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垚×柯岚：从爱泼斯坦案看懂美国，权贵精英缘何堕落？｜上海书评

海报设计 王璐瑶

2026年年初，爱泼斯坦案再度成为全球政治焦点。美国富豪爱泼斯坦长期利用财富和人脉，诱骗未成年少女，为全球政商、学界及王室精英提供性服务。2019年，他在狱中离奇“自杀”，更令案件疑点重重。近期，美国司法部陆续公布超过三百万页的爱泼斯坦文件。文件曝光了大量涉案权贵名单，持续冲击着公众对权力、法治与精英阶层的信任。

这起轰动全球的性犯罪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为何在法律与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今西方社会，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支配，依然是最隐蔽、最难被追责的剥削形式？这份被曝光或封存的涉案名单，也勾勒出一幅美国权力精英的隐秘版图，宣告着法律在特权面前的全面失效。透过爱泼斯坦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权力精英群体的哪些变与不变？特权在社会中又是如何分配和运作的？

本期播客，我们从政治学与法学的双重视角拆解这起世纪大案，从古今法律对特权的制衡困局中看清权力的逻辑与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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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垚×柯岚：从爱泼斯坦案看懂美国，权贵精英缘何堕落？

【本期阵容】

@林垚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职业法律博士，2024年出版文集《空谈》。

@柯岚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著有法律研究著作《命若朝霜》等。

@林柳逸（主播）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编辑

【收听指南】

00:03:49 富豪圈加固了学术界的厌女文化

00:07:42 古今权贵对底层女性的剥削是同构的？

00:13:50 是文件，还是烟雾弹？美国的权力精英在迭代

00:18:03 涉案权贵名单：全球化渗透，与特朗普共和党渐趋绑定

00:23:06 全球精英时代，腐败不会消失，只会被外包出去

00:30:14 “大蜘蛛”隐身了，爱泼斯坦在为谁掩罪？

00:33:33 古今“掮客”对照：白手套们如何反向拿捏权贵？

00:41:56 受害者视角：他们非常擅于把虐待粉饰成一种日常行为

00:45:43 美国的性别正义悖论：女权如火如荼，身体正义依旧脆弱

00:53:45 “刑不上大夫”何以存在？权贵的法律豁免权

01:01:40 司法沦为斗争工具，我们过度夸大了“法”的作用？

《空谈》，林垚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640页，98.00元

《命若朝霜》，柯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5年1月出版，424页，79.00元

爱泼斯坦权贵圈，加剧了学术界的厌女文化

林柳逸：我想先从一个更有具体体感的问题开始聊。两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身处的知识分子圈层，有没有因为爱泼斯坦案发生价值观的震荡？比如林老师，您长期在美国顶尖学府求学，对精英的社交文化和社交圈应该有更多观察，不妨跟我们聊聊。

林垚：就我个人而言，其实没有太多震惊，因为我本身不太融入任何圈层，那些资历较深的人，我和他们比较格格不入。但确实，文件一批批公开后，看到一些名字会让人感慨 “原来这个人也在其中”。比如最近几个月，左翼圈子因为乔姆斯基的名字出现在文件中吵得不可开交。刚开始有他的名字时，很多仰慕者为他辩护，说他年纪大了、喜欢了解 “敌人” 之类的；但随着材料越来越多，这些仰慕者越来越尴尬，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辩护。

这不仅是乔姆斯基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年轻一代学者会觉得，上一代人确实和政商圈子走得太近，很多事情上显得 “油腻”。但某些人的介入程度之深，以及他们对学术圈生态的影响，还是有些超出预期。最近有报道提到，爱泼斯坦和学术圈的一些大佬，尤其是理工科大佬，形成了相互加持的厌女文化结构。年轻女科学家不方便加入爱泼斯坦的 “局”，为了维持这种哥们文化、酒桌文化，他们更有恃无恐地排挤年轻女科学家，比如在项目基金的申请和分配上设置障碍。

学术圈很多人主动靠近爱泼斯坦，核心原因是学术圈普遍缺钱，做研究、搞项目都需要资金。当一个大富豪主动贴过来时，很多人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资助。但这种 “靠近” 会影响学术圈的资金分配：谁能拿到钱、谁不能拿到钱，都被这种圈层关系左右。年轻女科学家被系统性排除在资源分配体系之外，拿不到大项目，做不出突破性成果，慢慢就在学术圈被边缘化。这是知识界最近讨论较多的问题。

