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陈毅受无端责难，黄镇冲着主席台大喊：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1969年5月20日的清晨，北京西郊的机场有些阴沉。送行的人不多，场面也算不上隆重，一位身形略显清瘦的老人提着深色皮箱，脚步不快，却格外坚定。他就是再次被派往巴黎的黄镇。已经是将军，又做了多年大使，本该在家多陪家人，可一道电报把他又推回了熟悉的外交前线。临上飞机前，有熟人压低声音问了一句：“这几年，心里最过不去的事是哪一桩？”黄镇沉默片刻，只低声说了一句：“人民大会堂那一幕，忘不掉。”

这句话，说的是1967年那场让许多老同志都心惊的一次大会。也是在那一年，陈毅在会场上遭遇无端责难，甚至可能遭受身体冲击。坐在台下的黄镇，忍到最后终于拍案而起，对着主席台怒喊：“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这一声，至今还被很多外交老同志当作当年风雨中的一个刺眼火花来回忆。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若往前倒回去十多年，这两位名字常常出现在一起的，并不是在政治斗争场合，而是在诗酒唱和、画纸笔墨之间。一个是“将军诗人”，一个是“画家大使”，在战火中走出来，转身又投入外交风浪。命运把他们推到同一个战线，也让他们一同面对1960年代后期那段颇为艰难的日子。

一、从“桐城画学生”到“将军大使”

黄镇1914年10月出生于安徽桐城。桐城这个地方，旧时就以文风鼎盛著称，出过不少文章大家。家乡的书卷气，加上他本人对绘画的天赋，很早就把他引向了艺术的道路。青年时期，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师从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易的际遇。

如果一切顺风顺水，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单纯的画家。可惜，时代不允许。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到了延安，他一边从事文艺和宣传工作，一边参与组织和后勤，后来还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程。在这些年的辗转中，他没有放下画笔，长征途中还画了不少写生，记录战友、山川与队伍行进的身影。

正因为有这样的双重经历，黄镇身上有一个颇为特别的标签：先是将军，再是大使。解放战争结束后，他担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军队工作经历扎实。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外交工作百废待兴，他被调入刚组建不久的外交部，自此，从枪林弹雨转向谈判桌，从战场转向使馆。

1952年夏天，首批驻外大使回国述职。那时陈毅还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市长，已经在军政两方面经验丰富。他听了黄镇介绍在匈牙利的工作情况，又翻看黄镇的画册和诗稿，颇为欣赏，当着众人笑着说：“黄镇有三绝，就是书画诗。若能常写作，定为天下知。”这话当时听上去像是随口一评，实际上是对这个“画家出身的将军”的高度评价。

陈毅本身也是“将军本色是诗人”的代表人物，两人之间，因为诗和画，迅速多了一层惺惺相惜。在后来的很多场合，他们一个以诗言志，一个用画寄意，在紧张的外交日程里，常常用几句诗、几笔画彼此唱和，舒缓心情，也加深了信任。

1950年到1954年，黄镇先后在外交部里参与对外事务，1950年后又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任驻匈牙利大使。在布达佩斯履职的四年里，他既要处理双边关系，又要适应冷战格局下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值得一提的是，他把在战场上养成的那种细致观察和冷静判断，带到了使馆工作中，这在后来多次谈判中都发挥了作用。

四年期满，他回国述职，正赶上家里添了一个小女儿。按理说，这个出生不足月的孩子，本该得到父亲多一点的陪伴。但现实没有给他太多时间。

二、“三好政策”与频繁的外事征程

1954年，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变化。日内瓦会议后，世界范围内对新中国的关注明显增加，外部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中央敏锐地抓住这个窗口期，提出要“走出去”，特别是要加强同亚非国家的交往，巩固新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地位。

在这个大背景下，印尼的重要性迅速凸显出来。这个地跨赤道、横亘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国家，不仅地理位置关键，还拥有当时数量最多的华侨社区。大约270万华侨长期居住在当地，国籍问题复杂，既涉及历史遗留，又牵涉现实利益。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华侨的安身立命，还可能波及中印尼关系及东南亚局势。

麻烦的是，我国驻印尼大使已经空缺两年多，迟迟没有确定新任人选。周恩来在权衡多方因素后，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完成匈牙利任期的黄镇。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干得有声有色的大使，既懂外交，又有军队背景，还熟悉文化工作，这样的人，去应对印尼复杂的局面，确实合适。

周恩来把想法向毛泽东汇报后，很快得到认可。于是，黄镇接到了新的任命。这时他的小女儿还在襁褓之中，妻子朱霖刚生产不久，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家里人自然希望他留在国内多待一段时间。然而，命令就是命令，他也很清楚，印尼那边拖不得。

