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实控人刑事风险防控系列（十二）违规披露罪的重大性迷思

引言：那个以为“金额不大就没事”的董事长

某上市公司实控人周某，在公司年报中虚增利润800万元。他仔细算了算：公司当期披露利润总额3亿元，虚增比例仅2.67%，远未达到30%的刑事立案标准。他以为，这是“安全操作”。

半年后，他被刑事立案。

周某不解：2.67%远低于30%，为什么还构成犯罪？

答案在于：他忽略了违规披露罪的另一条入罪路径——重大事项隐瞒。 他虚增的800万元利润，是通过虚构一笔关联交易实现的。而这笔关联交易，涉及的是公司与实控人关联方之间的利益输送，属于《证券法》规定的“重大事件”。

法院认定：该信息虽金额占比不大，但属于“可能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件，其虚假陈述已构成犯罪。

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所有实控人都必须理解的概念：“重大性”的认定，从来不只是“比例”问题。

一、“重大性”的双轨认定标准

根据《立案追诉标准（二）》第六条，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入罪标准，包含两条并行的路径：

（一）路径一：财务数据造假的比例标准

虚增、虚减资产、营业收入、利润达到当期披露总额30%以上，即构成犯罪。

这是最直观、最容易理解的路径。 许多实控人对违规披露罪的认知，就停留在这个层面——只要把虚增比例控制在30%以下，就是安全的。

（二）路径二：重大事项隐瞒的实质标准

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达到最近一期披露净资产的50%以上，或者导致1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即构成犯罪。

这是容易被忽略、却更危险的路径。 因为“重大事项”的认定，涉及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什么是“重大”？

二、“重大性”的司法认定：从形式到实质的演进

（一）形式标准：以《证券法》列举为准

《证券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明确列举了“重大事件”的范围，包括：

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重大购置财产的决定；

公司订立重要合同、提供重大担保；

公司发生重大债务、重大亏损；

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持股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

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董监高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

如果信息属于上述列举范围，通常直接被认定为“重大”。

（二）实质标准：以投资者决策影响为准

但司法实践的演进在于：“重大性”的认定，已经从“形式列举”向“实质影响”演进。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虚假陈述内容属于《证券法》规定的重大事件，或者属于监管部门规章要求披露的重要事项，或者虚假陈述导致证券交易价格、交易量的明显变化，均应认定为具有“重大性”。

这意味着：即使信息不在法定列举范围内，只要其对投资者决策具有实质影响，就可能被认定为“重大”。

（三）最高检指导案例的启示

在最高检第五十五批指导性案例中，检例第220号（某公司“扇贝跑路”案）明确：对于涉及公司核心资产状况的信息，即使金额占比不大，也可能被认定为“重大”。

该案中，公司通过修改采捕面积虚减成本，虽然虚增利润占比较高，但法院特别强调：信息是否重大，不仅要看金额比例，还要看其对投资者判断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

三、容易被认定为“重大”的四类“小事项”

基于司法实践，以下四类“小事项”极易被认定为具有“重大性”：

（一）涉及实控人自身的负面信息

如实控人涉及重大诉讼、被采取强制措施、股权被冻结等。这些信息虽不直接影响当期利润，但直接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基础。

典型案例：某公司实控人因个人债务被起诉，股权被司法冻结，公司未及时披露。虽然该事项金额占比不大，但法院认定：实控人股权冻结直接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属于“重大事件”。

（二）涉及关联交易的异常信息

如与实控人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定价明显不公允的交易。这些信息虽单笔金额不大，但可能揭示利益输送的“冰山一角”。

典型案例：周某案中，虚增利润仅800万元、占比2.67%，但因该利润来源于不公允的关联交易，法院认定其属于“重大事件”。

（三）涉及核心资产的变化信息

如核心子公司股权转让、核心知识产权质押、核心资产被查封等。这些信息直接关系公司“家底”，金额再小也可能被认定为重大。

（四）涉及行业政策风险的敏感信息

如公司主营业务涉及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主要客户或供应商出现重大异常等。这些信息虽不直接反映在报表中，但对公司未来经营具有决定性影响。

四、“重大性”认定的司法审查要点

在违规披露案件中，司法机关会从以下维度审查信息的“重大性”：

（一）信息性质：是否属于法定重大事件？

首先审查信息是否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列举的范围。如果是，通常直接认定为重大。

（二）信息影响：是否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

如果不在法定范围，则审查信息是否可能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司法机关会参考：

信息发布后的股价反应；

专业投资机构的分析判断；

同行业公司的披露实践。

（三）信息金额：是否达到披露标准？

对于需要“累计计算”的重大事项，审查其金额是否达到法定标准（如担保累计达净资产50%）。但金额本身不是唯一的判断依据。

（四）信息与股价的关联：是否引发明显变化？

如果信息发布后引发股价、交易量的明显变化，通常反证了信息的“重大性”。

五、对实控人的三点警示

（一）不要只盯着“30%”

30%的比例标准虽然直观，但绝不是唯一的红线。对于涉及实控人自身、涉及核心资产、涉及关联交易的信息，哪怕金额再小，也要审慎评估是否应当披露。

（二）不要低估“累计计算”的威力

诉讼、担保、关联交易的累计计算规则，可能让您以为的“小事项”在不知不觉中跨越50%的红线。建立动态监控台账，是规避这一风险的必要手段。

（三）不要试图用“比例不高”解释一切

在案发后，试图用“虚增比例不高”来辩解，往往难以被采信。司法机关会问：如果比例不高，您为什么要造假？如果比例不高，您为什么隐瞒？这些问题往往难以回答。

【团队视角】如何识别“重大性”的隐形红线

在办理大量违规披露案件后，我们深刻体会到：“重大性”认定的最大风险，不在于那些显而易见的“大事项”，而在于那些看似不起眼、实则敏感的“小事项”。

我们团队在为客户提供信息披露合规服务时，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帮助识别这些“隐形红线”：

重大事项识别：审查公司日常经营中产生的各类信息，识别其中哪些可能被认定为“重大”；

累计监控台账：建立诉讼、担保、关联交易的动态累计台账，实时监控是否逼近50%红线；

披露边界咨询：对存疑的披露事项，提供专业法律意见，明确“披露或不披露”的法律后果；

危机应对预案：当问题发生时，协助制定应对策略，包括是否补充披露、如何回应监管问询。

需要强调的是：信息披露的核心原则是“实质重于形式”。当您犹豫“这个信息要不要披露”时，不妨问自己：如果我是投资者，我希望知道这个信息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它就是“重大”的。

如果您对重大事项的披露边界存在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获取团队编写的《上市公司重大事项披露指引》。

王科栋律师团队 ｜ 专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刑事风险防控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如您对违规披露罪的法律问题有进一步探讨需求，欢迎通过康达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