林柳逸：这好像加固了我的一种刻板印象，就是精英关系中，往往存在很多男性化的同性社交联结。通过酗酒、性娱乐活动等男性专属的亲密仪式、共同越界行为，促成一个共同体的生成。柯岚老师，我最近正好在读您的《命若朝霜》，这本书虽然研究清代法律系统中的女性命运，但关注的群体和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非常相似。比如开篇就写到《红楼梦》中被拐卖的甄英莲。这些被拐卖、被性剥削的底层女性，无论是在爱泼斯坦案中，还是在您的书中，都是核心的关注对象。您在爱泼斯坦案中有没有看到很多与您的研究相似的地方？这个案件中最让您吃惊的是什么？

柯岚：我很认同刚才林老师的态度，我也不太融入什么圈层，一直比较独立地关注一些问题。爱泼斯坦案我很早以前就关注，虽然现在研究古典文学，但我本身是法学出身。前一阵案件热度很高时，有公众质疑：法学界为什么对这件事没什么态度？爱泼斯坦案牵涉到美国法学界知名学者、著名律师德肖维茨，很多公众指责，法学界过去是否过于推崇美国法律，或是把德肖维茨等人捧得太高。

其实法学界的气质总体比较冷静，学者们倾向于等事实认定清晰后再做法律分析，一般不会有公众那样偏感性的情绪反应。但我也有很多疑问：美国司法部为什么把这么多杂乱、未经提炼的信息直接公之于众，经过多年调查却没有给出核心事实？甚至司法部副部长还说 “从这些信息里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起诉”，因为只有一些照片，没有直接证据。我和法学界朋友揣测，放出这么多杂乱甚至无关的信息，到底是真的想公开事实，还是想扰乱公众对事件的认知？上百万条信息如果不经过专业筛选加工，很难提炼出核心事实，反而会滋生谣言，干扰真正可认定的核心事实。

至于古今的对照，其实这类事件的本质古今相通。不同时代的权贵，滥用权力的共同表现，都是将矛头指向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阶层的女性。但不同时代也有差异。在明清社会，把底层女性变卖、通过商品交易进行性剥削，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 “合法” 的产业。比如 “扬州瘦马”，明清时期扬州一带有发达的女性人口交易产业：很多贫困家庭会卖掉女儿，还有犯罪分子拐卖女童，这些孩子从小被训练仪态、克制饮食以保持纤瘦，资质好的还会被教琴棋书画，长大后高价卖给盐商、达官贵人做妾，资质差的就被卖到风月场所。同一时期，苏州一带也有类似产业，很多贫苦人家把女儿卖出去学戏，长大后做优伶，或是到权贵家里做丫鬟。古代社会的娼和优伶都是娱乐业从业者，都是权贵富豪性剥削的对象。这种产业虽有时会被政府打击，但打击力度有限；而现代社会有各种规范治理这类行为。

作为法律人，我个人最震惊的是，已经有这么多受害者作证，有良知的记者和法律界人士调查、提交了大量有力证据，经过二十多年，大部分涉案权贵却依然没有被起诉。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5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于2025年12月19日前公布爱泼斯坦案卷宗。

美国权力版图的变迁：精英的全球化与党派化

林柳逸：虽说并非所有卷入争议的人都等同于参与犯罪，但在爱泼斯坦的通讯录和飞行日志中，我们确实能通过这个社交网络，看清当代西方权力精英的版图。

如果我们考察这张网络，会发现美国权力精英的构成发生了很多变化——权力不再是单一阵营的游戏，名单呈现出明显的跨界特征，不仅包括政界、商界、学术界，也有科技新贵和王室成员。受关注较多的有比尔・盖茨、马斯克、扎克伯格、英国王室成员，甚至以色列前总理等。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二十世纪中叶的论断是：美国的权力精英是由企业富豪、政治领袖和军事机构高层构成的三重结构，他们共同统治大众社会。当时的权力集团有很多可被把握的清晰特征：多来自美国东海岸地区，毕业于常青藤名校，活跃于精英俱乐部，且多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那么从当下爱泼斯坦的权贵网络来看，今天美国的权力精英版图发生了哪些变化？