最后，夫妻二人在无奈之下，只能把对小女儿的愧疚压在心底。1954年11月，他们离开北京，赴任雅加达。同年12月，黄镇正式到任，开始承担起这段极为重要的外交使命。

临行前，周恩来在广州专门找他谈话，把印尼的情况、当地民族主义情绪、华侨地位等一一讲清，提醒他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方式方法。到了雅加达之后，黄镇没有急着高调表态，而是先找机会接触印尼领导人苏加诺，选择从艺术切入。他本人出身桐城，学习过西画，熟悉东西方绘画史，于是同苏加诺谈画、谈艺术、谈民族文化，在这种看似轻松的话题中慢慢建立起信任。

这种安排，并非偶然。对于当时的印尼来说，民族自尊心很强，对任何形式的“干涉”都格外敏感。黄镇以一个“画家”的身份，主动谈共同语言，拉近距离，显然要比从一开始就谈政治更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他与苏加诺从“可以交谈”变成“可以交心”，这为后来处理华侨问题打下了基础。

1955年年初，他开始同印尼方面就华侨国籍问题展开谈判。那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议题。很多华侨在当地生活已久，有的想加入印尼国籍，有的想保留中国国籍，还有的打算择机回国。而印尼方面也有自己的顾虑，担心华侨被视作“外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产生矛盾。

经过大量调查和反复思考，黄镇在谈判桌上提出了“三好政策”：华侨自愿加入印尼国籍，很好；华侨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同样好；华侨愿意回国，也好。简单三句话，看上去平实，却把主动权交给了华侨本人，把尊重放在第一位，同时也体现出对印尼主权的理解。这种兼顾多方的提法，是在充分了解当地实际和国内需求之后才形成的。

“三好政策”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印尼方面的认可，也为其他东南亚国家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参照。毛泽东在北京听取汇报后，对这项主张给予高度评价，说“有创造”。陈毅得知消息，同样拍手称赞：“黄大使的‘三好政策’，好！”

这一时期，黄镇完成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转变：他不再只是战场上冲锋的将军，也不只是画室里挥毫的画家，而是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以灵活务实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外交官。

时间来到1958年，陈毅奉调进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早年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又在解放战争中担任重要职务，转战南北，经历丰富。但是，对外交工作，他一开始还是有顾虑的。在日记里，他坦率记录过：自己说话有时候太直，感情一上来容易冲口而出。在军队内部，这种性格还有人理解，可要是放在外交场合，一句不慎，就可能带来麻烦。

毛泽东对这种“临事而惧”的心理却颇为认可，认为能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本身就是一个优点。于是，在中央支持下，陈毅把主要精力转向外交，把之前积累的政治、军事、组织经验投入到新的领域。这时的黄镇，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副手。

1961年4月，黄镇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协助陈毅处理日益繁忙的外交工作。那几年，外事访问频繁，外宾来华和我国领导人出访交织进行，节奏紧凑。1961年年底到1962年年初，周恩来和陈毅率团访问亚非欧14国，黄镇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全程随行。在飞机上，在驻地，在会场休息间隙，两人常常就当天的会谈、形势判断，以及诗词书画交流看法。这种亦官亦友的关系，在后来一些关键时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64年，黄镇卸下副外长职务，奉命飞往巴黎，出任新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戴高乐对中法关系有自己的战略考虑。黄镇抵达巴黎后，很快向戴高乐递交国书，两人在多次接触中逐渐熟悉。

戴高乐谈到黄镇时，有一句话颇为出名：“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国土沦陷后，领导抗敌战争，才最后胜利的，我是作家，黄大使是画家。我们很谈得来。”这句话一方面是客气，也是对黄镇出身和经历的准确概括。可以说，在巴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用稳健而灵活的方式，推动中法关系逐渐走向深入，为后来东西方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就在他在法国忙于工作的时候，国内的政治气氛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三、风雨中的人民大会堂

1967年7月23日，黄镇回到北京。短短几年，家乡的空气里多了一种紧张感。刚回国不久，他被安排去接受留学生的批评。当时的做法，是让一些青年在会上“提意见”。黄镇坐在那儿，听他们讲自己“工作不够民主”，态度倒是坦荡，主动承认有不足，还当场道歉。散会后，一些留学生并没有与他翻脸，甚至拉着他一起到天安门合影。

回到家，他还对妻子朱霖笑着说：“这些小同志不都挺好的嘛。”朱霖听完，脸上没有太多笑意，轻轻回了一句：“你等着吧，’好’的还在后头呢。”话音未落，外交部大楼的墙上就贴出了一张“告示”，批评黄镇，要求他每天劳动一小时，否则“后果自负”。这样的字句，已经表明气氛开始明显转向。

不久前，陈毅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为一些老同志说话，在怀仁堂上发了脾气，把憋在心里的意见讲了出来。这种直率的性格，在平日是优点，在当时那个环境里，却立刻招来批评和压力。黄镇夫妇回国不久，刚了解大致情况，就被叫去开会。

