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肖华接见一八旬老农，随即转告聂荣臻、杨成武：老战友还活着

1979年8月的兰州，天气还带着一丝闷热。那天一大早，兰州军区大门外来了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拄着拐杖，被女儿小心搀着，走得极慢，却很坚定。门口警卫上前打量了一番，见老人衣着朴素，满脸皱纹，便随口问了一句：“老大爷，找谁啊？”老人喘了口气，带着中原口音回答：“俺找兰州军区政治委员肖华，俺叫卢子美，是他当年的兵。”

一句“是他当年的兵”，把时间一下子拉回了半个多世纪以前。

有意思的是，这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河南老农，却让远在新疆视察工作的开国上将肖华，立刻中断行程连夜赶回兰州，随后还把这个消息火速转告给聂荣臻、杨成武等老首长。原因不难理解，在他们心里，这不是一位普通来访者，而是一位“失联”半个世纪的老战友，一位曾经的红军团长。

一、从冯玉祥军营到宁都起义

1898年，卢子美出生在河南沈丘县老李庄乡卢庄村，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家庭。家里6口人，只靠3亩薄田过日子。按当时农村的状况，这样的家庭本该一辈子离不开黄土地，然而父母再苦也要咬牙供他读书，他竟然在私塾里念了整整8年书。识字，这在那时的穷人家，已经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读书的这些年，卢子美接触到不少新鲜说法，听过维新变法，也听过列强入侵，心里憋着一股不平之气。等到成年，看着乡亲们在兵匪、苛税、天灾人祸中挣扎，他那点“要为穷人出头”的念头，慢慢就成了真正的报国想法。

1922年，24岁的卢子美拉着简单行囊离开村庄，投奔冯玉祥部参军。原因一半是谋生，一半是理想。进了军队后，他的文化水平立刻显出优势，再加上作战勇敢，很快由班长升为排长，不久又成了连长。那个年代，枪林弹雨是常态，提拔靠的是真打真拼。

在冯玉祥军中，他见惯了各地军阀混战，老百姓跟着遭殃，抢粮、抓丁、乱摊派，哪一条都压在穷人头上。冯系部队提倡“爱民”，讲些保国自强的道理，对卢子美这样的年轻军官影响不小。等到国共合作北伐时期，他又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心里逐渐有了方向，知道自己想跟谁走、该为了谁打仗。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交锋，战局瞬息万变。冯玉祥兵败后，其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调往江西宁都一带执行“剿共”任务。名义上是“国家军队”，实际处境却十分尴尬：往前打，碰上的是红军的硬骨头；往后退，又有可能遭到蒋介石的清算。

就在这支26路军中，时任27师80旅3团连长的卢子美，越来越看不惯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时常在士兵中嘀咕几句不满的话，甚至暗地里鼓动大家不要替反动派卖命。某次，一名士兵因逃跑被告发，旅里反动团长王天顺下令严惩。为了保护属下，卢子美顶了上去，挨了整整40军棍，被打得皮开肉绽，被迫住院养伤。

也就是在这家简陋的军医院里，他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26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一直在军中秘密发展力量。得知有一名连长因为维护士兵而挨打，他起了兴趣，特意跑去看望。两人头一次见面就聊得颇为投机。赵博生发现，这个河南人性格耿直，眼里容不得欺负穷人的事，对蒋介石也颇有微词。

谨慎起见，一周后赵博生又去了一趟。因为有了第一次的交谈，卢子美这回说得更直白，干脆把自己对反共政策的不满、对穷苦百姓遭遇的愤慨，都倒了出来。这一番肺腑之言，让赵博生下了决心，回去后便向李振亚、袁血卒等党内负责人汇报，认为这个人可以争取入党。

1931年，卢子美在一个偏僻山沟，面对一面红旗，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正是赵博生。这次秘密入党，没有仪式排场，却改变了他此后的一生。

入党后，他一边带兵，一边做党的秘密工作，在80旅中积极发展力量。他先把同团5连连长董俊彦培养成地下党员，又争取到旅参谋长边章五，最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这支部队成为发动宁都起义的关键力量之一。

