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伊朗内忧外患，巴列维遭美背叛却自认稳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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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反对派组织在萨瓦克的打击下几乎完全溃散。

主要的游击队组织人民敢死队和人民圣战者组织内部分裂，其领导人被杀或被逮；人民党、民族阵线、自由运动等主要反对派组织都处于萨瓦克的严密监视之下，其大多数活动家被迫流亡；那些敢于公开反对政权的乌里玛被萨瓦克监禁或流放，大部分乌里玛不得不采取无为主义的立场。

正是萨瓦克的强力控制以及对它无所不在的恐惧，使得这些团体和反对派网络无法从事有效活动。

巴列维政权似乎无懈可击，萨瓦克、军队、官僚机构这3张国王手中的王牌，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压得民众俯首帖耳；在国际上，作为中东这一战略关键区域的强国，再加上丰富的石油资源，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国都不敢得罪伊朗。这些因素不仅让国王自己心安理得，而且外部世界的学者和观察家们也一致认为，伊朗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顺利推进，国王的统治是稳定的。

尽管萨瓦克能够压制住反对派的活动，却无法根除对专制政府不满的根源。在国王万能的稳定表象之下，伊朗社会已经处于爆炸的边缘，充满了对国王政权的失望、疏远和仇恨。诚然，此时的反对派是碎裂的、软弱的，对于推翻国王的前景尚难以设想，但只要给它一个适宜的时机，它就有挑战政府的组织、人力和财政潜力，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引爆革命火山的火花。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和巴列维政府的自由化政策相结合，恰恰成了这样一个火花。

巴列维国王一向重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口碑，刻意树立仁慈统治者的形象，但巴列维政权在国际上易遭攻击的一面恰恰是其可耻的人权记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亡于欧洲、北美的伊朗反对派和一些海外学生组织，敏锐地抓住了巴列维政权的这一软肋，在国际上大肆宣扬国王的残暴统治，宣称伊朗存在着政治大屠杀，狱中关押着数以十万计的政治犯。

他们向国际人权组织申诉，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并干预这一问题，帮助伊朗人民摆脱暴政。从70年代开始，外部世界以人权的名义要求国王放松社会控制、开放政治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

1972年，一个联合国小组发现伊朗有一贯侵犯人权的罪行；1975年大赦国际指责伊朗是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可怕的国家。巴列维对自己一度在国际上享有的现代化改革者形象受损深感不安，更让他紧张的是，这种外部压力竞然主要来自于他一向视为靠山、曾经帮助他保住王位的美国。

在美国外交史上，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理念和路线，相互交错，时常摆动。是赤裸裸地赚取现实利益，还是要兼顾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国人最珍爱的价值观，这种争论一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

60年代声势大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也影响到对外政策，自由主义倾向开始抬头。

1973年美国国会对外援助法案的通过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它禁止美国向任何“出于政治目的而扣留、关押其公民”的政权提供援助。

1976年是美国大选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在竞选中祭出了人权武器，鼓吹要在全世界增进人权和自由，抨击福特总统的共和党政府对包括伊朗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武器出售政策和对右翼独裁政权的支持。

卡特宣布他的政策“将消除遭受迫害人群中经常爆发革命的根源。因此，我们不应该以一个右翼极权主义政权取代同样具有专制性质的左翼政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卡特对人权的强调有着双重目的：在国内，它希望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治愈越南战争的创伤；在国际上，它意欲削弱甚至切断美国与专制政权的联系，加强与第三世界“进步”力量的联系，在东西方竞争中赢得世界各地千百万饱受专制暴政之苦的民众的心灵和思想。

1977年初，卡特就职新一任总统，美国政府中自由主义派别的力量得到加强，他们在国务院和白宫都占据了重要位置，并在国务院内设立了人权事务办公室。在卡特总统的批准下，他们组织了一场有选择地反对某些反人权国家的运动，其中，伊朗就成为他们热衷的目标之一。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回忆道：“国务院的一些较低官员，特别是伊朗组负责人亨利·普雷切特受这种主张的影响不喜欢（巴列维）国王，只想让他放弃权力。”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有着丰富石油储存，又是美国战略盟友国家的统治者，巴列维国王却让卡特政府顿感棘手，人权政策面临着一个微妙的两难抉择：能够既改进伊朗人权状况又不得罪国王、不破坏两国关系吗？面对这一难题，卡特政府内部出现了深刻分歧：以国务院和驻德黑兰大使馆领衔的一派，认为自由化是伊朗长期稳定和能够抵御共产主义诱惑的必要前提，主张尽可能压服国王满足反对派的要求；而以布热津斯基为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预感到贸易自由化难以预知的后果，希望不惜代价维持国王统治和美伊关系。

