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周总理接见董竹君母女感慨：你们一家两代人，都是国家功臣

1951年初夏的一个黄昏，上海淮海中路灯火次第亮起，锦江饭店门口，几辆黑色轿车悄然驶过。那一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城市还带着战争留下的斑驳痕迹，但在这座饭店里，气氛已经不一样了——它不再只是达官显贵的消遣之地，而是接待外宾、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人们口中的“董老板”，这时已经换了一个身份。

几年前，上海滩上人人皆知的“女强人”董竹君，主动把这家价值约十五万美元的饭店交给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自己则听从组织安排，继续担任董事长。她没有再像旧社会那样把锦江看作个人家业，而是坦然地说了一句：“交给国家，比留在自己手里踏实。”

也是在那个年代，北京西花厅的一次家常聚餐，让许多人津津乐道了几十年。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董竹君得知女儿夏国瑛在北京的工作逐渐稳定，便专门从上海赶到北京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母女俩都在北京，特意请她们到西花厅吃便饭，还派车接送。那天，董竹君母女因路上耽搁，晚到了十几分钟，推门一看，周总理和邓颖超已经站在门口，笑着迎上来。

饭桌上，话题从家常聊到往事。周恩来看着这位昔日“都督夫人”、今日“红色女企业家”，语气极为真诚：“这么多年，你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事。”稍作停顿，他又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你身为都督夫人，能丢下荣华富贵，走上革命的路，这不容易。”

说到兴起时，周恩来看向国瑛：“父亲曾是副都督，母亲是锦江饭店的董事长，女儿又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创办工作室，你们一家两代人，都是国家的功臣。”说到“功臣”二字时，他的神情既认真，又带着几分感慨。

这一席话，既是对过去几十年风云变幻的总结，也是对一个女性曲折一生的高度概括。

一、棚户小姑娘到“长三”小先生

要说董竹君，得把时间拨回到清末。

1900年2月14日，上海“洋泾浜”边上，一个破旧棚户里，一个女婴呱呱落地。那里是当时出了名的臭水沟，两边挤着低矮棚屋，夏天蚊蝇成群，冬天冷风直灌。董竹君的小名叫“阿媛”，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一开始握在手里的，就不是一副好牌。

父亲董同庆是江苏南通人，逃荒到上海靠拉黄包车讨生活；母亲李氏，原是吴县人，在上海帮人打杂、做娘姨。夫妻俩起早贪黑，家里仍旧一贫如洗。更大的打击接连而来，弟弟妹妹先后夭折，家里只剩这个聪明机灵的女儿。

父母再穷，还是咬咬牙把阿媛送进了一所收费极低的小私塾。母亲在外面干活，再累也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净利落，女儿衣服虽然打着补丁，却洗得一尘不染。阿媛一双眼睛乌亮，皮肤白净，长得清秀，邻居半开玩笑半夸张地叫她“棚户小西施”。

日子本就不易，偏偏屋漏偏逢连夜雨。阿媛十岁那年，父亲得了伤寒，拉车的活干不动了。家里能卖的东西早卖光了，无奈之下，只能去借“印子钱”——这是一种利滚利的高利贷，借一块钱，欠的却远远不止一块。

借到差不多三百大洋的时候，父亲的命算是保住了，却整个人瘦得像根柴火，干不了重活。债越积越多，生活一步步走向绝境。为了还债，心如刀绞的父亲，终于做出了那个让他终身愧疚的决定——把女儿以三百大洋押给“长三”堂子。

所谓“长三”，是当时上海顶级的妓院。这里的客人动辄花费不止一份银子，赌钱、吃花酒，一掷千金。堂子里养着一群尚未成年、只负责唱戏陪酒的小姑娘，人称“小先生”或“清倌人”。她们不必陪宿，但在那种场合里，想保持清白，同样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十三岁那年，阿媛顶替“杨兰春”的艺名，在“长三”正式出场。她先是学了半年戏，一上台，几乎就成了堂子里的“摇钱树”。开场第一天，她名下的局票就开出了三十多张。老鸨大喜，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专用黄包车接送，在各个场子里赶场，一天唱到夜半，往往回到房里连腰都直不起来。