1931年12月，26路军在江西宁都宣布起义，举起了反蒋旗帜。这次起义在当时震动极大。起义前后，卢子美承担的是联络和警卫任务，他带领全连战士守卫宁都城南大门，为起义成功保驾护航。起义后，部队转移到中央苏区，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卢子美出任红5军团13军9师27团团长，从此成为一名红军团长。

来到苏区后，部队稍加整训便投入到反“围剿”战斗之中。1932年2月赣州战役，他率部掩护红3、红4军团撤离，一仗下来，歼灭敌军一个师两个旅的大部，俘虏一千多人，缴获武器装备不少，为保卫苏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雄一战则更为惊险。面对敌人一个师镇守的险要山头，他只带一个团就硬攻上去，战斗打得极其惨烈。卢子美身负重伤，鲜血浸透军装，却死死咬着牙，坚持在火线上指挥。师政委肖华亲眼看到他脸色惨白、随时可能昏倒，只能命令担架队强行把他抬下阵地。这次战斗后，党中央对他作出通报表扬。

多年以后，肖华每每想起这段经历，想到的不是自己当时的命令，而是担架上那个浑身是血、还在放心不下战士的团长身影。

二、掉队、失联与漫长的“归队路”

1934年10月，为了北上抗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作为老团长，卢子美率领部队担任全军后卫，任务很重：一方面要保护红军各机关安全撤离，一方面还要阻击国民党军队的紧追不舍。从信丰到粤北，再到湘南、湘江，四道封锁线逐一突破，直到1935年1月部队抵达遵义。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继续北上。四渡赤水、强渡乌江、金沙江等一系列机动战斗中，卢子美带领的部队一次又一次负担掩护任务，用血肉之躯挡住敌人追兵，为党中央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1935年5月，他调任红1军团第2师红4团团长，杨成武任政委。这个搭档在长征史上很有名，因为他们肩负着开路和抢险的重任。5月25日，红1师1团18名勇士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为红军渡河打开了突破口。几天后，为加快全军过河速度，卢子美奉命于29日抢占泸定桥右岸。

那天下午4点，他命令1营2连组成22人的突击队，抓住铁索，冒着敌火匍匐前进，最终攻占对岸桥头堡。紧接着，他又率红4团乘胜进入泸定城，保证中央红军在6月初全部渡过大渡河。这次强渡，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渡河后，部队又突破庐山、宝兴防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卢子美被调任红1师红2团团长兼参谋长。就在许多人以为长征最危险的一段已经挺过去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傍晚，部队在荒山野岭宿营。他带着警卫员赵德胜和另一名战士，到附近村庄寻找向导。山路难走，地形复杂，天色渐暗，他们却误入敌人便衣队的伏击圈。情势危急，他当机立断，和两名战士商量各自分头突围。等他好不容易冲出包围，天已经黑透了，再找至同去的战士已不现实，只能凭记忆朝大部队驻地方向摸索。

走着走着，前方出现了几个人影。他心里一喜，以为是来接应的同志，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们是来接我的吗？”岂料对方冷笑着回了一句：“老子是来抓你的！”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一回碰到的是敌人。

子弹早已打光，力战无望。他心里飞快盘算：被俘之后，最要紧的是不能暴露干部身份。趁着夜色，他悄悄把藏在身上的手枪丢进路边草丛。敌人只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落单红军”，又不了解红军内部编制，看他不像领导干部，就把他当普通俘虏，派去担水扫地，干些杂活。

这段被俘日子，他咬牙坚持，不说一句有关红军机密的东西，只说自己是给部队弄粮食的伙夫，对部队情况一概不知。月余之后，他趁守卫松懈，夜里悄悄溜出驻地，摸黑逃离敌营。

离开敌营的那一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尽快找到红军。可惜战事正紧，红军北上迅疾，部队走过的地方只留下零星传闻。他沿途打听，得知红军已向更北方转移。两个月里，他拖着疲惫身体，一路追寻红军踪迹，却始终没有见到部队旗帜。盘缠花尽，语言不通，又日夜奔波，终究支撑不住，只能一路乞食，辗转回到河南老家。