林垚：米尔斯在1956年写《权力精英》时，有冷战背景的考虑。二战刚结束，很多退伍将军进入政界，比如艾森豪威尔，毕竟冷战时期军工集团在国家安全中作用突出，学者们常会把军事领袖视为精英的一部分。但现在，比如爱泼斯坦结交的名流中，并没有什么退役将军，军事领袖在权贵集团中分量不重，企业富豪与法律界名流才是主体。知识精英、科技精英能出现在他的交际圈，更多是爱泼斯坦的个人偏好。他出身并不显赫，急切地想通过结交知识精英、科技精英，彰显自己的智力优越性——比如让高校著名教授给他写推荐信，吹嘘他对学术问题有深刻直觉，懂量子力学，但其实他可能根本不懂。

从他的交际圈能看到两个明显变化：一是精英关系的全球化。在西方白人世界，他的网络基本渗透到位了，这和冷战时代以国家为基点的交际圈有重大区别。二是精英交际圈层的逐渐党派化。爱泼斯坦的交际圈里有很多左翼、民主党政客，比如乔姆斯基、克林顿、拉里・萨莫斯，但2000年以后，他的交际圈越来越偏向共和党，尤其是后来靠拢特朗普的人。

这也是美国司法部对爱泼斯坦案左支右绌的原因。要么扔出大量无关文件混淆视听，要么说“道琼斯指数那么高，大家别关注这个事了”。核心原因是特朗普自己深深卷入此案。美国司法部隶属于行政部门，由总统任命，并非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必须维护总统的权力。2008年爱泼斯坦能获得轻判，也和党派关联密切：FBI于2005年就开始调查爱泼斯坦，当时担任佛罗里达州联邦检察官的亚历山大・阿科斯塔，在2008年上任后压下调查，与爱泼斯坦达成轻判的认罪协议。后来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阿科斯塔被任命为首任劳工部长。

现在的司法部长帕梅拉・邦迪也来自佛罗里达州，2008年后，佛罗里达州民众对爱泼斯坦轻判事件非常愤怒，邦迪借着这股民愤当选为佛罗里达州检察长，连任三届，却在上任后对案件置之不理。多年后，她被特朗普任命为司法部长。此外，最新材料显示，很多共和党国会议员也深深卷入案件。

可见，过去一二十年美国党派极化，爱泼斯坦的交际圈也随之变化，越来越多靠拢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成为他的座上宾。这些人后来被特朗普选中，很大程度上也和与爱泼斯坦的交际有关。因而淡化爱泼斯坦案，已经成为特朗普派共和党人 “续命” 的重要方式。

C. 赖特·米尔斯著《权力精英》

林柳逸：米尔斯对权势集团的论述、林老师的党派分析，还有我们所熟悉的红楼梦里的 “护官符”，都是易于理解的权贵抱团图景，他们都处于单一的国家情境中。但爱泼斯坦案似乎也表明，现在的权力精英社交圈是全球性的——涉案人员不仅包括美国各党派人士，还有英国、法国、挪威、以色列等多国权贵，比如英国工党政客曼德尔森、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英国王室成员等。

这种全球精英社交网络意味着，基于共同利益，他们可以凌驾于任何国家的法律框架之上，也能利用跨境流动分散责任、规避风险。从地域分布来看，美国的权力精英是否正在演变为具有跨国特征的全球特权阶层？这种全球精英网络的出现，在法治层面会带来哪些新挑战和威胁？两位都是法学研究者，不妨展开聊聊。

柯岚：确实，权贵网络从传统的国家、地域层面，演变为现在的全球网络，这背后是经济全球化、地缘政治变化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卷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本土权贵就越容易介入全球权贵网络，利用地域流动性和不同国家的法律差异，分散法律风险。

林垚：柯老师说得很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这一轮全球化，以全球金融资本流动、跨国公司涌现、海外避税天堂激增等等现象为特征。我也想补充一点，爱泼斯坦的交际圈全球化并非从美国开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交际圈主要还在美国本土，后来，通过他的英国女性伴侣麦克斯韦尔，他才搭上了欧洲既有的权贵圈子。麦克斯韦尔的父亲罗伯特・麦克斯韦尔，二战时从捷克逃往英国，后来成为商业巨头。爱泼斯坦本就在纽约社交圈如鱼得水，又搭上了欧洲已有的权贵圈层。最新的爱泼斯坦文件也显示，爱泼斯坦和俄罗斯、以色列的情报系统也往来密切。

