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被周恩来高度赞誉，逝世让中情局放假三天的传奇特工

1962年2月9日晚九点，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里一片寂静。窗外雪花正密，屋内却只剩下微弱的灯光。63岁的李克农离开人世时，身边守着的，已经不是当年一起出入龙潭虎穴的战友，而是医生和家属。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临终时已经说不清整句话的老人，曾经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闻之色变的对手，也是周恩来口中“功劳大于一个军”的开国上将。

他走后的那一夜，董必武久久不能入睡，76岁的老人推开窗，看着漫天大雪，提笔写下那首后来广为流传的七律。诗中提到“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已经算是对他一生工作的极高评价。表面上看，这只是老同志之间的深情悼念，但熟悉党史的人都明白，这几句诗的分量，绝不只是感情用事。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以后，坊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李克农逝世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中情局放假三天。这个说法未必完全准确，却多少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对手眼里，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情报官，而是足以改变格局的“敌方高手”。要理解这一点，就得从他的人生轨迹说起。

一、从书生到“潜伏者”：一个少年如何走上秘密战线

1899年，李克农出生在安徽芜湖鸡窝街马家巷，祖籍巢县。与后来许多出身贫寒的开国将领不同，他少年时的生活算不上困苦。父亲李哲卿在地方政府做事，收入稳定，家中多少有些书卷气。这种出身，按常规道路走下去，完全可以做个体面文职，再不济，当个地方小官，也是稳稳当当的一生。

12岁时，他进入芜湖安徽公学求学。这个学校当时是革命党人活动的一个据点，新思潮在这里来回冲撞，各种激烈观点在课堂内外碰撞。对一个好奇心强的少年来说，这种环境会产生什么影响，不难想象。也正是在芜湖读书期间，他接触到了一批早期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听到“推翻旧制度、改造中国”这样的话。

1917年，他来到北平，在《通俗周刊》做发行工作。那时候中国军阀混战，社会秩序混乱，报馆成了很多有志青年的落脚点。发行这种工作，既辛苦，又能看尽各色人等。李克农做得很认真，同事普遍认为他前途不错。可纸上文章再多，终究挡不住现实的风云突变。张勋复辟一闹，报纸停刊，原有的一切规划都成了泡影，他只能带着失落回到芜湖。

1918年，他加入了当地学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这个团体鼓吹反专制、反强权，听上去很热血，颇有进步性。但真正接触一段时间后，李克农就发现，这种光喊口号、不讲组织纪律的路子，很难真的改变国家命运，和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差距不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浪潮迅速席卷安徽，安庆成了运动中心。李克农赶到安庆，在《国民日报》做副刊编辑，开始用文字介入现实。他在报上公开抨击苛刻的新税法，结果被关进监狱，七天后在学生联合会和群众组织的努力下获释。这一次短暂的牢狱经历，让他更加清楚：只靠写文章、搞舆论，是不够的。

两次在报社的遭遇，使他慢慢形成一个判断：要改变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局面，光靠笔杆子不行，必须投身一个有组织、有路线、有纪律的革命力量。他在摸索中前行，直到1926年底，终于在党的组织引导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李克农很快被安排到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担任宣传委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普通职务，可对于党来说，这个位置恰好处在观察局势、搜集消息的关键点上。1927年4月18日，芜湖的国民党右派准备发动反革命事变，李克农提前捕捉到异常动向，迅速上报，使得当地中共特支和共青团组织的骨干干部得以紧急转移，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这次“预判正确”，其实就是他在隐蔽战线上的第一次试水。没有枪声，没有刺刀，甚至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却在无形中救下了一批党的骨干。也就是在这时候，组织看到了他在情报、侦测方面的天分。

芜湖地方太小，他的活动迟早会被敌人盯上。1928年初，李克农转移到上海。这个城市表面上灯红酒绿，背后却是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的舞台。到了当年秋天，他接受党的指示，与潘汉年一起创办小型报纸，在公开舆论战场上继续做工作。这段经历，一方面锻炼了他的文字和判断力，另一方面也为他以后“假戏真做”、进入敌特机关做了铺垫。

1929年11月，老友胡底牵线，他在上海见到了钱壮飞。表面上三人只是普通同志之间的联络，谁都没想到，这次相遇，会被后世称为“龙潭三杰”组合的起点。

二、龙潭虎穴：密码本、电报与生死五分钟

从事情报工作，绕不过一个难题——必须打入敌人内部。说白了，就是要在对方眼皮底下干自己的事，还得让对方完全信任。这不是勇气就够的，更考验心性、逻辑、耐性。

1929年底到1930年前后，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李克农开始谋划进入国民党核心情报部门。1930年，他以公开考试的方式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是徐恩曾。这人有两个特点：多疑，好色。多疑意味着难以接近，好色却提供了突破口。