对于一个红军团长来说，“掉队”这两个字远比挨饿更难熬。他回到村里，表面上是与家人团聚，内心却满是空落。他清楚，自己并不是主动脱离队伍，而是在执行任务途中被俘脱险，错失了归队机会，但这一点暂时没人能证明。更麻烦的是，战争环境残酷，多数了解他真实身份的首长和战友，都在后来战火中牺牲或失散。

回乡后，他多次试图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希望沿着这条线索打听红军的情况，但那几年，豫东一带革命力量还很弱，地下交通线不稳定，他几番打探，始终没有结果。只好一边务农养家，一边暗自等待时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全面开始。卢子美听说日军大举侵华，心里愈发焦灼。他知道，共产党必然会组织抗日队伍，于是再次踏上寻队之路。1938年，他从湘西、大别山一带曲折周旋，最终偶然得知红军主力已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主要集结在陕北和华北战场，于是便动员三弟卢子华，一起“卖壮丁”，借此脱离原有环境，再谋北上。

所谓“卖壮丁”，就是代别人应征，拿点补偿银钱。他和弟弟靠这种办法筹得路费，准备一路奔赴陕北。兄弟俩走到洛阳附近，遇上了早年西北军的一位旧友。对方一听他们要远赴陕北，觉得太危险，劝他们留下来在自己部队里谋个差事，起码吃穿不愁。卢子美心里的盘算却只有一句——必须找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权衡再三，他留下弟弟在故友队伍中任职，自己背着简单行李，独自向北。

这一回北上，他本以为总能见到熟悉的红旗。谁知到了黄河边上，却发现河防被日军严密封锁，渡河变得极为困难。他试过多种办法，甚至托人打听秘密渡河的航线，却始终找不到机会。最后，路已走绝，他只能带着失望折返。

1940年、1942年，他又两度奔赴大别山和湘西，希望接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或新四军，但由于部队机动作战频繁，驻地一再变换，他几乎每次都扑了空。可以说，这些年他跑了不少路、冒了不少险，却始终没能真正“归队”。

三、默默干革命，半个世纪后再“报到”

虽然一次次寻找无果，卢子美心中却从未把自己当做“局外人”。在他看来，入党誓言已经立下，哪怕暂时找不到组织，只要思想上不脱离，行动上为穷人办事，就算是继续在党旗下干革命。他常对身边人说：“俺是掉队了，可心里一直跟着党走。”

抗战和解放战争年代，他在老家秘密做群众工作，给乡亲讲地主剥削、讲旧社会的黑暗，也讲共产党要让穷人翻身做主的道理。他鼓励乡里年轻人勇敢站出来同恶霸作斗争，同时在子女中做启蒙，把自己的革命见闻一点点讲给下一辈听。

1947年，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拉开帷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豫东形势为之一变。部队推进到沈丘一带时，敌军虽然残余不少，却已无力恢复往日气焰。看到解放军到来，卢子美心里既激动又谨慎。他悄悄为大军筹措了一批粮食，主动送上门去，却小心翼翼不提自己当过红军团长这件事。

为什么不说？他心里很清楚。那时尚有国民党残余武装活动，一旦自己身份说得太响亮，被人暗中记下，日后可能遭到报复；另一方面，宁都起义至长征那段经历，知道内情的首长、战友大多已不在世，他担心讲出来没人作证，反而惹来怀疑。比起争辩身份，他更看重的是继续为解放事业出力。

等到地方上成立新区政权时，他是全乡最早主动接近工作队的人之一。凭借多年私下培养的骨干，他带着乡亲配合解放军收缴地主、土匪武装的枪支，足有百余条。此后，组织群众成立农会，减租减息，他都冲在前面。1948年，刘堂村建立乡政权，他被选为第一任乡长。征收公粮时，他带头动员全乡支持前线，刘堂乡一度被评为全县征粮模范乡。

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他又组织民工、民兵组成担架队，随部队南下，为突破长江防线提供人力支援。上千名民工，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任务，为解放全中国尽了一份力。