有意思的是，辛亥革命后不久，“长三”也成了各路人马活动的地方。这里除了花天酒地，也偶尔出现一拨拨“革命党人”。他们与一般客人不同，很少叫姑娘陪酒，倒是躲在包间里，彻夜讨论政治、军务，不时传出激烈的争论声。

就在这种场合，一个四川口音的年轻人走进了阿媛的人生。

二、一场逃离，一段婚姻的裂痕

那人名叫夏之时，四川合江县人，三十岁上下，身材高大，眉眼清秀，说话掷地有声。他曾在日本东斌学校学步兵，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重庆发动起义，后来出任蜀军政府副都督。用当时的话说，是“革命元老”一类人物。

夏之时对这个出身棚户的小先生，起初只是同情，慢慢却生出真情。他鼓励阿媛多看书，多问“外边的世界”，常常把报纸杂志带到堂子里。阿媛本就聪明，内心又有股不服输的劲，听着听着，心里像被点燃了一团火。

两人交往久了，夏之时提出要赎出阿媛。老鸨听说是副都督，狮子大开口，要三万大洋。这个数字，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

面对这道天价难题，阿媛干脆得出人意料。她对夏之时说：“什么三万，一个铜钱也不要给！大家愿意做夫妻，是情分，不是银子。”说完，她开始“罢工”——不梳妆，不出场，不唱戏，只管在房里哭。老鸨一时束手无策，不敢用硬的，只能把她转移到西藏路的一幢楼里，由一男一女轮班看守。

阿媛心里很清楚，真正的机会只会出现一次。她耐心装出服软的样子，等看守放松警惕。某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她假称要吃水果，把看守支出门外，趁机冲出楼门，一路狂奔。

当她气喘吁吁推开夏之时旅馆房门时，这位革命军人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两人急急忙忙收拾行李，立刻转移到日租界松田旅馆。没过几天，一场简单而“西化”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新娘穿白纱裙，挽法式发髻；新郎穿黑礼服，系黑领结。几位朋友兼任证婚人，一场急促却真挚的结合，就这么成了事实。

那一年，董阿媛只有十五岁。

很快，两人又踏上前往日本的轮船。1915年前后，他们在东京郊外租下一处小院，开始异国生活。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典当为生，语言不通，还夹杂着旁人的歧视。但对刚逃出樊篱的董阿媛来说，自由的空气，比什么都珍贵。

更重要的是，夏之时找来了几位家庭教师，专门为她补课。日语、数学、历史、地理、化学一门门上，中文老师还给她正了名，取了一个带着清雅意味的新名字——“竹君”。竹子挺直，有节，这个名字与她后半生的轨迹，倒也契合。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川军中许多旧部纷纷举旗讨袁。夏之时判断，国内革命即将进入新阶段，于是决定回国。他先行回川，董竹君则留在东京，继续在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她读完全部课程，打算再学法文，去法国深造，却突然接到电报，说公公病重，要她立即回四川。

就这样，这个刚从青楼小先生成长为新式女学生的年轻女子，带着新的见识和目标，结束了在日本的求学生涯，回到战事尚未平息的中国。

回国后，她先在上海看望了久别的父母，心里打定主意：“等在四川安顿下来，一定把你们接过去。”随后，她又启程奔赴合江，准备面对另一个考验——封建大家庭的目光。

三、军阀大院里的“贤妻”，企业工厂中的“女将”

1918年初春，合江阴雨绵绵。董竹君拖着行李，踏进夏家大门。这个大家族人口众多，讲究森严，祖辈多为乡绅绵延，对一个有“青楼”经历的媳妇，自然带着偏见。

起初，夏家人对她态度冷淡，私下里议论纷纷。有的直言不讳，给她扣上“下江人”“下贱胚”的帽子。董竹君心里知道，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站稳脚跟，只能先把所有可能的活揽在自己身上。