这些都表明，大家对全球政商关系的想象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这些想象都抓住了全球化之下权力结构的某些特征，但当我们把任何一种“阴谋论”套用到现实中时，又会发现，这背后其实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交织在其中。

爱泼斯坦案对特朗普的选民也打击很大，很多人支持特朗普是因为认为民主党腐败透顶，特朗普是拯救美国的救世主，结果发现自己的热情错付了。这也影响了最近的选举和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比如在共和党基本盘德克萨斯州的两党初选中，很多原共和党选民转而参加民主党的初选，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林柳逸：关于全球精英，我想补充新书《蛛网资本主义》的作者、越南裔美国学者金伯莉·凯·黄的研究观点，我的同事在前段时间正好专访了她。她关注的正是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她把全球精英的特权系统比作蜘蛛网，区分了 “织网者” 和趴在网上的“大蜘蛛”，后者是整套系统的最终受益者。“大蜘蛛”，指全球前百分之零点一的资本所有者，超级大富豪，而剩下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的富豪只是资本的保管者。这些超级大富豪通过这套蛛网系统，不断把风险转嫁给“小蜘蛛”——通常是高薪的金融专业人士，从而让自身免于责罚。从这个角度看，爱泼斯坦理论上只是这张蛛网的一部分，可能只是一只小蜘蛛，是织网者，他本身也在为某套系统服务。他在狱中的离奇死亡，似乎更证明了他只是这套系统中一个可以随时被牺牲的棋子。

当地时间2026年2月9日，美国司法部公布未删节版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最新一批档案。档案中提及众多知名人物。

古今“掮客”：权贵蛛网的织网者

林柳逸：金伯莉·凯·黄在访谈中提到一个重要结论：在全球精英时代，腐败不会在法治系统中消失，它只会不断被专业化、合法化，然后被外包出去。爱泼斯坦出身布鲁克林普通家庭，以金融掮客的身份嵌入富豪网络，为“大蜘蛛” 服务，并通过这张蛛网不断往上爬。我也想请两位谈谈，从古至今，像爱泼斯坦这样的中间人，在整个权贵网络中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柯岚：在权贵系统中做掮客，帮他们交换资源，尤其是利用女性进行交易，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职业。明清时期，很多商人会做这类事情，还有权贵家里的家奴、管家，也会出面操办。作家二月河在书中曾经虚构了一个雍正、乾隆朝的掮客，叫任伯安。任伯安手里掌握着很多高官的把柄，包括结党营私的证据、两性关系的丑闻等等。当时朝廷中有头有脸的权贵几乎都在他的 “账本” 上。他想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就拿出这些把柄要挟别人。这虽然是小说虚构的人物，但古代社会一直有这种角色。现在所说的 “白手套”——替权贵打理资产的人，在中国古代也一直存在，一些获得朝廷许可的大商人，会垄断相关商业份额，为了维持垄断地位，需要编织复杂的人际关系网。

孙立天在新书《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中有一个解释，很多富豪、党羽为了巴结索额图，替他到苏杭一带购买童男童女，康熙认为是索额图把太子胤礽带坏了。索额图手下确实有不少这样的掮客，各方势力都利用这些掮客向太子输送资源，最终腐化了太子。这类角色在史料中多有记载，只是现代社会他们会利用更高的科技，使得受害人的分布范围更广。

近几年我很关注中东局势，每次看到叙利亚、阿富汗、伊朗等遭受战乱的地方，我都会痛心：这些国家陷入困境后，很多儿童极有可能成为类似爱泼斯坦这样的全球犯罪网络的受害者。这些孩子的处境，让他们在法律体系中更难被关注，更难寻求救济、获得保护。这是一种全新的跨国犯罪形式，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把黑手伸向弱势阶层的青少年，甚至年幼的儿童。