这些年的表现，赢得了县、区党委的多次表扬。等局势稳定下来，他心里盘算，是不是该把那些尘封多年的经历拿出来，向组织说个明白。于是，他找到区委书记、县长等干部，详细讲述了自己从冯玉祥部参军，到宁都起义、红军长征，再到被俘、逃脱、回乡的全过程。他有一个请求：希望恢复自己的党籍。

问题很快浮现——入党介绍人当年在战火中失散，多年无音讯。没有书面档案，也缺少直接证明。当时的县区领导考虑到，恢复一位曾当过红军团长的党籍，涉及面大，必须慎之又慎，不能仅凭本人一面之词。就这样，这件事暂时被搁置下来。

换个脾气急躁的人，可能早就心灰意冷。卢子美却想得比较通：组织有组织的规矩，他自己只要继续干事，总有一天会有个说法。此后，他仍然一门心思扑在基层工作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年岁渐长，旧伤复发，腿上多块弹片一直没取干净，行走愈发不便。1952年，他年过五十，主动辞去乡长职务离职休养。

离职不等于离心。他在村里依旧是新生事物的支持者和义务“参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得知国家号召捐款支援前线，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积攒多年的700多元钱，全数上交。这个数字，对一个农村老人而言，并不轻松。

1965年，村里创办小学，缺人讲课。考虑到他念过书、懂字，又有一定威望，乡里便请他出山。那一年，他已经67岁，却还是走上三尺讲台，当起了民办老师。白天教孩子识字、算数，课余时讲讲从前革命故事，让这些乡村儿童知道这片土地上曾发生的事情。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对恢复党籍这件事，越发上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历史问题重新得到梳理、平反，他觉得机会终于到了。于是，他坐在炕头，坚持一段段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由女儿卢湘云代笔，写成详细材料，寄往中央军委、民政部等有关单位，期望能找到知情人证明过去。

这些材料寄出去后，一时间没有回音。他明白，要在滚滚历史浪潮中寻找几十年前的一件事，并不容易。1979年，他做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很不容易的决定：亲自上门找老首长作证。

四、半个世纪后再相认

1979年8月，81岁的卢子美，带着女儿从河南老家出发，踏上前往兰州的路。一路上辗转车船，起早摸黑。到了兰州军区门口，他既紧张又有些犹豫：多年不见，首长会不会记得自己？万一不记得，自己的一番经历又要从哪里说起？

门口警卫照例询问来意，他停了停，仍然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和“老战友”这三个字。警卫员一听要找的是兰州军区政委、开国上将肖华，立刻提高了警惕。看老人上了年纪，口音又是河南的，心里隐约觉得事情可能不简单，便立即报告给了肖华的秘书。

秘书听完情况，心里也有些惊讶。当时肖华正在新疆视察部队，距离兰州不算近。秘书赶紧打电话汇报：“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自称是您当年的一个团长，名字叫卢子美。”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紧接着传来一句急促的话：“他还活着？”语气里既有惊讶，又有难以掩饰的喜悦。

“你们一定要安顿好他，我马上回去。”这句话说完，肖华当即取消视察行程，启程返回兰州。对一位军区政委来说，行程安排极其紧凑，轻易不会变动。能让他如此匆忙赶回的，不是一般的来访者，而是一段压在心里很久，却一直没有答案的牵挂。

几日之后，当年南雄战场上的师政委，与那位被担架抬下火线的团长，再次站到了一起。不同的是，一个已是开国上将，一个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农。握手的那一刻，两人久久不肯松开。肖华忍着情绪，却还是红了眼眶：“卢子美同志，这么多年，我一直找不到你的消息，还以为你牺牲了。你怎么不早来找我？”

卢子美略微低头，声音有些沙哑：“俺找你干啥？怕人家说是来要官、要待遇。俺革命没走到头，中间掉了队，这个心里一直过不去。可俺问心无愧，回乡后一直在乡下做事，培养干部、闹革命，把儿子也送去当兵入党。俺没给党丢脸。”