她从早忙到晚：早晨照顾丈夫用餐出门，白天学缝纫、洗衣、烧菜，兼管家务；中午接待亲友，晚上教一大群侄儿侄女识字写字，再一一安排就寝。家里账目还要过一遍，许多事情都要她拿主意。慢慢地，连一向挑剔的婆婆也开始改口，夸她“能干又懂事”。

凭着这股不怕苦的劲头，她终于在夏家站稳了位置，成了大院里的“主心骨”。等到正式举办婚礼仪式时，三亲六戚都承认了她这个主妇。表面看，她似乎从青楼女子，摇身一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可在外面，风云却早已变了样。

1918年起，四川军阀混战不休，你方唱罢我登场。1919年，川军总司令熊克武整编军队，各路势力此起彼伏。身为“靖国招讨军总司令”的夏之时，终于在这一轮整编中被解除军职。1919年后，他移居成都，开始了赋闲生活。

起初，夫妻俩在成都置办宅院，布置新家，董竹君精心安排，从花木摆放到房间动线，一一操心。那时的她，对于拥有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的确抱过不少幻想——远离大家族的束缚，夫妻相濡以沫，孩子在院子里追逐，日子虽然清苦，却有盼头。

然而，现实并没有给这份幻想太多空间。

权力一旦远去，一些人的精神支柱也随之倒塌。失去军政职位后，夏之时心态大变，沾上了鸦片，整天打牌消磨时光，大男子主义越来越重，曾经的革命热情一点点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军阀暮年的散漫和颓唐。

在家里，他对董竹君的态度也越来越苛刻：衣服少一道褶子，会发火；饭菜不合口味，会指责。董竹君忙着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稍有怠慢，就挨埋怨，甚至被粗暴责打。更让她寒心的，是丈夫烈火般的重男轻女思想——四个女儿在他眼里几乎“不算数”，女儿读书被认为“多此一举”，只有儿子的教育值得投资。

面对这一切，董竹君很清楚当年那个在日本激昂讨论革命、对她讲“自由”的男人，已经慢慢远去。可看着几个孩子，她依旧选择忍耐，希望能靠自己的柔软，唤回夫妻之间的尊重。

这种忍耐，最终被现实一步步压碎。为了让家庭不完全被丈夫的颓废拖垮，1924年，她在成都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开工后不久，又办起“飞鹰黄包车公司”。她跑原料、管账目、管工人，忙得脚不沾地，却依旧换不来丈夫的理解。夏之时仍旧沉迷鸦片，和一群旧部、政客打麻将、喝酒，外面念念不忘“东山再起”，家里却越发失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夏之时觉得机会再现，开始筹划奔赴上海等待召唤。1928年春，他先去上海。局势动荡之中，董竹君变卖成都的产业，带着父母和四个女儿辗转来到上海，指望一家团聚，重新开始。

令人遗憾的是，夫妻之间的裂缝并没有因为环境改变而愈合。关于子女教育和生活方式，矛盾愈演愈烈。夏之时情绪越来越暴躁，在多次争执中，对妻儿施以殴打，这种毫不收敛的家暴，彻底压垮了董竹君的忍让。

经过反复挣扎，她终于在1934年结束了这段婚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她第二次“逃离”：第一次是逃出青楼，第二次是走出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婚姻。两次选择的背后，都是同一条信念——不能把命运完全交给别人。

四、从群益纱管到锦江饭店

离婚之后的现实，比任何想象都要冷酷。

夏之时离开时，没给她和孩子们留下什么生活费，此后也再未寄来抚养费用。一家人突然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变卖首饰、典当家当维持一日三餐。几口人挤在狭小房间里，孩子还在上学，开支却一分都省不掉。

靠消耗老本不是长久之计。董竹君明白，要想真正站稳脚跟，只能再度创业。她回想起在四川办厂的经历，想到纺织业仍有市场，于是决定自己办一家小工厂。

1931年春末，她在闸北开办了“群益纱管厂”，起初只容纳一百名工人，厂房简陋，设备也不算先进。资金紧张到什么程度？她卖掉一条珍珠项链和几件首饰，凑足八百元，又四处奔走，勉强筹出四千多元启动资金。为了扩大规模，她还孤身远赴菲律宾马尼拉，在那里奔波一个多月，才勉强募集到一万多元，群益纱管厂这才勉强站稳。

