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院士批驳英媒对华报道：无心之失还是恶意为之？

母亲的微笑，学生听老师讲课，执法者履职，媒体平台上的新闻报道，以及大量的非虚构类书籍——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却都是通过传播分享知识，构建并维系文化的例证。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传播的质量——母亲微笑的温暖、教师教学技能水平、信息的真实与客观等。

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基础认知、法律规范与生活方式存在差异。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必须承认、尊重并理解这些差异。但这还不够，真正做到跨文化理解还需依赖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在地缘政治日益割裂的当今世界，信息传播常被失实、扭曲的叙事所干扰。这有时源于误解或疏忽，有时则是刻意为之——尽管传播者未必这么认为。

2025年10月23日，广西桂林龙胜县，游客在龙脊镇观看梯田夜景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威廉·兰利近期发表的长篇大论《中国声称消除了贫困，真的做到了吗？》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笔者需说明，兰利在走访贵州前曾与笔者交流，文章也引用了笔者观点。而《金融时报》也自称其权威性、可信性和准确性均获全球读者认可。

该报道聚焦中国扶贫行动。文章承认2014至202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80%，却未提及世界银行数据：过去40年中国减少了近8亿极端贫困人口，“贡献全球减贫成果近四分之三”。

兰利以一位贵州侗族女性居民为例（报道其“月生活费不足200元”），断言其生活状态"应是中国过去式"，并错误宣称中国贫困标准静止不变、不考虑脱贫后返贫、“低估贫困规模”，并且“因骄傲阻碍了进一步扶贫的努力”，甚至称"中国落后于全球扶贫实践"。报道还引用匿名专家质疑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成效。

来自贵州省晴隆县三宝彝族乡的两名搬迁群众在阿妹戚托小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刺绣（2019年6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惊讶于这篇文章这样武断、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论断，笔者于是通过AI工具分析该文：

深度求索指出其属"伪装成调查的倡导性新闻"，通过选择性案例暗示系统性失败，刻意调整标准以迎合批判，忽视反证。

美国的ChatGPT承认文章提出"扶贫可持续性的合理质疑"，但指出，“尽管该文章引用了专家评论和世界银行的基准数据，但其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方法论严谨性。在没有全国代表性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几个个体的经历不足以用来评估一项影响数亿人的国家政策。由此可见，这篇文章清晰地展示了叙事新闻与系统研究之间的差异。”

此外，ChatGPT主动提出要“指出此报道中所体现的西方涉华报道使用的五种隐性宣传技巧”。

第一种技巧是“以轶事替代证据”。尽管记者采访的贵州侗族居民经历“在情感上具有冲击力”，但从统计意义上而言，其既不能代表中国14亿人口，甚至也无法代表其低收入群体的整体状况。

第二种技巧是“选择性地理呈现”。虽然兰利承认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但读者可能会下意识地将最贫困地区的状况等同于全国整体情况。

第三种被指出的技巧是“改变标准”——通过转换评判标准以达到其负面引导的目的。兰利欲抑先扬，先承认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随后又引用世界银行针对中高收入国家的更高贫困线标准，以此暗示中国政策的失败。

第四种是“情绪锚定”。文章开头对贵州一位侗族居民的描述形成了一种负面情绪锚点，这个象征性的个案足以影响读者对整项政策的理解。

第五种是将政策评价与近期经济事件混为一谈，例如新冠疫情、房地产市场下行和消费疲软，这些既不是脱贫政策的结果，也不能证明其失败。

除了ChatGPT指出的这些宣传技巧外，我还要补充一种“语气偏见”。通过词语选择和暗示，文章的风格从理性的批判怀疑滑向了带有侵蚀性的嘲讽。例如，文章称中国过于宣扬、“鼓吹”扶贫攻坚的胜利，甚至称中国消除贫困是被“宣布”的，而不是被“实现”的；又称中国领导人“痴迷”于消除贫困。而真正经历过贫困的人，不会认为任何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努力是一种“痴迷”。

文章还写道，居民“开始种植”卷心菜——暗示出于无奈；安置社区“看起来”无人居住，儿童游乐场“似乎”被废弃，而作者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情况属实。