那天，黄镇特地穿上了自己当大使时常穿的雪白衬衫，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整个人坐得笔直，表情平和，却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坚定。他在外做谈判久了，很清楚对话的节奏，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先听，什么时候该先说。

“你为什么不揭发陈毅的问题？你对陈毅是怎么看的？讲吧。”对面的问话，没有铺垫，直接就顶了上来。

黄镇稍作停顿，说道：“关于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是已经表过态了。我听中央的，听毛主席的……”话说到这里，他试图把话题引回到组织原则上，以“听中央”的立场作回应。这种处理方式，说得不多，却表态明确，是他多年外交经验的自然体现。

没想到，对方听了，立刻指责：“你这是耍滑！”紧接着一句“散会”，不再给他继续解释的机会。

走出会场，黄镇没有多说，脸色沉着。回到家，夫妻俩面对着桌上的饭菜，都没动筷子。到了夜里，朱霖终于按捺不住，躺在床上低声说：“我明天可要直说了，为的是将来有个是非。”这句话，带着一种普通人也能理解的朴素想法——有的事，总得有人说一句公道话。

黄镇在床的另一头，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我不反对你直说，或许，你说得能比我说得更有力。”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的意见是宜粗不宜细。”意思很清楚：可以说，但不要说得太具体，避免被人抓住细节做文章。

接着，他语气明显重了几分：“外交部不是卖国部，陈毅同志不能被打倒。”这两句话，把他心里真正的担忧说了出来。对于一个在枪林弹雨里走出来，后来又在外交战线打了多年硬仗的人来说，这不是一句随口而出的情绪话，而是基于对陈毅人格、对外交团队工作的长久了解做出的判断。

第二天开会，朱霖果然站起来发言。她一开口，情绪就被调动起来，说得越来越细，声音也越来越高。会场里一时间安静下来，不少人面面相觑。她说完，马上有人站起来逐条反驳。会议结束后，还有人把“反驳要点”写成板报贴出来示众。结果当天突降大雨，把那块板报冲得干干净净。这件小事，在许多人的回忆中成为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

紧接着，批评陈毅的大会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考虑到局势，建议陈毅暂时住进大会堂边厅的休息室，以便随时应对情况。那一天，各使馆夫妇被要求必须到场，黄镇和朱霖自然也在其中。

进入会场后，黄镇第一眼就到主席台上找陈毅。昔日那位在外事活动中谈笑风生、举止从容的“陈外长”，此刻脸色凝重，嘴唇紧抿。短袖白绸衬衫已经被汗水浸湿，胸前隐约可见汗渍。这个细节，让不少在场的人心里一紧。

坐在陈毅身旁的，是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黄镇看到这一点，心里稍稍安稳一些。在他的印象里，谢富治是老部队出身，对陈毅的经历很清楚，按常理说，至少不会坐视不管。更何况，他掌握着重要部门，在这种场合，站出来阻止人身攻击，本是职责所在。

会议开始后，会场气氛很快变得躁动。一些发言越来越激烈，言辞中夹杂着情绪化的指责。就在气氛越来越紧的时候，一个穿背心的壮年突然从台下蹿起，几步跃上主席台，直朝陈毅的方向冲去。那一瞬间，很多人都愣住了。

黄镇坐在台下，看得一清二楚。他本能地把视线投向谢富治，期待对方会有所动作。然而，谢富治端坐不动，没有做出任何制止的表示。这种“无反应”，在当时的环境下，意味着默认。

说实话，以黄镇多年的外交阅历，完全可以选择沉默，装作没看到。然而这一刻，他身上的“将军本色”压过了“谨慎外交官”的一面。他“腾”地站起身，整个人微微前倾，冲着主席台方向厉声喊道：“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这声音在人民大会堂里回荡开来，带着明显的愤怒，也带着压抑已久的焦灼。会场上所有人几乎同时转头看向发声的方向，空气仿佛凝固，连窃窃私语都停了下来。有人事后回忆说，那一刻，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被点名的谢富治，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眼神有些躲闪。他没有回应，还是坐在原位。即便如此，从现场很多人的表情里也能看出，这两声怒斥让不少人感到震动。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了黄镇在谈判桌前进退有度，习惯了他在接待场合的儒雅、周到，几乎忘了他曾是扛过枪的将军。

有人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朱霖，低声提醒：“快劝劝他，别再冲动了。”朱霖心里也猛地一沉，连忙拉住黄镇的胳膊，怕他再往前走。就在这时候，警卫人员终于反应过来，迅速上前，把那个冲向陈毅的壮年挡住，又把陈毅护送到后台。

黄镇站在原地，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脸色发白，眼圈发红。他动了动嘴唇，许久才慢慢坐下。身边有熟悉他的同事，也忍不住红了眼眶。这种情形，在那段日子里并不多见。