当时正专心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阿以戴维营协议的卡特总统，在革命运动早期无暇顾及伊朗，当他不得不关注伊朗时，却摇摆于两派之间，未能协调统一美国官方立场。由于未能界定对伊朗政策的准确目标：是仅仅要压服伊朗改革政治制度以限制国王独裁，还是要取代国王？1977-1979年间，当伊朗的反政府运动愈演愈烈、巴列维政权岌岌可危之时，作为国王重要支柱的美国政府却自困于竞选时的人权政策诺言，对伊朗执行了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

虽然人权政策这一美国对外政策工具的形成与出笼与伊朗社会的内部矛盾几乎毫无瓜葛，但这一政策的推行却深深影响了伊朗的事态发展。

1977-1979年间虽然美伊两国关系总体模式没有本质改变，但美国对伊政策确有变化，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中都出现了限制对伊军售的呼声，美国财政部对一直鼓吹提高世界石油价格的巴列维国王也颇不耐烦。作为双边交往中处于软弱、依赖地位的一方，伊朗不可避免要受到美国政治变迁的冲击。

巴列维对美国的压力十分敏感，来自华盛顿含糊不清的信息更增加了他对美国真实意图的猜疑，怀疑美国是要削弱甚至推翻他的政权。巴列维对美国共和党政府心存感激(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曾经帮助他夺回了王位)，而对民主党总统素怀戒心，高唱民主改革的肯尼迪曾经压服他施行改革，推行人权外交的卡特大概对他也不会客气。

巴列维深知卡特鼓吹人权的强硬真诚，认识到美国国会对其统治方式和石油政策的强烈不满，意识到国际社会对自己独裁政治的冷嘲热讽，因此，1977年初，很可能是为了保持与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和谐关系，平息对其政权日益增长的国际批评，国王开始了自由化计划。

巴列维也希望，自由化能够如同1963年的“白色革命”一样使自己的专制王权化险为夷。1975年开始的经济逆转已经造成国家政权与商人、工厂主等富裕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引发了下层民众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和贫富悬殊而对社会现状的严重不满，自由化政策打算开设一些宣泄孔道来抚慰民众的怨愤，稍稍放松控制以消解反对派的不满。

此外，当年“白色革命”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反对派在当局的高压政策下处境艰难、四分五裂，似乎成不了气候，使得国王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认为自己得到大多数伊朗人的支持。

甚至到1978年4月，反对派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国王仍然对自由化政策充满信心，声称：“所有这些人（指反对派领导人）都害怕我的自由化政策，就像他们害怕我在1962年实行的改革一样。自由化政策砍断了他们的老根。他们并不使我感到可怕。我将继续前进。人民、真正的人民同我站在一起。”

巴列维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实际上，这时伊朗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已空前尖锐，反对派囊括了几乎所有在政治上活跃的社会集团，革命的风暴正不知不觉地在伊朗的上空形成，高踞统治之巅的国王正坐在随时都可能喷发的火山口上。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实行自由化，犹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政治参与急剧膨胀，政府权威一点点流失，专制君主逐渐成为众矢之的。

自由化政策为反对派提供了自1963年以来的第一次机会，它允许反对派去动员它的资源，引导民众的不满与失望走向集体政治行动，促成一场突然的革命大潮，不仅推翻了国王的统治，而且毁灭了巴列维王朝。

国王向人民许诺要“创造一个自由的政治气氛”。1977年3月，大赦国际的恩奈尔思拜见了国王。两个月后，国际律师考察团的巴特勒当面向国王提出一些改革措施。

1977年11月伊朗议会通过立法，要求在政治犯被捕24小时内对被告进行初步审讯，给予被告得到民事法律顾问的权力，必须公开审判而不是由军事法庭审判，保证审判的司法独立。

国王宣布政治犯将不会受到拷打，要求安全部门对持不同政见者要容忍。数百名政治犯被特赦，国际红十字协会被许可视察监狱，外国观察员被允许出席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讯。一个一年前还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的自负政权，突然对数百个协会和政治团体的扩散漠不关心，它许诺自由选举和放松新闻审查，听任媒体自由发表一些煽动性的素材，这在一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创造与新政策相宜的新气氛，1977年8月7日，国王解除了长期担任首相的胡韦达的职务，任命复兴党总书记阿穆泽加尔接任首相。

反对派，尤其是霍梅尼，当然明白形势的这一新发展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在当时发布的一份布道中，霍梅尼这样表达了自己对于当前形势的理解和希望：

美国的人权政策在伊朗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华盛顿以前对国王无条件支持的政策已经改变了，国王受到卡特政府的压力不得不改革其政治体制，尽管卡特一再宣称支持国王，但伊朗人越来越相信这一感觉。

不管这种感觉是否准确，它无疑给了反对派一个重新振作的机会，加强了民众的挑战勇气，慢慢地粉碎了萨瓦克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国王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一个长期被迫服从、近来没有接触过自由的国家里，有限而又突然的自由化唤醒了蛰伏的反对派，引发了政府难以遏制的政治骚乱。

