里，一个在长江南岸，一个在长江北岸，所以赵瑛只能租船过江。

此时雨越下越大，路上积了不少水，泥泞不堪，非常难走。

湿滑的路面给身子本就不方便的赵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导致她摔倒好几次，手都被磕破了。

浑身被淋透，衣服上沾满泥水的赵瑛又冷又累，走的非常吃力，但却一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靠着惊人的毅力，赵瑛赶在敌人之前，成功将情报传递到丈夫李克农手中，让他们躲过了一劫。

1929年12月，经组织批准，李克农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潜伏到军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

李克农能力不俗，很快就当上了电务股的股长，并逐渐取得徐恩曾的信任。

为了可以更好的控制李克农，生性多疑的徐恩曾暗示李克农将妻儿都接到了身边。

因为工作的原因将妻儿置于危险中让李克农很自责。

但妻子赵瑛却一点也没有怪他。

那段时间，她和孩子既是丈夫李克农的助手，也是被国民党特务的人质。

一年多的时间一晃而过，就在赵瑛渐渐习惯了这种紧张生活节奏的时候，危险突然降临。

1931年4月下旬，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革命，李克农等中共上海地下党组成员身份暴露。

由于情况万分危急，撤离的过程中李克农和赵瑛走散，导致她和孩子们流落上海街头。

最后还是组织派人四处打听，这才找到了沿街乞讨的赵瑛和几个孩子，让一家人再次重聚。

三、难进的家门

1937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开完会的李克农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就让司机顺路把他送回了芜湖老家。

车子开进马家巷还未停稳，李克农就迫不及待的下了车，快步来到1号院外面。

离家整整6年，他太想念父母和妻儿了。

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李克农敲响了油漆已经有些斑驳的老旧木门。

等了许久，门被打开了一条小缝，一双怯生生的眼睛出现在门缝后面。

李克农被这小心翼翼的场面弄得有些懵，刚想要开口说点什么，门突然被哐当一声关上了。

然后就听一个小姑娘惊慌失措的压低声音喊道：“爷爷，不好了，讨债的又来了，你赶紧躲起来。”

她的话音刚落，李哲卿就拖着老迈的身体，慌慌张张的从屋里出来，径直朝后院跑去。

听清楚一切的李克农心中很不是个滋味，站在门口有些哽咽的开口说道：“爹，是我回来了，我是克农啊。”

正搓着手站在厨房门口，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赵瑛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李克农的意外到来让家人十分高兴，大家脸上不知不觉都多了几分喜色。

唯有李克农自己一直都在强颜欢笑，眼神中充满了愧疚和痛苦。

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他习惯性的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院子空旷了很多，之前的老家具都不见了，且父母妻儿都面带菜色。

很显然，这几年家里的日子过得苦。

李克农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受他的拖累，所以他的心很痛，很难受。

妻子赵瑛看出了丈夫的为难，赶紧擦了擦微红的眼角开口说道：“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麻烦了，我待不了太久，一会就要离开。”李克农说着下意识看了眼厨房门口放着的红薯梗，双手微微颤抖。

闻言大家都沉默了，好一会儿李哲卿才轻咳了一声，有些为难的开口道：“这几年你在外面怎么样？”

“还行。”

“那你能不能给家里留点钱？孩子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饱饭了。”

看着父亲希冀恳切的眼神，李克农心如刀割，张了好几下嘴，却没有说出一个字。

他手中的公文包里是有钱，还不少。

但这笔钱是组织筹措的经费，全部要用在党的事业上，他不能动用一分。

因为事关机密，李克农无法跟父亲解释，最终只能痛苦的选择了沉默。

这让屋里的气氛再次变得沉重起来。

赵瑛理解丈夫的为难，赶紧站出来打圆场岔开了话题。

因为时间紧迫，李克农这次只在家里待了一个来小时，就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

四、再也回不去的老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芜湖等地相继沦陷，李家的生活越来越难熬，欠下1000多大洋的外债。

这让李哲卿老爷子愁的晚上谁都睡不着。

1938年4月，由于形势越来越糟糕，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李克农安排人赶到芜湖，准备把家人都接走。

临走之前李哲卿卖掉了马家巷的老宅，这才还清了所有的外债。

在武汉待了几个月，一家人又跟着李克农辗转来到贵阳，和周总理的父亲、岳母，以及王明、博古等人的家属一起生活了一年多。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查抄，李克农等人奉命撤回延安。

因情况仓促，路上危机重重，离开时李克农只带走了妻儿，暂时将父母留在桂林托人照料。

周总理一直都记挂着此事，1942年他亲自安排人把李哲卿老两口接到重庆。

1943年，经周总理多方奔走，一批在重庆的中共家属获准前往延安，这其中就包括李克农的父母。

父母到延安后李克农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窑洞旁边，想着平时可以多照顾一二。

但因为工作太忙，李克农在父母膝前尽孝的日子并不多。

1946年11月12日母亲病逝时他都不在身边。

这件事成了李克农心中永远的痛。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并没有闲下来，反而是更忙了。

1952年8月，72岁的李哲卿老人在北京病逝。

当时李克农正在朝鲜战场和美国人谈判，得知父亲病逝的消息他万分难过，一个人伫立在驻地村头，泪流满面。

自古忠孝难两全，李克农的悲伤，是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所有革命先烈为国奉献的一个缩影。

1956年6月，李克农上将在中共安徽省委和省军区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来到芜湖，住在芜湖铁山交际处。

阔别30年再次回来，家乡一切依旧，唯有曾经成长、生活过的老宅马家巷一号院换了主人。

记忆深处的那个家，他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