进局之后，李克农一面踏实做事，一面配合党组织的安排，适时向徐恩曾“献功”。周恩来时常把一些已经过期、对党已无危险的旧文件交给他，让他以“缴获共党文件”的名义上交。开始几次，徐恩曾不以为意，时间一长，倒真把这个能干、能“立功”的属下看重起来。

在这种一点一滴建立所谓“信任”的过程中，李克农职位不知不觉提到了电务股股长，掌管全国无线电报务员队伍。这个岗位已经是敌方情报系统的中枢了。不过徐恩曾再信任，也有一件东西怎么都不肯放手——那本随身携带的绝密密码本。

这本密码本，用于国民党高层之间的秘密联络，关乎国民党内部的很多核心消息。对共产党来说，一旦掌握这套密码，就等于打开了一扇通向敌人心脏的窗。

如何才能“借”到密码本？周恩来和李克农仔细分析，决定利用徐恩曾好色的弱点。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闲聊时，李克农有意无意谈起某处“风月场所”的热闹。会议一结束，徐恩曾按捺不住，打算亲自去乐一乐。这时，李克农假装很担心地提醒：“你带着密码本不合适，那地方太乱，丢了就麻烦了。”

徐恩曾一想，也对，便把密码本交给他暂时保管。等徐恩曾前脚刚走，李克农立刻抓紧时间抄录密码内容，然后在对方回来之前原样交还。这一来一回，时间短得惊人，却在日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真正检验这次行动价值的，是1931年四月那场突变。4月24日，曾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次日，他在几乎没有受到酷刑的情况下就选择了叛变，交代了大量党内机密。顾顺章当时掌握着中共中央和特科、交通线的大量情况，一旦这些情报全部落入敌手，对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来说，就是毁灭性打击。

国民党武汉方面迅速发出密电，向上海情报机关通报这个“重大战果”。而钱壮飞正好潜伏在国民党保密机构内部，利用事先掌握的密码，率先截获了这封电报。看完内容，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封电报意味着什么。

当晚，他立刻派女婿刘杞夫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任务只有一个——最快速度把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送到李克农手中，再转报党中央。4月26日一大早，刘杞夫在上海找到李克农，详细说明情况。问题在于，那天既不是预定的接头日子，人也不好找；而这则情报又刻不容缓，拖一小时，风险就大一分。

李克农急得团团转，按照既定联络方式去找陈赓，结果人没找到，联络员也联系不上。按平时的纪律，这种情况下是不允许随意扩大接触范围的。但眼下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他只得“犯规”，通过原来在江苏省委的关系，层层寻找陈赓的位置。等陈赓拿到消息，心里明白，这事非同小可，马上赶去向周恩来报告。

另一方面，李克农按周恩来的布置，迅速组织疏散党中央机关、共产国际驻沪机关等，同时通过密令给胡底等人发出暗号，要求立即转移。整个过程紧张而有序，一环扣一环，都争取时间。

4月28日清晨，国民党特务大举出动，按照顾顺章提供的情报，准备一网打尽。结果到了目标地点一看，人去楼空，只能扑个空。陈立夫事后感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这话里固然有夸张的成分，却足以说明当时的惊险程度。

这次生死较量，表面上看，是顾顺章叛变、钱壮飞截电、李克农传报、陈赓联系、周恩来指挥转移的多方配合，实际上背后还有个关键前提——早年那本密码本的复制。如果没有那本密码本，钱壮飞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准确读懂敌人的密电；如果没有准确情报，就谈不上所谓“争那几分钟”。

顾顺章叛变之后，李克农在上海的身份彻底暴露，蒋介石多次下令要除掉他，派出刺客追杀，终究没能得手。上海这个战场已经无法继续待下去。1931年8月，他奉命离开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等职，继续从事保卫工作。

到了1935年末，中共中央在陕北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由李克农担任局长。这一机构主要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接触一位后来影响全国局势的关键人物——张学良。

三、谈判桌上的较量：西安事变与开城停战

1936年初，陕北瓦窑堡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落脚点。对外工作中，有一件事格外重要：想办法促成国共之间的抗日合作。东北军、红军之间的关系，是绕不过去的一环。李克农此时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打通这条路。