最终转变为一场革命的这场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77年2月，当时国王在国内外压力下，释放了357名政治犯，标志着政治控制出现松动。

6月，40名作家联名致信首相胡韦达，要求言论自由和承认民间社团的合法地位，取消新闻审查。9月，54名法官写信给最高法院，指责政府违宪，尤其是违背了宪法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

6月，巴札尔甘起草、民族阵线领导人桑贾比、巴赫蒂亚尔和弗奥卢哈签署了一封给国王的公开信，哀叹伊朗盛行的贪污、镇压和国王的独裁，信中说：“打着改革或革命幌子的计划失败了，最恶劣的是，人权和个人的自由受到践踏。宪法原则和人权宣言受到空前的侵犯。”

公开信认为，伊朗国内现状令人压抑，国王违背宪法精神实行君主独裁；经济上，通货膨胀，食品和住房短缺，石油资源即将耗尽。公开信要求国王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要求国王“遵守宪法和普遍的人权宣言的准则，废除一党制，允许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建立一个以代表大多数人为基础的政府”。

各界知识分子、政治家、律师等不断写公开信，抨击当局专制独裁的制度与政策，写公开信一时成为向国王及专制制度发难的重要形式。这些公开信的签字人都未受到萨瓦克的侵扰，这被反对派视为结束长期全面镇压的好兆头。随后事态的发展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感觉。

8月，一小群亲霍梅尼的追随者在德黑兰巴札举行示威，要求允许流亡的阿亚图拉归来。令人惊讶的是，警察并未像1963年“六月起义”时那样以暴力驱散人群。在国外密切关注事态进展的霍梅尼意识到，某种社会革命在伊朗已经开始，而宗教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9月，在给国内乌里玛的一封信中，霍梅尼呼吁宗教界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开展自己的活动：

10月23日，在纳杰夫陪伴霍梅尼的霍梅尼长子穆斯塔法突然去世，人们怀疑是被萨瓦克毒死的，这导致人们对霍梅尼的同情和怀念。10月26日，由莫塔哈尼和卡尼组织在德黑兰一清真寺举行的大型礼拜集会上，信徒们高声称赞霍梅尼，称穆斯塔法为殉难者，霍梅尼抓住机会将这一事件扩大化，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事件为自己的反国王运动赢得支持。

在致伊朗人民的感谢信中，霍梅尼声称，“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不应该仅仅关注个人的不幸”，他告诫人们要团结一致，“不要被近来新闻审查的放松所欺骗。…这种明显的放松目的是要洗刷国王的罪恶”。

11月4日，在德黑兰为穆斯塔法举行的悼念仪式上，从伊拉克走私偷运进来的霍梅尼讲话录音带被分发，大量集会人群齐声谴责萨瓦克的残暴和国王的专制。令反对派迷惑的是，警察并未打扰这次参加者甚众的集会。此后，霍梅尼的动员网络开始在全国各地复活，并扩展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科威特等国以及在西方的伊朗学生群体。

这一系列事态意味着巴列维政权的铜墙铁壁开始出现第一道裂缝，鼓舞着反对派进一步采取行动。

逐渐地，在这种充满希望的政治气氛中，伊朗数十个被查禁的协会和政治团体恢复了活动，而各种各样新组建的政治组织则更多。

1977年6月，作家协会恢复，7月自由出版和思想团体恢复。10月，120名律师建立法界联合会，着手揭露萨瓦克拷打犯人的劣迹、检查监狱的条件。

1977年秋天，伊朗律师协会、全国大学教师组织等相继成立。同一时期，桑贾比恢复了摩萨台的民族阵线，正式组建了第三民族阵线，巴札尔甘和阿亚图拉塔勒喀尼恢复了伊朗自由运动。

10月，囊括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家协会在德黑兰组织了10个夜晚的诗歌朗诵会，朗诵向往自由的诗篇，要求取消政府审查制度及其他许多问题。自由运动在德黑兰的戈拜德清真寺组织了一系列政治演说。

11月27日，29名反对派人士宣布建立伊朗自由和人权保护委员会，并向卡特总统发去声明，要求美国帮助在伊朗建立自由和民主。

12月，巴札尔甘在德黑兰开设了人权保护协会办公室，并对外国新闻记者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这件事反对派在一年前做梦也不敢想象。最令反对派感到鼓舞的是，在1977年11月15日国王正式访美期间，国王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在华盛顿发生激烈冲突，这一场面被伊朗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转播。伊朗的反对派认为这是华盛顿放弃对国王无条件支持的又一迹象。

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学生们上街举行示威，要求国王“将卡特总统的人权计划立即付诸实施”。

到1977年底，反对派已经断定，在国王的长期统治中，一个政治宽容的新时期已经开始，但此时还没有任何团体能想到这竟然是巴列维王朝终结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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