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同治元年(1862年)的6月,河南的天不是热,是“下火”。
延津县西较场,平时是绿营兵跑马射箭的荒地,草都不爱长,全是碎石子和硬土块。这一天,场子周围的空气好像凝固了,三千多清军围成个大圈,手里的刀矛虽然磨得锃亮,但没几个人敢大声喘气。
为什么?因为场中间那根木桩子上绑着的人,身上的煞气还没散尽。
这人看着也就二十五六岁,个子不高,精瘦,但那身骨头硬得像铁水浇过的。他脸上没有一点临死前的怂样,反而眉头紧锁,眼神里全是厌恶——就像是一个穿着绸缎的贵族,不小心一脚踩进了满是淤泥的臭水沟,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嫌弃。
他叫陈玉成。但在清军的塘报里,他是“逆首”,是“四眼狗”(因为他眼睛下方各有一颗黑痣,看着像四只眼),是朝廷花了一万两赏银、封了“格巴鲁”勇号也要抓的“头号悍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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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是未时三刻(下午1点多),一天最毒的时候。知了在树上叫得人心烦意乱,但刑场上死一般的寂静。
行刑的刽子手是个老手艺人,叫张鸣铎,原本是京城大牢里的“刀笔吏”,后来专门干凌迟。按《大清律例·刑律》里的规矩,谋反大逆,得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分三天割完,叫“鱼鳞剐”。第一天剐胸口和大腿,第二天剐四肢,第三天才能断气。少一刀,监斩官就得掉脑袋。
陈玉成身上的衣服已经烂成了布条,那是这一路从寿州押过来磨破的。血水顺着裤管往下淌,滴在黄土上,不一会儿就被晒干,变成黑红色的硬壳。他从14岁拿刀,17岁爬武昌城墙,23岁在三河镇把湘军李续宾的六千精锐包了饺子,这双手杀的人,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他见过的死人比在场这三千个兵吃过的盐都多。
现在,轮到他自己了。
他脑子里没想什么“天国江山”,也没想什么“宏图霸业”。在这个燥热的下午,人的思维是碎片的。他脑子里闪过的是胜保那张浮肿的脸,还有苗沛霖那个两面三刀的笑。
就在几天前,他还在骂这两个人。没想到,这报应来得比跑马还快。
胜保没在现场。这位钦差大臣、镶白旗的“名将”,正躲在延津大营的阴凉处吃冰镇绿豆汤。他怕热,更怕陈玉成。虽然陈玉成被捆得像个粽子,但胜保只要一想到陈玉成那双眼睛,手里的碗就端不稳。所以他下令:别审了,别往北京送了(怕路上被捻军劫走),就在延津,就在今天,把事办了。
站在陈玉成身边的监斩官是个小文官,叫王宪,是胜保的幕僚。王宪看着陈玉成,腿肚子有点转筋。他凑过去,想说两句场面话,比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类的。
陈玉成没等他开口,一口带血的唾沫就吐在了王宪的靴子上。
“滚远点,败军之将,不配跟我说话。”
王宪脸涨成了猪肝色,退后两步,挥挥手。张鸣铎走了上来,手里拿着一把柳叶刀,薄如蝉翼。
第一刀下去,是左胸的一块肉,大概有指甲盖那么大。
陈玉成身子猛地一绷,青筋暴起,但他一声没吭。他只是皱了皱眉,像是被蚊子叮了一口,然后又用那种嫌弃的眼神扫了一眼周围的清军。
周围的兵哪见过这个?有的兵是刚抓来的壮丁,看着那血淋淋的场面,当场就吐了。还有的老兵油子,虽然面无表情,但手里的长矛在微微发抖。
这不是杀人,这是在剐神。太平天国的英王,被他们像杀猪一样按在木桩上,一刀刀割肉。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是怕死人,是怕遭报应。
根据后来《能静居士日记》里的记载,那天延津的狗叫了一整夜,没人敢出门。
陈玉成被剐了两天。
第一天,割了五百多刀。他还能骂人,声音虽然微弱,但中气十足。他骂胜保是“满洲败类”,骂苗沛霖是“无耻反贼”。
第二天,割到一千多刀的时候,他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只有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但他依然没闭眼,那双“四只眼”死死盯着天空,好像要把这天看穿。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6月4日的午后,最后一刀刺进心脏。
这时候的陈玉成,已经不能叫人了,就是一副血葫芦。身上的肉被割得七零八落,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只有那张脸,虽然惨白,但依然保留着生前的傲气。
他死的时候26岁。
胜保听到死讯,正在抽大烟。他手一抖,烟枪掉在地上,碎成两截。他没觉得高兴,反而觉得后脖颈子发凉。他对身边的幕僚说:“这小子死了,我怎么觉得像是放走了一只老虎,心里更不踏实了?”
