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打来电话问“是不是你提的”,邻居阿姨见了我绕道走,连快递小哥都多看了我两眼。
绿本是法律文件,但好像一盖章,我就自动成了需要交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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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晴上个月离的婚。年薪一百万,前夫十二万。两人住同一套房三年,没一起吃过几顿饭。他说“回家像进酒店”,她说“说话像开例会”。
不是谁嫌谁穷,是连吵架都懒得吵了——因为早就没人在意对方饿不饿、累不累、要不要抱一下。
我问过几个熟人,男的挣得多,别人说“他扛得住”;女的挣得多,大家第一反应是“那男的多委屈”。
北大一份调研说,同样收入高,女生被说“冷血”的概率是男生的两倍多。没人问她为什么每天飞三个城市还坚持接孩子放学,只记得她离婚没哭。
陈默说,调解室里调解员看他穿旧衬衫,又看看苏晴拎着黑金包,叹了口气:“你太太条件这么好,真想清楚了?”
一句话,把法律上的平等,当场压成道德上的审讯。
苏晴后来退了五十万存款给前夫,不是法律要求,是怕再被说“算得太清”。
她妈那天打电话,没骂她,只问:“你饿不饿?我下面给你。”
挂了电话,苏晴在厨房站了十分钟。水开了,面没下。
上个月我陪她去民政局,她把离婚证塞进包里,顺手帮我扶了下快倒的共享单车。
她没说什么,我就也没说什么。
那天风大,她刘海被吹乱,但没伸手去理。
绿色封皮,烫金字,一页纸。
不是判决书,也不是认罪书。
就是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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