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得主中，有一位曾任工程院院长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戈壁荒滩上升起的那团蘑菇云，还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那一刻，全国沸腾，报纸、电台轮番播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可在热闹背后，真正知道“是谁干成了这件事”的人，其实并不多，很多名字，被岁月压在保密档案和科研大院的铁门后面。

三十五年之后的1999年9月18日，这一批名字，被郑重地推到了台前。国家专门设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研制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共计二十三位。有人健在，戴着奖章走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也有人已经离去，只能由家属代为捧起那枚迟到的荣誉。

这二十三个人，专业背景各不相同，有搞理论物理的，有做材料的，还有精通导弹控制、火箭结构、自动控制乃至测控通信的。但有一点很像：大多在国外有很好的条件，却在关键时刻，选择回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戈壁、在深山、在地下实验室里，干了一辈子不能对外人说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名单里，还藏着一位后来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物理学家，他也是“两弹一星”功勋中极少数后来走上国家科技管理高位的人物。这位，就是朱光亚。

要弄清楚这二十三位功勋的分量，不妨沿着时间线，把1999年的那场授勋仪式，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关键节点，连在一起看看。

一、从“爆炸成功”到“奖章定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怎么来的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个名字，出现得其实很晚。新中国刚起步时，国内满眼是百废待兴，“奖励谁”“怎么奖励”都不是当时优先考虑的问题。那时候，更紧迫的，是核威慑、国防安全，以及让中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1964年原子弹成功，1966年首次核导弹飞行试验成功，1967年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进入太空，这四个时间点，串起了“两弹一星”的主线，也奠定了后来的功勋奖章授予范围。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层面逐渐形成共识：为这一代科学家立一个相对明确的荣誉标志，既是对个人贡献的确认，也是对那段集体奋斗历史的一种记录。199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央决定设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国家主席颁授，这才有了那份二十三人的名单。

在具体安排上，当年确定先表彰尚在人世、能亲自出席的十六位科学家，同时对已去世却在“两弹一星”工程中作出决定性贡献的七位科学家，追授功勋奖章。这样，既兼顾了历史完整性，也照顾了客观实际。

十六位在1999年获授奖章的功勋，多数已步入晚年，有的九十多岁，拄着拐杖登上人民大会堂，有的坐着轮椅由工作人员搀扶。那天的新闻镜头里，很多观众只记住了一个个略显瘦削的身影，却未必清楚，他们各自背后承担的是哪一块关键任务。

二、“各有战场”：16位在世功勋的不同角色

如果把“两弹一星”看作一个庞大工程，那这十六位功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板块”：有的是搞核武器理论的，有的是搞火箭、导弹和卫星总体的，有的是搞控制、测控、材料、试验保障的，还有像朱光亚这样，在理论和组织领导上都起了中枢作用。

很多人听过“氢弹之父”于敏的名字。于敏1926年生于河北宁河，本来在理论物理领域发展前景很好，却在六十年代初主动转向氢弹理论研究。那时候条件粗陋，许多关键信息还要靠自己推演。他和同事们围着黑板一算就是十几个小时，推导氢弹构型、能量传递等问题。后来我国氢弹在1967年成功实现空爆，于敏的理论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功勋奖章对他的评价，可谓名副其实。

和于敏同样在核武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程开甲和彭桓武。程开甲1918年生于江苏吴江，出身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他参与核试验场的选址、试验方案制定，后来又领导核试验加固技术研究，让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在安全性、可靠性方面迈出重要一步。核试验基地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在他的组织下，一点点测出来的。

彭桓武则是从理论物理、固体物理入手，为原子能事业提供底层理论支撑。1915年出生于长春的他，在昆明云南大学教书，又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长期从事实验和理论研究，为核材料、反应堆相关理论准备了大量基础成果。对外人来说，他的工作非常“抽象”，却是核事业中的“地基”。

说到导弹和航天，就不得不提钱学森。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在国外已是空气动力学界的顶尖人物，还是当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历经波折回国，参与创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导弹到火箭，从总体设计到试验体系，可以说处处留下他的影子。“两弹一星”里，“一星”与“弹”的结合，离不开他对体系工程的整体把握。

在火箭与导弹总体、结构和控制方面，屠守锷、黄纬禄、任新民、王希季、孙家栋、杨嘉墀等人，各有侧重，又互相配合。

屠守锷1917年生于浙江湖州，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负责导弹和火箭的结构和强度问题。他带领团队解决了导弹飞行中的振动、热应力等关键难题，让武器既“能飞出去”，又“飞得稳”。

黄纬禄则在导弹控制技术方面成绩突出。1916年出生在安徽芜湖，他在解放军通信兵系统做过电子研究，又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设计室主任，参与多种型号导弹和潜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设计。后来又参与核潜艇相关技术研究，被同行称作“航天老总”，也不是夸张之词。