为了炫耀战功,胜保干了一件极其下作的事。
陈玉成被俘的时候,身边带着一个小妾,姓吕,长得很标致,是陈玉成在安徽打仗时娶的,两口子感情很好。陈玉成被抓进囚车的时候,吕氏要跟着,陈玉成还劝她:“你别跟来,苗沛霖那老小子不靠谱。”但吕氏死活要跟着照顾他。
到了胜保大营,胜保一眼就看中了吕氏。
按照清军的规矩,逆首的家眷要么杀头,要么发配为奴。但胜保不管这一套。他把吕氏叫到后帐,也不避讳人,当天晚上就给收了房。
这事儿做得太绝,连清军自己的将领都看不下去。多隆阿(也是满洲名将)听说后,在私下里骂胜保:“连贼婆子都要,真是丢尽了八旗的脸,跟没见过女人的饿狗一样。”
后来这事儿传到北京,给事中赵树吉上奏折弹劾胜保,其中一条大罪就是“私纳发逆妻室,败坏军纪,伦理尽丧”。
不过当时慈禧太后正用着胜保(因为辛酉政变胜保站对了队),这事儿最后不了了之。胜保以为自己抱上了大腿,就能一直风光下去。
但他忘了陈玉成临死前骂他的那句话:“你这种误国庸臣,也就是个暂时的跳蚤。”
一语成谶。
2
要把陈玉成这个人看明白,不能光看他在刑场上的样子,得把镜头拉回到二十年前的广西大山里。
那是道光末年,广西藤县。
那地方穷得鸟都不拉屎。山多地少,石头比土多。陈玉成家里,穷得叮当响。爷爷奶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打的粮食还不够交租子。爹妈死得早,陈玉成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他小时候没大名,家里人叫他“丕成”,后来洪秀全赐名才叫“玉成”。
十来岁的时候,别的孩子还在娘怀里撒娇,陈玉成已经在给地主家放牛了。那是真苦啊。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把牛赶到山上吃草,自己还得去砍柴、挑水。地主家的活重,成年人干一天都腰酸背痛,他一个小孩子,肩膀上压着百十斤的担子,压得锁骨都变形了。
但他脑子活,眼神里有股狠劲。
那时候村里有个私塾,陈玉成放牛路过,总爱趴在窗户外面听。先生讲《水浒》,讲到武松打虎,他听得入迷;讲到林冲雪夜上梁山,他眼里放光。他不识字,但他认死理:这世道不公,就得反。
1851年,金田起义的火烧到了藤县。
那一年陈玉成14岁。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还在上初中,但对于陈玉成,这是改命的机会。他跟着叔父陈承瑢,一头扎进了拜上帝会。
太平军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很多,叫“牌尾”。说白了,就是勤杂工。
行军的时候,大孩子背枪,小孩子背锅。打仗的时候,大孩子冲锋,小孩子在后面擂鼓、送饭、抬伤员。陈玉成刚开始干的就是这个。他个子小,还没枪高,背着一口大铁锅,从广西一直走到湖南,脚底板全是血泡,没一块好皮。
但他不甘心只背锅。
他有个特点:胆子大,脑子快。行军路上,别人倒头就睡,他在那儿琢磨地形,看哪里能埋伏,哪里能跑路。
1853年打下南京(天京)后,太平天国开始封官。陈玉成因为“聪明后生”,被洪秀全看中,赐名“玉成”,还让他管粮食。这是个肥缺,但他不干。他跟洪秀全说:“我不想管仓库,我要带兵打仗,我要当罗大纲那样的将军。”
机会在1854年来了。
那是武昌。太平军打了好几个月打不下来。武昌城墙高,护城河宽,清军守得跟铁桶一样。
这时候的陈玉成,17岁。
他站出来,跟主帅要了五百人。不是精兵,是一群不怕死的“牌尾”和老兵油子的混合体。
6月26日晚上,天黑得像锅底,伸手不见五指。还下着小雨,泥泞不堪。陈玉成带着这五百人,坐着小划子,摸到了城东的梁子湖边。
城墙上的清军正在打瞌睡,觉得这么黑的天,鬼都不会来。
陈玉成第一个爬墙。他把刀咬在嘴里,手脚并用,像只壁虎一样扒在墙缝里。城墙上的青苔滑,他好几次差点掉下去,但他硬是凭着一股狠劲爬上去了。
上去之后,他没急着杀人,而是先摇旗,大喊:“天兵进城了!天兵进城了!”
