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词典会被时代淘汰吗；河流与权力

科技、经济与文化作者劳拉·凯利（Lora Kelley）近日在《国家》杂志撰文，讨论了在思想、技术与词汇不断涌现的时代，词典如何以动态的方式记录人们的语言。在移动互联网如此方便的时代，网络、人工智能似乎成为了人们查阅词汇的首选工具。人们已经很少翻开厚重的词典，而是在屏幕上轻敲几下，获得特定词汇的含义。除了年末的年度词汇之外，权威词典们似乎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音。凯利反思了词典在历史上的角色变化，结合韦氏词典实习编辑斯特凡·法齐斯的经历，向读者呈现韦氏词典的编辑团队如何通过坚持严格的选词标准，以保证词典的生命力。

电影《维特根斯坦》剧照

在文章开头，凯利强调了一个重要观点：词典并非某种天然存在的文本，而是时刻变化的动态文本，词典编纂者长期以来都密切关注语言的实际使用与阅读方式。梅里亚姆-韦伯斯特（下称韦氏）词典的资深编辑彼得·索科洛夫斯基指出：词典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文档，而是一个“活的对象”，会随着人们的书写和言语方式不断被更新和重塑。从标识牌、小说、文章、公开声明到互联网内容，都可能改变词语的使用方式和含义。

另一方面，在线词典的查词数据，也能反映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的普遍情绪。例如，在类似“9·11”这样的事件发生后的最初阶段，人们往往会先去查那些陌生但客观的词汇（如“废墟”），接着是更技术性或概念性的词语（如“恐怖主义”“沙文主义”）。很快，人们就会转向带有心理意味的词汇（如“屈服”“超现实”）。2020年1月，“pandemic（大流行）”开始在词典网站上成为热门词；到3月11日，这个词的搜索量激增。八天后，“coronavirus（冠状病毒）”的搜索量也迅速飙升。

凯利写道：我们查词典，并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新词；在某些动荡时刻，这更像是试图去抓住经过验证的“真实来源”，用来确认我们自以为理解的世界。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出现催生并推广了大量新词，也永久改变了人们对特定词语的使用方式：trolling（网络钓鱼/挑衅）、Karens（刻板印象中的“爱投诉的白人女性”）、dumpster fire（灾难现场的隐喻）、microaggression（微侵犯）、post-truth（后真相）、safe spaces（安全空间）……无论这些词看似多么荒诞或粗俗，词典编辑都会跟踪它们的使用和传播情况；如果这些词满足一套严格的标准，就会被收录进词典（至少是在线版本）。这种做法传递出一个变化：当代词典的角色，不再是规定我们“应该如何说话”，而是描述语言“实际上如何被使用”。在词典的早期阶段，编辑们往往居高临下地发布权威判断。作者斯特凡·法齐斯 （Stefan Fatsis）在其新书：《未删节：现代词典的激情与威胁》中分享了自己作为韦氏词典实习编辑者的经历，以及他对于该行业的观察。法齐斯写道：1604年的《Table Alphabeticall》旨在“帮助”那些“无知者”理解英语中的词汇与思想。而在18世纪80年代，年轻的诺厄·韦伯斯特自诩为“美国人民的语言先知”，一心想要塑造并确立美式英语。最终在1828年，70岁的韦伯斯特出版了《美国英语词典》。这部词典虽堪称成就，却“远非完美”，书中充斥着存疑的词源解释和古怪的语音拼写。1844年，在韦伯斯特去世后不久，野心勃勃的出版新贵梅里亚姆兄弟买下了版权。他们与一众学者合作，着手修订完善这部略显粗糙的原著，并且准确预判了这部词典将成为极具商业价值的作品。1934年出版的《梅里亚姆-韦伯斯特无删节词典第二版》，被包装成美国知识精英的心血之作：用出版界的行话来说，它就是一部语言规范手册。但1950年接任主编的菲利普·戈夫，带来了全新且颇具颠覆性的理念：词典不应规定语言，而应如实反映语言。他的团队广泛搜集日常口语，并认真对待收录的每一条用语，结果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1961年问世的第三版词典因风格随性遭到猛烈抨击，尤其因为收录了“ain't（不是/没有的口语说法）”一词而备受争议。《纽约时报》编辑部称该版本是“一场灾难”，认为它强化了“好英语就是流行用法”的错误观念。但正是这部字典的出现，重新定义了美国词典的定位。

