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站十二小时：镜头下在餐厅打工的朝鲜女服务员！

2017年，我随一个旅游团来到平壤，在一家涉外餐厅用餐。那顿饭吃了什么，我早已记不清了。但我永远记得那些女服务员的脸。

她们穿着统一的制服，化着淡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上菜时双手递送，微微鞠躬，嘴角永远挂着标准的微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不会知道那笑容背后藏着什么。

她们不是普通的服务员

“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吗？”

上第三道菜时，为我们这桌服务的女孩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她叫崔英子，二十二岁，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每个字都努力咬清楚。

团里的大姐跟她聊了几句，夸她中文好。她害羞地低下头，说是在服务员培训学校学的，“学了两年，每天背单词到半夜。”

大姐问她一个月挣多少钱，她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指比了个数字——折合人民币不到两百块。

“够花吗？”大姐脱口而出。

英子笑了笑，没有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到两百块的月薪，已经是涉外餐厅服务员里不错的待遇了。普通餐厅的服务员，一个月也就折合人民币七八十块。

一天十二小时，站着

那家餐厅的营业时间是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服务员们九点就要到岗，打扫卫生、摆放餐具、更换制服。晚上客人走后，还要收拾清洗，常常折腾到十一点多才能下班。

英子告诉我，她没有休息日。“一个月休息两天，但客人多的时候，两天也没有。”

“不累吗？”我问。

“累。”她说了一个字，然后沉默了。

她指了指自己的脚，声音很轻：“每天都肿。晚上回去要用热水泡很久，不然第二天穿不上鞋。”

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的鞋——那是一双黑色的低跟皮鞋，鞋面已经磨得发白，鞋底薄得几乎能感觉到地板的温度。

“我们不敢出错”

在朝鲜的涉外餐厅工作，看似光鲜，实则如履薄冰。

英子告诉我，她们每个月都有考核。服务态度不好扣分，上菜慢了扣分，跟客人多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也要扣分。扣分就意味着扣工资。

“有一次我打翻了一个杯子，”她说着，声音不自觉地压低了，“水洒在客人身上了。我跪下道歉，客人没生气，但主管还是扣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她说话时，眼睛一直往主管站的方向瞟。那种小心翼翼的警惕，像一只随时准备逃窜的小动物。

团里的大姐心疼得不行，偷偷塞给她一包饼干。英子吓得连连摆手，脸都白了：“不行不行，被看到就完了。”

那包饼干最后被塞进了她制服里面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她用手按着口袋，快步走开了，像揣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想妈妈，但我回不去”

英子不是平壤人。她来自咸兴，一个靠海的城市。从平壤到咸兴，坐火车要七八个小时。

“我一年只能回家一次，”她说，“过年的时候，如果能请到假的话。”

她的宿舍在餐厅后面的小楼里，六个人挤一间，上下铺。没有热水，洗澡要自己烧水端上去。冬天暖气不好，她们就两个人挤一张床取暖。

“最难熬的是晚上，”她突然说，“躺在床上的时候，会想妈妈做的泡菜。这里的泡菜没有家里的好吃。”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但马上又憋回去了。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快到下班时间了，主管已经在清场了。

“我得走了，”她站起来，把椅子摆正，“谢谢你们来吃饭。欢迎下次再来。”

她鞠了一躬，转身快步走向后厨。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笑了笑。

那个笑容，和营业时的标准微笑不一样。那个笑里有疲惫，有感激，有一点点不舍，还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看到了远处的一盏灯。

她们也是女儿

离开朝鲜后，我常常想起英子。想起她那双磨得发白的皮鞋，想起她口袋里藏着的那包饼干，想起她说“我想妈妈”时红了的眼眶。

她不过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在我们国家，这个年纪的女孩还在上大学，在逛街，在抱怨食堂的饭不好吃。而她，已经在异乡的餐厅里站了整整两年，脚肿得穿不上鞋，一个月挣不到两百块，一年只能见妈妈一次。

她没有抱怨过。她甚至很感恩，觉得能在涉外餐厅工作是一种幸运。

但正因为她不抱怨，我才更加难过。

英子，如果你能看到这篇文章，我想告诉你：那天你偷偷藏起来的那包饼干，是你应得的。你值得更多的饼干，更多的温暖，更好的生活。

你不是服务员。你是一个女儿，一个姐姐，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你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