文章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描述为“橡皮图章议会”，却没有提到其通过的立法通常是在长达几年的协商过程中形成的，这一过程涉及多个民主政党、大量社会组织和民众的意见。

当然，也必须承认，尽管中国政府各级部门协调推进政策，企业积极参与，还有80万名扶贫干部进村入户，但消除极端贫困仍然极具挑战性。

2025年9月21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山色峪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片区举办的农民运动会上，村民挑着象征五谷丰登的竹筐翻越障碍

受地理条件制约，部分偏远地区难以通过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实现有效联通，这为当地脱贫成果的可持续巩固带来了实际困难。即便通过易地搬迁政策，居民得以入住现代化住房并获得就近就业机会，一些地方干部在实践中发现，有序引导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然是许多家庭提高收入、稳定脱贫成果的重要补充路径。

然而，说中国对贫困的定义是静态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坚持精准帮扶，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产业、就业等开发式帮扶，增强内生动力，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甚至在2014年至2016年间建立的贫困人口数据库，也一直由地方政府持续更新。

同样，中国既没有低估贫困，也没有落后于其他国家。兰利提出这样的指控，实际上是对世界银行统计口径的歪曲理解——该机构设定的中高收入国家每日8.30美元收入标准，仅是用于跨国比较的统计工具，并非各国制定本国脱贫目标时的依据。2015年，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中国人口比例为42.4%，略高于其他中高收入国家41.8%的平均水平。然而到2022年（最新可得数据），中国这一比例已降至21.5%，远低于中高收入国家35.8%的平均水平。显然，中国在减贫方面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当我问ChatGPT，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兰利的文章是否仍然可以算作优秀新闻报道时，它回答：

“可以……虽然它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研究的标准……但它是媒体学者所称的‘叙事型经济新闻’的一个好例子。这种写作方式被广泛应用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等媒体的长篇报道中。”

因此，在阅读西方记者的报道时，人们应当始终意识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隐蔽宣传技巧”，因为他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信息的真实性未必总是能得到保证。

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 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和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格林坦普顿学院名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书院教授

（约稿/翻译：张辉）

母亲的微笑，学生听老师讲课，执法者履职，媒体平台上的新闻报道，以及大量的非虚构类书籍——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却都是通过传播分享知识，构建并维系文化的例证。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传播的质量——母亲微笑的温暖、教师教学技能水平、信息的真实与客观等。

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基础认知、法律规范与生活方式存在差异。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必须承认、尊重并理解这些差异。但这还不够，真正做到跨文化理解还需依赖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在地缘政治日益割裂的当今世界，信息传播常被失实、扭曲的叙事所干扰。这有时源于误解或疏忽，有时则是刻意为之——尽管传播者未必这么认为。

2025年10月23日，广西桂林龙胜县，游客在龙脊镇观看梯田夜景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威廉·兰利近期发表的长篇大论《中国声称消除了贫困，真的做到了吗？》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笔者需说明，兰利在走访贵州前曾与笔者交流，文章也引用了笔者观点。而《金融时报》也自称其权威性、可信性和准确性均获全球读者认可。

该报道聚焦中国扶贫行动。文章承认2014至202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80%，却未提及世界银行数据：过去40年中国减少了近8亿极端贫困人口，“贡献全球减贫成果近四分之三”。

兰利以一位贵州侗族女性居民为例（报道其“月生活费不足200元”），断言其生活状态"应是中国过去式"，并错误宣称中国贫困标准静止不变、不考虑脱贫后返贫、“低估贫困规模”，并且“因骄傲阻碍了进一步扶贫的努力”，甚至称"中国落后于全球扶贫实践"。报道还引用匿名专家质疑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成效。

来自贵州省晴隆县三宝彝族乡的两名搬迁群众在阿妹戚托小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刺绣（2019年6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惊讶于这篇文章这样武断、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论断，笔者于是通过AI工具分析该文：