然而，上海的天空很快就被炮火染红。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炮轰闸北地区，群益纱管厂所在的区域遭受重创，厂房在炮火中几乎被夷为平地，机器毁坏殆尽。两百多名工人的生计、姐妹兄弟的生活、孩子们的学费，一夜之间都没了着落。

正当她在残垣断壁间苦苦寻找出路时，命运又抛来一次考验。同年3月4日，为了庆祝十九路军抵抗日军的胜利，她带着孩子们上街参加游行。回到家后，又与暨南大学学生骆介庵等人讨论局势。当天夜里，她和几位进步人士同时被逮捕，被当作“政治嫌疑犯”关进牢房。

被关押的四个多月里，她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靠朋友奔走交涉，并答应向捕房缴纳两千元贿赂，她才获得“取保候审”的机会。问题是，她手里根本凑不出这笔钱。出狱当晚，她只得连夜带着三个女儿逃往杭州西湖“陶社”暂避，直到一年后才悄悄回到上海。

待她返回时，群益纱管厂已无力再开，只能宣告清算。母亲病重，父亲体弱，女儿的学费、从捕房拖欠的所谓“人情钱”……重重压力叠加在一起，使这位刚过三十岁的女子，仿佛背上了数不清的石头。

就在这一切几乎压垮她的时候，一个四川老乡的出现，让局面发生转折。

那人叫李嵩高，也是从四川来到上海谋生。他见到昔日督军夫人如今落到如此境地，颇为感慨，当即表示愿意借给她两千元周转。董竹君起初坚决推辞，不愿欠人情，但对方的一句“你是个做大事的人，用得上这笔钱”，让她最终含泪收下这份雪中送炭。

这一笔两千元，后来被她视作锦江饭店的“第一桶金”。

经过一番认真盘算，她发现上海餐饮业中，广东菜、福建菜占了上风，但不少店家装修俗气，菜品变化不大；川菜酒楼多半守旧，味道虽好，却缺少新意。她熟悉川菜口味，也懂得上海人的习惯，于是决定从这里切入。

1935年3月15日，在大世界附近的法租界华格臬路上，一家名为“锦江小餐”的川菜馆低调开张。开张这一天，鞭炮声震耳，店里挤满了客人。过道里加桌，厕所边加椅，菜盘甚至要从客人头顶一盘盘传过去。有人笑说：“不排队就吃不到。”这样的场面，对一个刚刚从破产和牢狱中走过来的女人来说，无疑是沉重黑夜里亮起的一盏灯。

短短不久，“锦江小餐”声名鹊起。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这些上海滩大佬相继光顾，南京政府的要员、上海军政界人物也常在这里设宴。有人慕名而来，有人带着几分好奇试一试味道，再有人打听：“这个董老板，到底是什么来历？”

有意思的是，在许多只讲排场、不讲品质的饭店里，董竹君坚持亲自把关。菜谱、份量、服务细节，她一一过目。对于地痞流氓和日本特务的拉拢，她则一律冷处理。对她来说，锦江既是立身之本，也是她在乱世中保持清醒的一个阵地。

五、一家饭店与一个时代的交会

餐饮生意站稳脚跟之后，董竹君开始思考更大的布局。她注意到，当时上海上层社会缺乏体面而又雅致的茶室，而这种场所，往往是思想和信息交汇的地方。

1936年1月28日，“锦江茶室”在雁荡路开门迎客。白天供应茶点，晚上做酒菜，很快成为上海文化界、新闻界和进步人士聚会的重要据点。作家、记者、戏剧家在这里交流稿件、议论时局；地下党的联络人员，则借着喝茶的名义，悄悄做着更重要的事情。许多后来被记入史册的决定和谋划，都曾在这间茶室一隅悄然酝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帷幕，上海淞沪会战之后迅速陷落。日伪当局对有影响的实业家、文化人多有监视和拉拢。董竹君早年与进步人士来往密切，又曾支持办刊物《上海妇女》，自然被盯上。面对威逼利诱，她选择了悄然离开。