孙立天著《真事隐》

林垚：的确，从财产上看，爱泼斯坦的财富远远比不上那些真正的亿万富翁，但这些亿万富翁有些事情不方便直接抛头露面，需要有人在他们之间搭建关系网络、提供 “润滑”，所以必然会出现掮客，有的是跨国的，有的是国内的。理论上，这类掮客是可以被监管的，但关键要看政府机构的监管决心与力度。很不幸的是，在这一轮全球化中，美国对这些政商掮客的监管力度在不断下降。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国最高法院作为仲裁法律合宪性的最高机构，长期被保守派占据多数席位。这些保守派法官强烈主张 “小政府，大市场”，认为政府不应过多干预市场，这直接影响了政府对腐败、掮客、白手套的监管力度。同时，美国最高法院本身相对不受监管——法官一旦被任命就是终身制，这导致如果法官自身腐败，很难有有效的约束手段。

这种意识形态倾向，突出体现在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中。以往美国对大企业和富豪资助候选人的 “政治献金” 有较严格限制，但2010年，保守派大法官以五比四的投票结果，宣布很多对政治现金的监管条款违宪。他们的逻辑是：政治献金属于政治表达，捐钱给候选人是表达政治观点，而政治表达属于言论范畴，应受言论自由保护。这个判决的后果是，推倒了对政治献金的诸多监管，让大富豪们获得了极大的操纵政客的权力。你听我的，跟我合作，我就给你捐钱；你不合作，我就在党内初选中花大钱抹黑你。金钱政治对民主政治造成了巨大伤害。

到2016年，最高法院又判决了一起与腐败直接相关的案件——罗伯特・麦克唐纳腐败案。麦克唐纳曾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因权钱交易被联邦政府逮捕判刑，他上诉后，最高法院推翻了定罪。保守派法官给出的理由是：认定政客腐败必须是直接的 “投桃报李” 关系——比如有人送你五万美元，你当场答应帮他办事，这才算腐败；但如果有人请你去某某庄园花天酒地几天，半年后你批准了对方公司的政府合同，这就不能算腐败，因为无法证明两者有因果关系。

这在普通民众听来很荒谬，因为很多权钱交易本就不会当场完成，必然存在时间差。这一判决让“大蜘蛛”们有了更大空间操纵蛛网、摆布“小蜘蛛”和外围群体。民主政治本有可能约束这种权力结构的影响，但这需要良好的运作机制让监管生效。而恰恰在美国当代政治结构下，这种监管机制失灵了。

林柳逸：感谢林老师清晰的梳理。关于“掮客”的特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刚刚我们聊了很多政治的部分，我也想再从受害者的视角补充一些细节。

心理学家分析，爱泼斯坦的核心特征，就是他极其擅于发现人的需求，并利用需求来剥削他们。爱泼斯坦非常擅于寻找脆弱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大多经济困难，来自贫苦家庭，并且其中很多人都是已经遭受过性创伤的。比如千禧年代初，他就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别墅里实施过多次性侵犯。当时的很多女孩是从棕榈滩的大陆部分，开车通过一座跨河大桥，进入富人区的。这座桥仿佛连接了两个世界：一边是相对落后的普通工薪甚至贫困家庭的聚集地，另一边是美国顶级富人区，清晰展现了权力与阶层的差距。

很多女孩是为了一份暑期工、一笔零花钱，才来到爱泼斯坦的豪宅的。更让人心痛的是，爱泼斯坦的辩护律师甚至曾经质问受害者：在遭遇性侵犯前你堕过三次胎，这三次堕胎对你的影响难道比爱泼斯坦对你的伤害更大吗？ 确实，有受害者表示，自己没有离开，反而回到爱泼斯坦的别墅，是因为她原本的生活就已经很糟糕。爱泼斯坦的人格中最恐怖的部分，似乎在于他总能精准识别那些最脆弱的人，那些自我认同感已经极低的女孩。并且，他和麦克斯韦尔对女孩的操纵是全方位的，这种操纵不仅是身体暴力，更是心灵控制。譬如他们招募来一个女孩后，再让她招募更多女孩，由此形成一个性传销组织。

受害者弗吉尼亚・朱弗雷在2025年自杀身亡，她在自传中提到一个惊悚的现象：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尔非常善于把虐待粉饰成一种日常行为。他们会一起看电影、徒步、坐摩托艇，他们还承诺让她接受良好教育、进入权贵社交圈。这种操纵堪称“灵魂谋杀”。朱弗雷说，“他们让我成为自己受难的共谋者”，这种罪恶感一直折磨着她。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8日，美国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在“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投票前，爱泼斯坦案幸存者合影。