在实习期间，法齐斯试图新增或修订一批词汇，其中包括美国社会在近年来涌现的性别代词、体育术语、热门政治用语和青少年流行梗。其中许多尝试都遭到驳回，甚至引发激烈的观念交锋。在给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惹来一场公关麻烦后，法齐斯写道：“我不像资深编撰者那样，天生追求四平八稳。我认为一句有趣、犀利、性感或是紧贴文化的引文，远比一句平淡空洞、脱离语境的例句，更能说明语言的实际用法。”而沉稳保守、始终对他加以约束的资深编辑斯蒂芬·佩罗则反驳道：“我们无意制造争议。”

在经历了人工智能的问世后，韦氏词典团队还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最近，公司总裁格雷格·巴洛走进电台，探讨人类编辑能做到而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工作，他在10月接受《市场》节目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只会试图推断词义，而在梅里亚姆-韦伯斯特，我们是真正撰写释义、创造定义，从根源上保证它不会出错。”

尽管这一声明听起来颇为大胆，但结合法齐斯与词典编辑团队之间围绕收录特定词汇的争论与交锋，我们或能窥见词典编纂流程的严谨可靠。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标准的坚守，对于时代的如实记录或许成为词典在这个时代继续存在的意义与原因。词典的编辑者似乎印证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词语的意义来自于用法，来自于这场语言游戏中的共同实践。

河流与权力

河流是透视人类社会及政治选择的重要视角。从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两次大战之间对莱茵河的考察，到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剖析哥伦比亚河的美国环境史著作《有机机器》，水系研究串联着不同学术传统的理论脉络。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拉斐尔·莫雷拉（Raphaël Morera）于2024年出版的《顺流而下的历史：巴黎及其环境（16-18世纪）》（Une histoire au fil de l'eau. Paris et son environnement, XVIe-XVIIIe siècle），则选择了一条更为微观的路径：他将目光从主干流移开，转向了近代早期巴黎盆地中汇入塞纳河的众多支流。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3月17日，Books & Ideas网站刊登法国历史学者波琳·盖娜（Pauline Guéna）的书评《巴黎水系的历史巡航》（A historical cruise through Paris' rivers）。在盖娜的梳理下，莫雷拉的著作呈现出环境与社会政治交织的结构。而另一位历史学家文森特·米利奥（Vincent Milliot）的评论则补充了比较的视野与现实批判维度。两者的视阈交汇，为理解前工业时代的环境治理与制度演变提供了参考。

《顺流而下的历史：巴黎及其环境（16-18世纪）》

在波琳·盖娜的书评中，《顺流而下的历史》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它利用“水”这一自然介质，重新审视了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的传统史学观点。

巴黎盆地拥有相对同质化的地理特征：大规模的谷物种植区将不断扩张的皇家领地拱卫其中。然而，盖娜指出，在这一致的地表形态下，水权的分配却呈现出碎片化的样貌。在这里，水并不是可以被中央权力随意支配的资源。中世纪的等级遗产依然发挥着作用——世俗贵族和宗教机构（如修道院）长期掌握着水力磨坊的所有权与沿岸收益。

随着近代法国王权势力的向外延伸，君主制是如何介入这片水域的？莫雷拉在此提出了全书的关键概念：“环境辅助”（subsidiarité environnementale，即环境治理的下放与分权原则）。