这几句话，说得朴素，却支撑着他近半世纪的坚持。肖华听完再也忍不住，眼泪一滴滴掉下来。对他而言，这不是一位普通老兵，而是当年从宁都起义走出来、在血火中并肩奋战的战友，是红军史上一支功勋卓著的团的指挥员。

做完简单寒暄，肖华详细询问了卢子美被俘、脱险、回乡后的种种经历，得知他这些年一直以普通农民身份在基层干革命工作，党籍却一直无法恢复，不免更觉心酸。他当场表示：“这件事我来作证。”随即提笔写下一封重要证明信，详细说明卢子美曾任红军团长、参加宁都起义和长征等历史事实。

考虑到老战友难得来一趟，他没有安排对方住招待所，而是直接接回自己家，让他在家中住了一个多月。吃住都安排在一起，白天聊往事，晚上翻书翻资料，对当年共同经历逐条印证。临别时，他还拿出500元钱塞到老战友手里，说是路费，也是一点心意。

卢子美回到河南后，很快发现事情确实有了明显进展。肖华不仅给他写了证明，还专门致信河南省委领导、省民政厅、周口地委统战部、沈丘县委等单位，请他们尽快调查、落实卢子美的历史问题。与此同时，他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位当年的老上级——其中就包括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上将。

杨成武得知“老红4团团长”还活着，十分高兴。他写信给刘庄店区有关领导，明确为卢子美证明：在长征期间，卢子美确实担任红1军团2师红4团团长，与自己并肩作战。为了表达心意，他还寄来自己撰写的《忆长征》，算是送给老战友的一份纪念。

聂荣臻元帅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予关注。他很快打电话给周口地委统战部，询问落实情况，并请中央民政部顾问袁血卒前往河南实地看望。袁血卒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在26路军党组织中，与赵博生一起研究发展卢子美入党的那位“老上级”。

1982年8月14日，袁血卒带着胡耀邦同志、聂荣臻元帅的批示，来到沈丘，登门看望这位久别半个世纪的老战友。那年，卢子美已经八十出头，身体多病，时常出入医院。两位老人一见面，握着手，谁也说不出太多客套话，只能断断续续回忆从前。袁血卒事后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其中提到一个细节：某次卢子美病危，医护人员问话，他已经基本不能回答。孙媳妇在旁边插话：“俺爷这些年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当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听到这句话，老人缓缓睁开眼，流着泪点头。

这一幕，让很多知情人心里不是滋味。对一个老红军团长来说，军功固然重要，然而他最看重的，却是党籍能否名正言顺地恢复。

1983年，河南省委组织部正式作出决定，批准卢子美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并按行政十六级待遇落实相关优抚。算起来，从他1931年在那个小山沟宣誓入党，到这一天，中间间隔了整整半个多世纪。期间经历了战争、失联、掉队、回乡、再寻组织，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坚定的信念，很难熬过这么漫长的等待。

1985年11月26日，这位曾在宁都起义、赣州战役、泸定桥突击等关键战斗中屡建战功的老红军团长，走完了自己86年的生命历程。三天后，当地县党政机关为他举行追悼大会。聂荣臻、杨成武、肖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送来花圈，以示哀悼。

1986年清明节前，中央为他立起墓碑，由老将军孙毅题字，碑上刻着八个字：“红军团长卢子美之墓”。这块墓碑，对熟悉内情的人来说，既是对一个具体人物的肯定，也是对那一代无名英雄的象征性致意。

回望卢子美的一生，可以看到几条清晰的脉络：少年时期的读书与觉醒，使他在军阀时代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宁都起义与苏区战斗，让他把命交给了革命事业；长征途中被俘、逃脱，既是个人命运的跌宕，也是当时残酷环境的缩影；回乡后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工作，则说明革命并不都发生在枪口之下，很多时候，就在那些看似普通的村庄、田地里进行。

不得不说，在漫长历史中，像他这样曾经在主力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却因为各种原因“掉队”、失联，长期得不到组织证明的人，并不是个例。幸运的是，当时代条件成熟，许多被遮蔽的故事得以重见天日，那些在旧社会、在战争中默默撑起革命半边天的人，也终究被一个个记住了姓名。卢子美的经历，只是其中一例，却颇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