1940年冬，她辗转来到菲律宾马尼拉，希望在那里开设锦江分店，继续以餐饮为掩护维持生活，也为今后可能的工作预留空间。令人始料未及的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规模进攻马尼拉，战火再一次逼近她的身边。她不得不在陌生的土地上再次躲避风声，始终维持着一条底线——不与侵略者合作。

1945年2月，随着战争进入尾声，她乘坐日本红十字难民船回到上海。昔日的“远东第一大都会”，经历多年占领，伤痕累累。她休整短暂时间后，重新投入锦江的恢复工作，对饭店和茶室进行修缮、整顿。很快，锦江重新变得门庭若市。

在抗战后期和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愈发活跃，需要可靠的印刷企业。董竹君在这一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她先后协助创办协森印务局、永业印刷局、锦华进出口公司、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等，为地下党提供了重要物资保障和隐蔽掩护。这些事情当时鲜有人知，却在后来被视为她“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的一部分。

1949年，上海解放。锦江饭店没有因为政权更替而陷入混乱，反而在新政府的接管和指导下，逐步调整方向。董竹君以上海妇女代表等身份，参与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在她看来，这既是责任，也是对过去选择的一种延续。

1951年，按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的决定，锦江饭店进行公私合营。面对这家经营了十六年、价值约十五万美元的产业，她没有犹豫，把全部产权交由国家接收。锦江饭店由此成为新中国最早接待外宾、承办重要会议的饭店之一。

那之后，锦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国内外客人，接待了许多重要会议和外事活动，也见证了新中国一步步站稳脚跟的过程。董竹君继续担任董事长，却不再把自己看作“老板”，更像是一个尽责的管理者——把饭店运营好，让每一个来访者，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西花厅的那场家常便饭，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那天饭桌上，并没有山珍海味，菜式简单，却吃得格外温暖。周恩来提到她早年的经历时，语速不紧不慢：“从十三岁进‘长三’，到日本读书，再回四川办厂，在上海闯荡，抗战时又辗转海外，这一路走来，换作旁人，未必扛得住。”

董竹君放下酒杯，只淡淡说了一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周恩来笑了笑，说：“过去的事，正是今天的根。”

这话听上去平实，却道出了一个时代对个人选择的看法——许多在旧社会被视为“不光彩”的出身，在新的历史眼光下，被重新审视。一个女人从最底层爬起，经历战乱、牢狱、破产和婚姻破裂，最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方向绑在一起，这里面的分量，自然远非一句“女企业家”可以概括。

董竹君晚年，用惊人的记忆完成了自传《我的一个世纪》，约十万字，记录了她从棚户小姑娘到锦江董事长的漫长路程。她没有刻意抹去青楼岁月，也没有为失败的婚姻涂脂抹粉，只是把每一个阶段的选择、犹豫、得失，交代得清清楚楚。不得不说，这种坦诚，与她一生的性格高度一致。

1997年12月，董竹君在上海离世，享年近百岁。她走的时候，锦江饭店早已成为许多人习以为常的地标，西花厅里的那句“你们一家两代人，都是国家的功臣”，也成为后人反复提起的话。

试想一下，从洋泾浜边破棚户里的小姑娘，到长三堂子里唱戏的小先生，再到川军副都督的妻子、成都女企业家、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办者，新中国重要接待单位的董事长，这样的轨迹，本身就带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她的命运起伏，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的建立，几乎一一对应。

有意思的是，人们提起她时，很少用“传奇”这类轻飘飘的字眼，反而更愿意称她为“硬骨头”“顶天立地的女子”。在那个男权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这种评价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1997年的冬天静悄悄地过去了，但在更早的1950年代那个晚上，西花厅的灯光下，一位总理、一位前“都督夫人”和她的女儿围坐一桌，说说往事，用看似随意的几句话，定格了一个家族与一个国家之间特殊的联系：他们这一家两代人的命运，与中国近现代的苦难与崛起，紧紧缠绕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