任新民1915年生于安徽宁国，是导弹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领域的另一位关键人物。他在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担任副院长，很长时间都在协调总体方案、技术路线等工作，与钱学森等人一起推进导弹、火箭型号的定型研制。

王希季1921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受训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回国后在上海交大任教，不久又投身于我国空间技术研究。他主持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的研制，又担任我国第一型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设计师，这个“第一枚”“第一型”，分量不言而喻。后来返回式卫星的总体方案，他也是主要主持人之一。

若说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大脑”，孙家栋无疑占据重要位置。1929年出生于辽宁复县，留学前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回国后一直在国防部五院从事卫星总体设计工作。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背后都有孙家栋的身影。后来他被称为“卫星之父”，与“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头衔，是相互印证的。

在自动控制和测控技术方面，杨嘉墀、陈芳允起到“看不见却离不开”的作用。杨嘉墀1919年生于江苏吴江，擅长自动检测与控制理论，长期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和空间技术研究院工作，主持多颗返回式卫星的测控与姿态控制系统设计。卫星能否准确入轨、稳定工作，很大程度上靠他那一套控制“脑子”。

陈芳允1916年出生于浙江台州，出身物理专业，却转向电子技术和空间测量。他组织了卫星测控网的建设，主持“东方红一号”相关测控通信方案，后来又参与卫星导航系统的前期构想。简单说，卫星上天之后，地面如何“看得见、叫得应”，陈芳允干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在材料与装备保障方面，吴自良和陈能宽承担了“看家材料”的重任。吴自良1917年生于浙江浦江，他在物理冶金领域深耕，主持研制铀同位素分离用的“甲种分离膜”，打破西方技术封锁。没有这类材料，就谈不上核燃料的有效分离。

陈能宽1923年生，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关键专家之一，长期在核武器材料和结构强度方面开展工作，为核试验和核装置的可靠性提供了坚实保障。这类工作往往不被普通读者注意，却是整个系统运转的基础。

在理论与组织领导的交汇处，朱光亚、周光召格外醒目。朱光亚1924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是受过系统理论物理训练的科学家。早年在北大执教，后来投身核武器研究，从理论方案论证到试验组织协调，他都深度参与。改革开放之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并在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担任首任院长。这也使得“两弹一星”功勋中，多了一个“工程院院长”的名字，颇具象征意义。

周光召1929年生于湖南宁乡，同样是理论物理出身。他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长期从事高能物理和核理论研究，在两弹理论分析与效应计算方面发挥作用。后来担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功勋名单中，是极少数具有副国级职务的科学家之一。2024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五岁，一代物理大家自此谢幕。

三、“迟来的荣誉”：7位追授功勋的壮烈与遗憾

如果说1999年亲自戴上奖章的十六位，是“尚在人世的见证者”，那么被追授的七位，更像那段历史中较为沉郁 的一部分。有人因疾病离世，有人则在特殊年代含冤而终，还有人献身在任务途中，亲手参加授勋仪式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存在，只能由后人代为铭记。

追授名单中，资历最老、在核科学领域影响最大之一的，是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他早在抗战前就已是国内外知名的核物理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提出的“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对后来的核聚变研究方向产生了启发性影响。两弹工程中，他参与多个关键理论问题的攻关。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一岁，距功勋奖章设立，仅差一年。

在公众视野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邓稼先。1924年生于安徽怀宁，他被称为“两弹元勋”中“走到最前线”的一位。邓稼先早年在美国学成，回国后隐姓埋名投入核武器理论研究。长期在大漠深处，从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到数次核试验的组织，他都亲临现场。有人回忆，在核试验前夕，他常常趴在图纸上连夜修改参数。1986年9月，他因长期接触辐射、过度劳累导致身体严重损害，最终病逝，年仅六十二岁。1999年追授奖章，说是“迟到”，其实一点不为过。

“星”的开拓者当中，赵九章与钱骥，是必须提到的两位。赵九章190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早早提出发展人造卫星的设想，主持建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又担任卫星设计研究院院长，是我国第一代卫星设想和方案的主要推动者。遗憾的是，1968年10月26日，他在北京含冤自尽，终年六十一岁，那几年给很多科学家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伤痕。

钱骥1917年生于江苏金坛，是空间物理和卫星工程的开拓者。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参与人造卫星总体方案的制定，与王淦昌等人合作，推动我国从无到有建立卫星工程体系。后来担任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对返回式卫星等项目的推进功不可没。1983年8月18日，他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未能等来“东方红一号”之后更大规模的卫星群。

如果把视线拉回导弹和火箭材料工艺领域，姚桐斌的名字，会给人一种格外沉重的感觉。192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他，是火箭材料与工艺技术方面的专家，担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第六研究所所长，主抓导弹与火箭结构材料的研制与加工工艺。导弹外壳、发动机壳体如何在高温、冲击中保持强度，很大程度上要靠他那一套工艺体系支撑。1968年6月8日，姚桐斌含冤去世，终年仅四十六岁。一位正当壮年的专家，就这样倒在风波之中，两弹一星事业因此失去了一名重要的“匠人型”科学家。