身体正义的悖论：性别只是表象，更深的裂痕在贫富

林柳逸：回到案件本质，这是一起对女性身体和心灵的剥削。美国一向讲究身体正义，女性主义运动这些年始终如火如荼，但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看似高度文明的社会里，身体正义仍容易被牺牲，受害女性追责也如此之难？

林垚：确实，近些年美国的性别正义运动如火如荼，但其实在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性别平等与正义观念被社会广泛接受，都是相当晚近的事。以美国为例，绝大多数州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才在法律上允许女性未经丈夫允许自主找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女性才能未经丈夫允许自己办银行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女性才能未经丈夫允许自己买房，成为户主。

虽然在开明圈层、城市阶层中，性别观念的进步有目共睹，但美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保守势力依然顽固强大。同时，性别不公与阶层、社会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

解决性别不平等，一方面需要社会文化观念转变，法律加强对女性的保护；另一方面，政府有义务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让穷人不至于流离失所，让破碎家庭的孩子能在社工帮助下健康成长。爱泼斯坦案恰恰反映出，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在发达国家中是相对较差的。相比于欧洲等发达民主国家，美国在社会福利上的投入极低，大部分资金用于军费等方面，美国穷人的生活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更为悲惨。所以这类事件发生在美国，其实并不意外，因为这里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贫困、破碎的阶层，可以供富豪们摆布。

林柳逸：柯老师怎么看？您之前也提到类似观点。比如，清代诱拐妇女一直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案发率很高。您写道，清代女性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一方面，男女比例本就失衡，民间常有溺杀女婴的情况；另一方面，富贵阶层的男性可以妻妾成群，但底层男性却难以娶妻。爱泼斯坦案对女性的交易形式和目的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女性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被交易的惨状是不是相通的？

柯岚：柳逸提到的朱弗雷的案例，我看过相关报道。确实在很多类似性侵案件中，来自穷困家庭或没有背景的家庭的受害者，她们更难以动用力量寻求救济。这次公布的档案有个点值得关注：很多关键信息被涂黑，但受害者的信息却没有打码，造成了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性别问题很复杂，但核心却交织着阶层问题。性别只是表象。我想社会进步、文明进步更深层的标志，其实是尽可能地消除贫困，包括经济贫困和经济学家所说的“能力贫困”。阿玛蒂亚・森等经济学家都讨论过 “能力贫困”，爱泼斯坦案中被选为猎物的青年女性甚至儿童，都属于极度能力贫困的阶层：没有条件接受良好教育，没有能力脱离不幸的生存环境。我们要承认从古至今社会有了巨大进步，但文明进程中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最初在法学院专攻西方法哲学，尤其是美国法理学，近十年才转向传统文化研究。我回顾近代以来美国法律界备受推崇的学者，发现其中很多都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比如在中国法律界很受追捧的霍姆斯、波斯纳，他们认为社会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霍姆斯到波斯纳一脉相承的法律经济学，强调法律的效力，却较少关注普世的人的尊严与价值。

美国政治法律思潮中这种反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可能和美国的起源有关：它最初是新大陆，很多在欧洲受迫害的人来到这里，靠自己的力量追寻美国梦，可能因此形成了“靠自己，不指望社会救济”的适者生存观念。这是我的粗浅感受。

2009年出版的《霍姆斯读本》

刑不上大夫？权贵的法律豁免何以存在？

林柳逸：那如果把目光拉回当下的法律体制，爱泼斯坦案最让人愤怒的，就是权贵阶层受到的司法优待，请两位聊聊这一案件暴露出的美国法律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林垚：如果有听众读过我之前的政治类文章或书，大概能理解我对美国政治的结构性批评：行政部门权力太大，不受制约，其行为难以被问责。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议会制，行政部门隶属于议会；而美国建国后秉持三权分立传统，行政部门独立于立法部门。现实中，立法部门制定法律的过程相对缓慢，行政部门决策效率更高，若不受立法部门约束，很容易形成独大局面，行为具有极高任意性，且难以被问责。

在美国体系中，联邦检察官隶属于司法部，司法部仅向总统一人负责。以往总统相对受约束，不会主动干预司法部，但特朗普任期内，总统干预司法部的问题凸显。检控系统和法院是两套独立运作逻辑，检察官拥有极高裁量权——决定是否追究案件、封存档案、给被告轻判的认罪协议等，这些决策基本无法被立法部门或民众问责。