1936年2月21日，他受命从瓦窑堡出发，前往洛川秘密会晤张学良。出发前，周恩来把他叫到一旁，语气郑重：“这一趟，一定要争取谈成。就算一时谈不成，也要想办法谈和，不能闹僵。”李克农点头，说了一句：“放心吧，总要把门打开。”

2月25日，两人在洛川正式会谈。张学良此时在东北军中威望很高，又身居要职，讲话自然带着一种少帅特有的骄傲。他开门见山，连抛三个问题：“你们红军到底是不是抗日？是真的，还是拿抗日当幌子？红军内部到底团结不团结？还有，你们既然说要抗日，为什么非要反对蒋介石？”

这些问题，问得一点不客气。也正说明张学良当时既有合作意向，又有严重疑虑。李克农没有急着辩解，而是有条不紊地回应。他先说抗日：“红军当然是真抗日。不抗日，为啥要长征二万五千里走到这边来？冒那么大的风险，图个什么？要是只想自保，就留在原地了。”

第二个问题，他也不回避：“红军是团结的。争论是有的。张国焘已经同我们分了家，这是党内斗争。你张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不容易体会这种情况。”这样的回答，不绕弯子，也不粉饰。既表明团结大局，又坦承内部斗争存在，这种坦率，多少让张学良觉得这位共产党使者不太“假”。

谈判持续到3月5日清晨，双方围绕停战、联合抗日、政治安排等问题作了充分交换意见。临别前，张学良提出，希望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来西安直接谈判，进一步具体商量抗日大计。时间由中共决定，他可以负责安全保障。

这次会谈，并不是一锤定音，却为之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伏笔。统一战线的路线，从纸面上的宣传，开始逐步落在实际行动中。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兵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其中有一部分基础，就是此前这些一来一往的沟通。

从洛川回来后，毛泽东专门拍着李克农的肩膀说：“你一个人跑去谈，结果搞得很好。”张学良晚年在回忆往事时，仍对这位曾和他密谈多日的中共代表记忆犹新，多次感叹：“此人真厉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李克农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更大范围的情报与联络。到1941年，他已经担任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并主持日常工作，直接为党中央决策提供情报支撑。在整个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活跃在隐蔽战线的前沿。

到了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蒋介石并不甘心，在军事上失败后，又把希望寄托在暗杀、破坏等阴谋活动上。他手下一员得力干将，便是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毛人凤。毛人凤对付共产党人，不是一天两天了。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李克农与他之间的较量，堪称谍战史上的经典。

1949年底，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令，要组织力量破坏新生政权。正巧当年12月，毛泽东准备出访苏联，乘专列北上。毛人凤立刻想到当年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打起了类似的主意。

他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趁毛泽东专列通过东北时，破坏长春附近的14号铁路桥，同时在哈尔滨车站埋设定时炸弹；二是利用潜伏在北京城内的一个秘密电台，配合执行暗杀计划。这个电台因为人手精干，被他们内部称为“万能潜伏台”，台长名叫计兆祥，既是发报员，又是译电员，也负责情报收集，几乎一人承担全部关键环节。

李克农在情报系统布置下，开始对“万能潜伏台”进行追踪和技术侦察。不久，这个潜伏电台被成功锁定，计兆祥被当场抓获。台湾方面的毛人凤还蒙在鼓里，苦等对岸的“好消息”。

李克农没有急着关闭这条线，而是做了一件堪称“反将一军”的事。他指示以计兆祥的电台名义，向毛人凤发出一封电报。电文的大意是：所谓“万能潜伏台”已经被起获，少校台长计兆祥束手就擒。今后你们派来的特务，我们会“悉数收留”，只是就不当面“致谢”了。最后还点名报上自己的名字：“告诉你，讲话的是李克农。”

这封电报发过去，毛人凤气得直跳脚，却又无可奈何。他以为自己手里还有一张底牌——“东北技术纵队”。这支队伍是他精心组建的特务力量，计划在东北地区搞暗杀、爆破，伺机制造混乱。为了指挥这支队伍，他派出两名特务乘坐一架没有标志的飞机，秘密飞往东北山区。

李克农早已通过截获的电报掌握了这一动向，在部署下，这架飞机一落地，两名特务就被我方人员控制。通过审讯，很快摸清“东北技术纵队”的人员结构和活动路线，一举将这支由一百七十人组成的破坏力量连根拔起。

可以说，毛人凤自认为精心布置的两张“王牌”，最终都变成了李克农手里的反制工具。1950年3月4日晚，毛泽东顺利结束苏联访问返回北京，毛人凤精心策划的暗杀计划彻底变成泡影。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克农又一次被推上了一个新舞台。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战事持续胶着。1951年6月的一天，他接到通知进入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开门见山：“克农同志，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部队也要派人参加。”

