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行政5级的正部级被贬长治，想回京不敢给地委书记说，留纸条

你敢信吗，曾经的正部级，行政五级的老干部，特殊时期过后被安置在山西长治生活，身边连个子女照顾都没有。虽说每个月给二百块生活费不愁吃喝，可老人心里一直揣着件大事，早就想回北京，既能跟子女团圆，还能接着给国家干活。可他身份特殊，贸然走了万一事办不成，以后再没机会可怎么办，这可把老人难坏了。

李运昌本身就是公认的无衔将军，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冀东军区一带工作，当过冀热辽军区司令、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这些要职，建国初期还当过热河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那时候国家建设缺干部，他二话不说留了下来，后来还调任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

特殊时期来了之后，他也没躲开冲击，直接被监护起来。后来不少人都陆续恢复工作了，他这边只是政策稍微松动，从秦城监狱出来之后没给分配工作，直接安置到长治，还要接受地方的监护。

没受冲击之前，他拿行政五级的工资，每个月有三百多块，放在当年那绝对是高收入。他人仗义，家里人口多，亲戚朋友遇到困难都来找他帮衬，每个月发了工资基本花光，一分剩不下。受冲击之后工资直接被扣了，每个月只有十几块生活费，连吃饭都成问题。以前天天围着他转找帮忙的人，全躲得远远的，人情冷暖那几年他尝了个够。

1975年正式安置到长治之后，每个月给两百块生活费，比之前少了一百多，可老两口花完全够。那时候子女都长大成人了，各自有工作有收入，也不需要他再贴补别人，生活上宽松了不少，想吃点啥都能买。想想之前在秦城的时候，一天伙食费才几毛钱，一个月才十五块，饭里连点油水都没有，还经常吃出异物，那日子真的就是熬着，比当年打游击的时候还遭罪。

那时候他都快七十了，跟老伴两个人在长治生活，身边没个年轻人搭把手。年纪大了难免有个头疼脑热，连个送医院的人都找不到，政策不允许带子女过来，子女也有自己的事走不开。那几年全靠周围邻居帮忙，不管是生病送医还是生活里干重活，都是邻居伸手搭救，他也不白欠人情，那时候大家都穷，邻居有困难他都出钱帮，从不吝啬。

等特殊时期结束，不少老干部都平反恢复工作了，唯独他的问题迟迟没有消息。子女给他出主意，说你待在这么偏的地方，这么多年没上岗，上边哪能第一时间想起你啊，倒不如自己回北京找组织，总比在这儿被动等着强。他琢磨了一下，觉得子女说的太对了。

可他毕竟是被监护在这儿的，不能说走就走，万一走了之后事没办成，还被勒令回来，以后再想出来可就难了。好在他在长治待了几年，攒下了不错的人缘，监护他的还是自己老部下的亲戚，这边很好通融。最犯难的就是，真要是回京之后被要求回来，该找什么理由应付啊。

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万全的法子，对外就说老伴要去北京看病，自己只是回去探病，真要是让他回来，就说看完病就回，谁也没法为难一个惦记老伴的老人。没跟当地负责人明说，只留下一张纸条，就悄悄出发了。找熟人弄了吉普车送他到邯郸，之后转火车直奔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确实有人说他不该私自回来，可他硬着头皮留了下来。那时候整体大气候已经变了，那么多老干部都恢复工作了，谁也挡不住这个大趋势。没多久，他的问题就得到了落实，最终被安排到司法部当副部长，时隔二十年，终于重新回到了工作一线。

当年他五十年代后期就离开交通部的行政岗位了，一闲就是二十年，一切都要重新适应。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在恢复正轨，整个国家都往好的方向走，像他这样的老革命家，终于能重新出来发挥余热了。

参考资料：人民网 李运昌同志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