在核物理、核工程领域，钱三强的名字同样重量十足。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他在法国学成归来后，成为中国核科学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组织起第一支系统研究核物理的队伍。后来又出任国务院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直接参与我国核工业发展规划。可以说，从研究所的实验台，到国家层面的核工业布局，都有钱三强的身影。1992年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追授功勋奖章，是对他数十年工作的集中肯定。

还有一位，牺牲得格外惨烈，也格外让人难忘，那就是郭永怀。1909年生于山东荣成，出身北大，后来赴国外深造，专攻空气动力学。回国后，他在国防尖端工程中承担气动与热防护相关研究。1968年12月5日，他在执行任务返京途中遭遇飞机失事，终年五十九岁。事故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他的遗体紧紧护着公文包，里面装的是机密文件。这一幕，被很多人反复提起，也成了“两弹一星”故事里最震撼的画面之一。

这七位追授功勋，有人高寿，有人早逝，有人病故，有人殉职，也有人死于非学术的风波。但无论结局如何，他们在“两弹一星”工程中的位置，并没有因为离世时间早而“变轻”。1999年的那枚奖章，只是把那段早已写进国家安全“底牌”的贡献，公开确认了一遍。

四、“从个人到集体”：功勋名单背后的时代逻辑

细看这二十三个人，很容易发现一个特点：几乎没有所谓“全才”，人人都有明确分工。有人偏理论，有人偏工程，有人抓总体，有人管试验，有人专攻材料，有人做测控通信。把名单摊开，像是一个庞大工程的“关键零件一览表”。

以原子弹、氢弹为例，如果没有邓稼先、于敏、彭桓武这批理论骨干，核装置的设计方案就没法精确推演；没有程开甲这样的试验组织者，核试验场的建设、爆炸参数的准确测量就可能走弯路；没有吴自良、陈能宽等材料与结构专家，相关部件的稳定性、安全性又难以保障。理论、材料、试验，环环相扣，任何一块掉链子，都可能前功尽弃。

再看导弹和卫星系统。导弹要飞得远，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这一系列总体与结构专家必须配合；要打得准，黄纬禄、杨嘉墀等控制与测量专家不能缺席；要把“星”送上天并管理好，王希季、孙家栋这样的卫星与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要压阵；而卫星上天后的测控、通信，还得靠陈芳允、钱骥等人在地面“织网”。仅看某一人似乎不难理解，可把整个体系放在一块，就能体会到那种“没有谁是可以轻易替代的”。

有一件事，很多当事人后来回忆时都提到过。某次内部讨论会上，一位年长科学家看着满屋子披着军大衣的同行，说了一句：“这一屋子人，换掉一个都不行。”这话听起来有点夸张，细想却不虚。那是一个人才极度稀缺，又被迫与封锁、威胁竞速的年代，任何一个关键节点出问题，都可能拖累整体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这二十三位功勋，很多人在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扛起了极其庞大的责任。孙家栋不到四十，就在卫星总体设计岗位上独当一面；邓稼先四十岁出头就负责核装置设计；2024年去世的周光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是理论物理领域的中坚力量。那一代人的“成熟速度”，不得不说被时代推着快走了一截。

再看朱光亚这一位。他一方面长期深度参与核武器研制，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后担负起中国工程院院长的职责，把个人科研生涯延展为国家工程科技系统的组织和支撑。功勋名单里，能在科学研究与科技管理两个方向上都做到如此高度的人，并不多，朱光亚算是一个典型。有人曾问他：“当年这么多重要职务压在身上，累不累？”据传他笑着说：“累是累，但总得有人做。”这句轻描淡写的回答，背后是几十年不间断的高强度工作。

当然，二十三位功勋，只是庞大群体的“代表”。在他们背后，还站着成千上万没有名号的工程师、技术员、工人和警卫战士。试想一下，核试验现场没有测量兵，导弹试验场没有保障后勤，卫星测控站没有轮班值守，哪怕名单上这二十三个人再优秀，也难以支撑一个完整体系。当年的文件和报道中，常用“集体攻关”“协同作战”这样的表述，并不是客气话。

从1964年到1970年，只用了六年，中国完成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接力突破。与当时的物质条件相比，这个速度在世界范围内都称得上惊人。要解释这样的速度，既离不开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也离不开这一批科学家极强的使命感和忍耐力。很多人一生只干一件事，没有所谓“项目周期”，只有“任务完成”这一个参照。

1999年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形式上是一次仪式，从内容上看，却是对一个时代科学精神与国家意志的集中标注。从于敏把心思浸在黑板推导，到王希季盯着发射架上的每一颗螺栓；从钱三强在实验室里的核反应数据，到郭永怀在飞机失事前紧抱的那只公文包，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相当厚重的图景。

这二十三枚奖章，分别落在二十三个人身上，却指向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在国家最需要、条件最艰苦的时候，有人站了出来，并且站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