爱泼斯坦案中，之前提到的亚历山大・阿科斯塔给了他极为宽松的认罪协议，这一行为却未对阿科斯塔的职业造成任何影响。反观美国很多检察官，一方面对富人网开一面，另一方面为了政绩（比如追求高定罪率），专门针对穷人下手。现在美国刑事案件认罪率超过百分之九十，绝大多数不会开庭，靠的常常是检察官“恐吓”嫌疑人：不接受认罪协议，开庭可能判十年；接受的话，判三年或五年。很多穷人缺乏法律知识，会担心无法在陪审团面前证明清白，担心陪审团有偏见，从而主动接受认罪协议，放弃了洗清冤屈的机会。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检察官发现这种“认罪协议交易”很好用，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既提升了政绩，打造了“铁血清官”形象，又能在涉及富人的案件中有操作空间。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检察系统处于美国行政部门独大的结构之下，难以被立法部门或民主选举直接问责。

柯岚：林老师说得非常好。美国的诉讼程序极为复杂，刑事案件中流行的“认罪协议交易”，也是很多美国法律题材影视剧的常见主题。美国的对抗制审讯程序，对谁更有利呢？一是有更多法律知识的人，二是能购买更好法律服务的人。以爱泼斯坦案为例，涉及的学者德肖维茨，在案件未曝光全部严重罪行时，就曾说过，只要能证明他是摩萨德特工，就能帮爱泼斯坦脱罪。这种重量级、能创造“奇迹式辩护”的法律服务，只有权贵才请得起。此外，美国司法制度对 “重复游戏者”（经常打官司的人）更有利，而对受教育程度低、贫困、难以购买优质法律服务的阶层不利。

如果做一个古今的对比，中国古代的权贵特权有时是直接写在法律里的：权贵或社会阶层高的人，伤害地位低的人时，法律责任会减轻。比如我们所说的“刑不上大夫”，清代官员若非犯特别严重的罪，可通过罚俸、降级等方式折抵刑罚；旗人也有类似特权。

以女性相关犯罪为例，清代权贵家里常有很多奴婢，法律对男主人侵害婢女的行为没有明确约束，婢女很难寻求救济，甚至法律规定“不得告主”，告主本身就构成犯罪，无论所述是否属实。古代社会很多时候在法律上直接赋予特权阶层一些豁免权，而现代社会至少在法律上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不平等变得更为隐性了。复杂的诉讼程序需要付费，这种平等鸿沟更难跨越。

林柳逸：最后请两位老师谈谈，爱泼斯坦案带来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柯岚：我们还是要讲一点乐观的展望。我是法学出身，以前研究西方法理学，可我现在觉得，过去法学界可能高估了法治的作用。法治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稳定，让纠纷得到可预期的解决，司法机关在社会纷争中充当理性、冷静的平衡器。我持保守看法，法律和法律人的作用是有限的，社会进步更多要依靠消除贫困、建立更良性的公民社会、让关心社会进步的人能自由表达意见、通过各种媒体监督政治权力等等。作为法律人，我也在反思，过去我们是否过高估计了西方哲学家鼓吹的法治的作用？这是我最后的感想。

林垚：柯老师说的这一点我很同意。司法的作用、司法中立的实现，需要一整套更广泛的结构支持，包括社会经济层面，让民众不至于因生活悲惨而产生颠覆一切的心态，也依赖更完善的制度设计，以及民主表达和参与渠道的相对通畅。我们需要从制度上重新思考：同样是民主制度，为什么有的运作得更好，有的却容易遭遇民粹主义的冲击？特朗普两次当选后，大家发现，这些制度的漏洞，一旦有人肆意利用，宪法根本没有阻止的手段，或许是宪法设计本身存在缺陷。

不过我还是要以乐观的角度收尾。民众对这些事情是反感的，爱泼斯坦档案在特朗普选民中造成了比其他政策分歧更大的裂痕，且直接反映在最近的地方选举结果中。美国的大学生们，尤其是偏左翼的校园里，很多人都热情投身社会运动。前几届选举中，不少学生请假或抽出时间做地面投票动员，挨家挨户游说选民。民众有被政治动员的潜能，只要允许民众的政治潜能通过制度手段发挥出来，就有纠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