盖娜肯定了这一概念对政治史研究的补充意义。她指出，即便是到了路易十四时期，权力不断扩大的水利与森林管理局及其代理人，也并未试图在水资源管理上强加一套统一的规则。相反，王权采取了一种相对务实的策略：国家负责构建基本的监管框架，但将维持河道畅通、清理淤泥、加固河岸等具体的日常维护责任，下放并分摊给了沿岸的领主、磨坊主和居民。

这种“辅助原则”迫使利益经常冲突的地方群体，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下进行长期的合作与妥协。因此，在盖娜看来，莫雷拉笔下这座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和首都消费而不断改造水道的城市背后，存在着一个变革缓慢、渐进且依赖协商机制运行的社会。权力的下渗并非通过直接剥夺，而是通过将民间力量纳入利益统筹的网络中得以实现。

《孔夫朗-沙朗通的塞纳河》，让-巴蒂斯特·安托万·吉耶梅（1841-1918）

除了宏观的政治建构，盖娜同样关注莫雷拉在微观社会史层面的研究方法。为了还原水域社会的真实状态，作者不仅梳理了官方行政机构的法令卷宗，还结合了修道院的契约、地方法规以及大量的民事诉讼记录。

多维度的档案交织，让克鲁河、比耶夫尔河等中世纪河流的社会生活图景得以显现。盖娜总结了书中两个典型的社会群体。其一是作为河流生态日常管理者的磨坊主。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内部凝聚力的社会网络，并拥有类似官僚体系的职业阶梯——从乡村风车起步，通过经营最终参与控制巴黎核心河段的水利设施。

其二是随着手工业发展而聚集在河岸的城市工匠。1750年的比耶夫尔河畔（Bièvre，这条河现已被掩埋），制革匠、洗衣工、酿酒师和染工为了使用有限的水源，经常发生摩擦。在这些纠纷中，“在场时间的长短（资历）”往往成为对抗新法令的理由。书中记载了一处法庭记录：一位制革匠的妻子在往河中倾倒废料时，被一位站在梯子上的磨坊主制止。面对指责，这位妻子的回应十分直接：“你这新来的，还轮不到你来管我。”

莫雷拉认为，正是自中世纪以来，居民、土地所有者及使用者之间频繁发生且被详细记录的冲突，确立了水资源共享的条件。

如果说波琳·盖娜的导读提供了古典政治与社会协商的脉络，那么历史学家文森特·米利奥（Vincent Milliot）于在线杂志En attendant Nadeau上发表的书评则补充了比较视角，并建立了历史与当下的现实联系。

米利奥指出，同样是面对水资源治理，北意大利由城邦国家主导了基础设施建设，而荷兰则依靠土地所有者在“围海造田”中形成了协调机制。但在法兰西岛，固有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先于公共用水需求而存在。因此，巴黎周边的水利分配，是在人口激增的倒逼下，以剧烈的制度冲突为代价推进的。在米利奥看来，王权框架下的“协商”，其本质依然是各方利益群体对自然资源的分配与博弈。

此外，米利奥借由该书重新探讨了环境史的内涵。他指出环境并非单纯存在于人类四周的静态背景，相反，环境是社会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那些潜在冲突和权力平衡的物质体现。一条被截断的河流或一片被工业使用的水域，都内化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经济运作逻辑。

在书评的尾声，米利奥对这一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延伸。他提醒读者，前工业时代的巴黎为了维持肉类消费增长和手工业繁荣，对水系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最终带来了负面后果。历史表明，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与当代社会的消费模式存在逻辑上的共性。米利奥以一个当代隐喻作为评价的收尾：“毫无疑问，这个教训完全配得上一杯被PFAS（永久性化学物质）污染的水。”

《顺流而下的历史》为理解过去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现实的参照。它表明在几个世纪前，生态的维系便需要国家与地方社会进行复杂的统筹；它同时也提醒了自然界始终是人类社会结构与经济需求的承载地。当当代社会依然在以经济增长为导向使用自然资源，并面临诸如微塑料与PFAS污染等环境后果时，回顾这段关于水流与制度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审视当下的生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