深度求索指出其属"伪装成调查的倡导性新闻"，通过选择性案例暗示系统性失败，刻意调整标准以迎合批判，忽视反证。

美国的ChatGPT承认文章提出"扶贫可持续性的合理质疑"，但指出，“尽管该文章引用了专家评论和世界银行的基准数据，但其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方法论严谨性。在没有全国代表性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几个个体的经历不足以用来评估一项影响数亿人的国家政策。由此可见，这篇文章清晰地展示了叙事新闻与系统研究之间的差异。”

此外，ChatGPT主动提出要“指出此报道中所体现的西方涉华报道使用的五种隐性宣传技巧”。

第一种技巧是“以轶事替代证据”。尽管记者采访的贵州侗族居民经历“在情感上具有冲击力”，但从统计意义上而言，其既不能代表中国14亿人口，甚至也无法代表其低收入群体的整体状况。

第二种技巧是“选择性地理呈现”。虽然兰利承认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但读者可能会下意识地将最贫困地区的状况等同于全国整体情况。

第三种被指出的技巧是“改变标准”——通过转换评判标准以达到其负面引导的目的。兰利欲抑先扬，先承认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随后又引用世界银行针对中高收入国家的更高贫困线标准，以此暗示中国政策的失败。

第四种是“情绪锚定”。文章开头对贵州一位侗族居民的描述形成了一种负面情绪锚点，这个象征性的个案足以影响读者对整项政策的理解。

第五种是将政策评价与近期经济事件混为一谈，例如新冠疫情、房地产市场下行和消费疲软，这些既不是脱贫政策的结果，也不能证明其失败。

除了ChatGPT指出的这些宣传技巧外，我还要补充一种“语气偏见”。通过词语选择和暗示，文章的风格从理性的批判怀疑滑向了带有侵蚀性的嘲讽。例如，文章称中国过于宣扬、“鼓吹”扶贫攻坚的胜利，甚至称中国消除贫困是被“宣布”的，而不是被“实现”的；又称中国领导人“痴迷”于消除贫困。而真正经历过贫困的人，不会认为任何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努力是一种“痴迷”。

文章还写道，居民“开始种植”卷心菜——暗示出于无奈；安置社区“看起来”无人居住，儿童游乐场“似乎”被废弃，而作者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情况属实。

文章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描述为“橡皮图章议会”，却没有提到其通过的立法通常是在长达几年的协商过程中形成的，这一过程涉及多个民主政党、大量社会组织和民众的意见。

当然，也必须承认，尽管中国政府各级部门协调推进政策，企业积极参与，还有80万名扶贫干部进村入户，但消除极端贫困仍然极具挑战性。

2025年9月21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山色峪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片区举办的农民运动会上，村民挑着象征五谷丰登的竹筐翻越障碍

受地理条件制约，部分偏远地区难以通过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实现有效联通，这为当地脱贫成果的可持续巩固带来了实际困难。即便通过易地搬迁政策，居民得以入住现代化住房并获得就近就业机会，一些地方干部在实践中发现，有序引导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然是许多家庭提高收入、稳定脱贫成果的重要补充路径。

然而，说中国对贫困的定义是静态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坚持精准帮扶，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产业、就业等开发式帮扶，增强内生动力，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甚至在2014年至2016年间建立的贫困人口数据库，也一直由地方政府持续更新。

同样，中国既没有低估贫困，也没有落后于其他国家。兰利提出这样的指控，实际上是对世界银行统计口径的歪曲理解——该机构设定的中高收入国家每日8.30美元收入标准，仅是用于跨国比较的统计工具，并非各国制定本国脱贫目标时的依据。2015年，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中国人口比例为42.4%，略高于其他中高收入国家41.8%的平均水平。然而到2022年（最新可得数据），中国这一比例已降至21.5%，远低于中高收入国家35.8%的平均水平。显然，中国在减贫方面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当我问ChatGPT，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兰利的文章是否仍然可以算作优秀新闻报道时，它回答：

“可以……虽然它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研究的标准……但它是媒体学者所称的‘叙事型经济新闻’的一个好例子。这种写作方式被广泛应用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等媒体的长篇报道中。”

因此，在阅读西方记者的报道时，人们应当始终意识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隐蔽宣传技巧”，因为他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信息的真实性未必总是能得到保证。

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 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和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格林坦普顿学院名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书院教授

（约稿/翻译：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