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辩：先秦诸子笔下的性善与性恶

日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一系列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案件被写入报告、作出明确回应。从缅北 “四大家族” 主犯被判死刑、恶意 “人肉开盒” 者获刑，到 14 岁故意杀人学生被顶格判处无期徒刑；从重拳惩治贪污腐败、坚决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到全力守护公民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法治以清晰边界守护善恶，以公正力量安定人心。

诸子互评生动呈现百家争鸣盛况之作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道千古之问，从先秦诸子争鸣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解答。孟子倡性善，荀子论性恶，告子主张性无善恶，一场跨越千年的思想辩论，恰与今日我们对道德、秩序与法治的追问遥相呼应。让我们循着先贤哲思，回望这场深刻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人性大辩。

——编者按

宋人编《三字经》，开篇就言“人之初，性本善”。应该说文明之初，早期思想家们就必定会探讨人性之善恶，待到战国时期，诸子对这一问题已经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所以孟子发表了长篇大论说性善，荀子的《性恶》篇则反其道而行之，也许荀子认为，在这个有关人性的最根本问题上批驳孟子，才更有挑战性。

现今，人们很少用本质论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可能的共识是：人性或者主体性是在现实环境中逐步建构的。其实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有说告子乃墨子的学生），一上来就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这就是人之初性本无的意思。告子如活在今天，肯定是属于建构派。不过孟子辩才了得，他也以水为例，指出水无分东西，难道也无分高下吗？水往低处流，就好比人性向善。孟子没有学过牛顿力学和不了解地心引力也就罢了，但是为何在“人性之善”与“水之就下也”间画上等号？如果性恶论者提出“人性之恶，犹水之就下也”，如何反驳？俗话说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以此形容人性似更加生动贴切。

不过孟子最有说服力的地方不是将人性和水性挂钩，而是认为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人性善的表现。孟子不仅倡导性善，还把性善论发展为一整套儒家的伦理和处世标准，称它们为仁义礼智的发端，在其《公孙丑》篇中，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为了进一步推广其性善论，孟子还把它运用到治国的理念中，认为主政者不必太精明强干，不必博闻多识，只要“好善”就行。因为“好善优于天下”，“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苟不好善，则会“距人于千里之外”，反倒是“馋谄面谀之人至矣”，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战国这样一个率兽食人的年代，孟子将善和仁义引入，用意在于收拾人心，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但是于兼并杀伐如此凶险的情形下，没有克敌制胜或化干戈为玉帛的有效手段，光是倡导仁义和善，实在是远水不解近渴，难怪不受各国诸侯待见。估计连荀子也觉得孟子的理论过于高蹈。其根源就在于对人性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

孟子倡导人性善，荀子揭示人性恶，有点像大学生辩论赛，荀子是抽到了反方。荀子未必没有看到人性善的一面，在其《修身》篇中，一上来就讲：“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就预设了人性向善的一面。但是既然正方被孟夫子占据，所以荀子也就专心作驳论。从现有《荀子》的三十二篇看，这位当年稷下学宫的祭酒是什么题目都能应对，而且什么题目到他笔下，他都能论证得头头是道，完成得十分出色。

《荀子·性恶》一开篇就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个“伪”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虚伪，而是人为的意思，指非天性如此。文章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接下来荀子一条一条摆明自己的理由，指出孟子的性善论是错误的。大意是由于人性之恶，人类社会才“生礼义而起法度”，发明出一整套规范和约束机制。

这里，荀子的敏锐和深刻之处不只是挑明人性中的这些贪婪和自私，荀子的贡献，在于他揭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相应的制度、文化（包括种种礼义习俗）的产生并非仅仅出于仁义方面的追求，而是出于对人的天性或原始欲望的制约。应该说在那个时代，还未曾有人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问题，说荀子独具慧眼、洞见深刻均不为过。因为荀子探索的是人类欲望与社会文化及制度建立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人性之本质问题。所以荀子在其观点的展开过程中并不针对孟子的具体论述来反驳，而是只针对“人之性善”这样一个抽象的观点，展开自己的一二三四的陈述。也许其时持孟子性善论立场的人不在少数，性善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观念，所以荀子很有可能是以孟子为标靶，实际上在向各路豪杰亮明自己不同凡响的见解。

回过头来说，以孟子的饱读诗书和阅历，又处于战国这样一个合纵连横的战乱年代，他不可能对人性之恶视而不见，比如他认为一般人在“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的情形下，举止往往“近于禽兽”（《滕文公》篇）。这似表明他对人的天性并没有那么信任。孟子是从收拾人心的立场出发，高举仁义大旗，并把人性善纳入其中，以完善他的儒家伦理。对于人性善的论述，孟子基本局限于具体行为的辨析上（如在祭祀仪式上是先敬兄长，还是先敬年长的乡里人等），并认为虽然人性本善，但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善是需要不断维护的，就如山野间的草木，需要日夜养息才能茂盛。

至于荀子，从他的《劝学》《修身》《不苟》《荣辱》诸篇中，可以见出其劝人努力向善的一整套主张，这和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或“知识即美德”有某种相通之处。他的性恶论虽然是讨论人的本质，实际上背后有现代文化功能主义和社会功能主义的某些基本思想。当然，荀子将社会的礼义、法度以及种种教化，只归于个别圣人或圣王“化性而起伪”的设计，而忽视长期的社会实践和人际互动，这似乎是儒家的精英政治理念的体现。

——摘自蒋原伦：《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