那时李克农身体已经欠佳，长期咳嗽，脑力体力都大不如前。这个任务极其艰巨，既关系前线士兵的生命，又牵扯到国际政治博弈。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决定由他来坐镇，可见对他能力和经验的信任。

在开城谈判过程中，美方代表多次耍赖、拖延，甚至公然挑衅。1951年8月的一次会谈上，中朝代表阐述完立场，美方代表却拒绝发言，刻意制造冷场。其中一名美方人员还用挑衅目光盯着我方代表，气氛一度剑拔弩张。

我方代表有些犹豫，派人拿纸条询问李克农的意见。纸条送过去，他略一思索，只写了三个字：“坐下去。”就是这三个字，让中朝代表稳稳坐在会场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谁也不说话。场面尴尬到极点，过了一百三十多分钟，美方代表终于撑不住，只能宣布休会。不得不说，这种“以静制动”的策略，在当场就把对方的心理优势打破了。

谈判一拖再拖，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才正式签字。为了确保签字仪式的安全、顺利进行，李克农提出了多项安全方案，要求把各类意外因素降到最低。有人后来形容他是“隐形巨人”，确实有几分道理——出现在媒体上的照片不多，但在关键场合，总能看到他的影子。

四、一个特工之王的晚景：失忆、证明与放不下的担子

抗美援朝停战达成后，李克农已经年近六十。多年高压、劳累和长期奔波，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损伤。1957年10月25日，他突然出现剧烈头晕，想出门散步，刚踏出门槛就直直倒在地上，当场昏迷。

送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诊断为脑溢血。周恩来亲自叮嘱，一定要全力抢救。昏迷了整整八天，李克农才慢慢醒来，命是保住了，可大脑受损严重，记忆大面积丧失，说话也不流畅，思维逻辑紊乱，整个人像变了一个样。

对一个一辈子靠脑子吃饭、处理机密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无疑是一种折磨。身边家属劝他安心休养，可他从心底里不甘心。据子女回忆，他有一次艰难地对家人说：“现在最痛苦的，就是没有工作。”这不是客套话，而是他真实的心境：几十年在隐蔽战线奔忙，太多同志的真实身份还藏在档案里、不为人知，如果他不出面做证明，有些人极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说明自己的经历。

身体一有一点起色，他就开始让人把材料拿来，一一辨认那些曾经在隐蔽战线工作过的同志，尽可能为他们写下情况说明。这项工作枯燥、耗神，却在当时非常重要。因为在和平环境下，隐蔽战线出身的干部，往往难以用常规履历说清自己的人生。李克农这种“作证”，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追回应有的政治身份。

他的大儿子李伦后来回忆，说父亲醒来后，记忆混乱，说话不利索，家里人看着都很难过，他自己心里更难受。从那以后，他开始了几年断断续续的休养生活，状态时好时坏。

到1960年前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正式决定让他离岗休养。他表面上答应，心里却始终放不下。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打了一个比方：“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还不舒服。能驮多少，就驮多少。”这句话听上去略带自嘲，却十分形象地概括了他对工作的态度。

即便这样，他仍关心着国际国内一些他曾经接触过的事项。比如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回国问题，他就持续关注，帮着做了不少工作，只是没等到李宗仁真正回到国内，就已经病重。

1962年2月7日，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两天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2月13日，北京各界数千人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公祭。周恩来担任主祭，罗瑞卿致悼词。悼词的定稿，是周恩来亲自修改过的，其中专门提到：“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同钱壮飞、胡底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作出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早年对他女儿说过一句话：“你父亲是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这话听上去略带玩笑，却点破了他一生的性质：这位开国上将，没有率领一兵一卒冲锋陷阵，却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发挥了不亚于一个军的作用。

周恩来在他去世后，曾感慨地说，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深入敌人内部，“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这一判断并不夸张。1931年那几天争来的“几分钟”，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改变了一个政党的命运。

关于美国中情局放假三天的传闻，究竟是否属实，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但从对手的角度来看，李克农这样一个既懂统战又懂情报、既能上谈判桌又敢进敌巢的人物，的确值得认真对待。他的一生，很难用简单的功勋表、奖章数量来衡量。那些关键时刻做出的判断，很多都是写不进公开档案的。

1962年那场大雪悄无声息地落下，又悄无声息地融化。留在后人的，只剩下一个在隐蔽战线奋战数十年的名字——李克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