回到座位上，他回头看了一眼，看到拉他的人正是朱霖。他这才从那种近乎失控的状态里缓过来。想到不久前自己还劝妻子“宜粗不宜细，要冷静一些”，再对比刚才自己的举动，不禁露出一个有些苦涩的笑。他低声喃喃道：“本来我们是一个部队的，谢富治太不像话了。”这句抱怨，掺杂着失望，也折射出当时不少老同志心里的复杂心情。

大会后，包括黄镇在内的26位大使联名上书周恩来，反映情况，希望能对外交部的局面作出调整。周恩来了解详情后，出面讲话，对形势进行一定程度的缓和。不可否认，这一波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大趋势，但对于外交系统不少人来说，至少有了一点喘息空间。

同年下半年，陈毅在北京大学作了那篇后来流传甚广的《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讲话。他坦言自己“顽固”“比较落后”，也表达了不愿“风大随风，雨大随雨”的态度。他说自己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不会轻易被打倒。这些话传到不少外事干部耳中，引起强烈共鸣。

不过，再回到外交部面对同事时，陈毅已经很难像从前那样，轻松谈笑。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有一句反复叮嘱：“你们以后要留心。”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在那个时间点上，分量很重。黄镇把它记在心里，回家后原封不动地转述给朱霖。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老战友对后辈的提醒，也是对局势的看法。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两年。直到1969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黄镇的工作得以恢复，并被要求尽快返回法国。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一幕：1969年5月20日，他再次登机奔赴巴黎，继续扛起自己的外交担子。

四、三十年风雨与将军大使的一生

从重新赴任法国大使开始，黄镇的外交生涯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69年以后，中法关系继续发展，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不断提升。黄镇在巴黎，不仅要处理双边事务，还得为更大的国际布局做准备。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感觉到，国内总体形势正在缓慢转变，一些话题可以重新拿出来讨论，一些渠道可以重新打通。

1973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有了重大进展。尼克松访华以后，双方都在寻找更稳定的接触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决定在美国设立联络处，作为正式建交前的重要过渡机构。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既需要懂外事，又要有足够政治经验，还要能处理复杂的舆论和社会环境。

最终，中央确定由黄镇出任首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对他来说，这是第三次“首任”：继匈牙利、法国之后，又一次在大国之间担起开局重任。1973年，他带队赴美，开始在华盛顿工作。这一时期，他需要同时应对美国政府、国会、媒体、学界等多个层面，工作难度不小。

试想一下，一个在长征路上画过写生、在印尼谈过“三好政策”、在巴黎和戴高乐打过交道的将军大使，此刻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双边关系，而是牵涉冷战格局和国际秩序的长期变化。不得不说，这是个人经历同国家命运高度交织的一种状态。

在美国的那些年里，他延续了自己一贯的风格：态度坚定，言辞有度，重视实际效果。许多美国政要和学者后来回忆，与黄镇打交道的感受，是“有原则，也讲道理”。这与他多年积累的军旅经历、艺术修养和外交实践有关，也与他在关键历史节点上的立场密切相关。

从1950年进入外交部，到后来陆续担任首任驻匈牙利大使、驻印尼大使、驻法国大使，再到1973年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算下来，他在外交战线上的工作时间达27年之久。如果再把之前在军队的岁月算进去，这一生几乎都是在国家重大转折关头奔忙。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工作繁忙，他并没有完全放下书画和诗词。无论是在布达佩斯、雅加达，还是在巴黎、华盛顿，闲时他仍会提笔作画，写几句诗。很多外宾到使馆做客，会看到他挂在墙上的画作，不少人也会以此作为谈话开端，拉近彼此距离。这些作品不仅是个人兴趣，也是他在外交场合另一种“软实力”。

1989年12月10日，黄镇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按照安排，他的骨灰被送回太行山，与生前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安葬在一起。对这位将军大使来说，起点是战火中的太行，终点也回到了熟悉的山岭。生前足迹遍布欧亚美三洲，最后仍归于当年烽火连天的土地，多少带着一些历史的回环意味。

回顾他的经历，会发现有几条线一直交织在一起：一条是从部队到外交部，再到多个重要使馆的工作线；一条是从桐城少年，到画学生，再到“诗书画三绝”的文人气质；还有一条，则是与陈毅等老一代革命家之间既是战友、又是同事的深厚关系。1967年在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声怒喊，看似一时情绪，背后却是多年相知相交和对是非的判断。

历史有时并不以戏剧性收尾。那一代人经历了战争、建国、分歧和调整，身上难免有光亮，也免不了有伤痕。黄镇这一生，在战场上扛过枪，在画案前磨过墨，又在外交场合里一次次斡旋。他在关键一刻的选择和态度，后来被不少人记在心里。

他的故事，也就这样静静地留在了那一段颇为复杂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