这一嗓子,把清军吓破了胆。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清军以为大军进城了,哭爹喊娘地往城下跑,互相踩踏,掉进河里淹死的不计其数。
陈玉成带着人在城头横冲直撞,见人就砍。
这一仗,武昌克复。
17岁的陈玉成,一战成名。洪秀全直接封他做“殿右三十检点”,手里管着上万人马。这时候的他,也就是个高中生的年纪,但已经是杀人不眨眼的统帅了。
但这还不是他最狠的时候。
真正让他成为“神话”的,是两年后的三河镇。
那是1858年,太平天国最危险的时候。天京事变刚过,杨秀清死了,韦昌辉死了,石达开走了。朝廷里没人了,外面曾国藩的湘军像群狼一样围上来。
湘军里有个狠角色叫李续宾。这人是曾国藩的嫡系,带着六千湘军精锐,那是真正的“老湘营”,从湖南打到湖北,手上全是太平军的血。他们的目标是安庆,但要打安庆,得先拿下三河镇。
三河镇是陈玉成的粮仓,也是他的命根子。
李续宾这人傲气得很,觉得太平军都是乌合之众,根本没把陈玉成放在眼里。他带着人猛攻三河镇,把城外的九个砖垒(太平军修的工事)攻破了八个。
守将吴定规顶不住了,一天给陈玉成发五封鸡毛信。
陈玉成当时在苏北,正跟清军干仗呢。一看信,二话没说,把大军一扔,带着三万人就往回跑。他是真拼,两条腿跑得全是血泡,鞋都跑丢了好几双。他还给李秀成写信:“三河若失,安庆不保,天京危矣!速来!”
11月7日,陈玉成到了金牛镇。七天后,李秀成也到了白石山。
两路大军,像两把铁钳,把李续宾的六千人夹在中间。
11月15日,大雾。
这雾大得离谱,几步之外看不见人。李续宾觉得是机会,想偷袭金牛镇。结果他刚摸进去,就发现不对劲——里面没人。
这是个空城计,也是个口袋阵。
陈玉成的主力从侧面的烟墩岗杀出来,直接把湘军切成两段。李续宾懵了,想突围,冲了几十次,全被打回来了。
这时候李秀成的部队也到了,连三河镇里的守军都冲出来砍人。三路合击,把湘军压在一个狭小的洼地里。
那一仗打得有多惨?
据《湘军志》记载,湘军“死者数千,血流成渠”。李续宾拼死突围,最后在一棵枯树上上吊自杀。连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也死在乱军之中,尸体都找不到全乎的。
六千湘军,一个没跑掉,全歼。
消息传到北京,曾国藩正在吃饭。听说后,手里的碗“啪”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胡林翼听到消息,当场吐了一口血,旧病复发,躺了三个月才起来。
这一仗,陈玉成23岁。因为战功太大,洪秀全封他“英王”,赐八千岁(仅次于洪秀全和李秀成)。那时候的陈玉成,骑着高头大马,穿着黄马褂,觉得自己能把天捅个窟窿。
他那时候太年轻,不知道运气这东西,是有额度的。用完了,就得拿命还。
3
运气是从1860年开始变的。
或者说,是从安庆保卫战开始,陈玉成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曾国藩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笨”,但也最稳。他不跟你玩花的,就玩“结硬寨,打呆仗”。他认定了一个理:要打下天京,先打安庆。安庆是天京的门户,门户一开,天京就是个光屁股娃娃。
1860年到1861年,湘军像铁桶一样把安庆围了起来。
太平天国想了个招:围魏救赵。
计划是这样的:陈玉成走北路,从安徽北部进攻湖北;李秀成走南路,从江西南部进攻江西。两路大军最后在武汉会师,只要打下武汉,围攻安庆的湘军就得回救,安庆之围自解。
这是个好计划,但坏就坏在执行的人身上。
1861年初,陈玉成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黄州,离武汉只有一步之遥。武汉城里的清军吓得魂飞魄散,城墙上的炮位都空了,因为兵都跑光了。
只要陈玉成一声令下,武汉就能拿下来。
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第一链子,掉在李秀成身上。
这位“忠王”李秀成,那是出了名的“老油条”。他接到命令后,磨磨蹭蹭,走到江西就不走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苏杭一带抢了不少地盘,那是“小天堂”,富得流油。他舍不得那些金银财宝,也不想去跟湘军硬拼。他给陈玉成写信说:“我这边兵力不足,还要防备曾国藩的后路,你先顶着,我随后就到。”
这“随后就到”,就随到了猴年马月。
第二链子,掉在英国人身上。
英国参赞巴夏礼,带着几艘兵舰开到了黄州。他不是来帮太平军的,是来做生意的。巴夏礼告诉陈玉成:“你不能打武汉。武汉是我们的通商口岸,你打烂了,我们的生意怎么做?而且,我们大英帝国保持中立,你要是打武汉,我们就帮清军。”
陈玉成犹豫了。
他不是怕英国人的兵舰,他是怕外交纠纷。那时候太平天国还想跟外国人做生意,买洋枪洋炮。他这一犹豫,就是十几天。
这十几天,要了他的命。
湘军趁这个机会,加固了包围圈。等陈玉成反应过来再想打武汉,已经打不动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后来的九帅)像个钉子一样钉在安庆城下,死活不撤。
陈玉成没办法,只能撤兵回救安庆。
这一撤,安庆完了。
1861年9月,安庆陷落。
湘军进城后,那是真狠。曾国荃下令:“剃发者不杀,不剃发者杀。”但实际上,为了抢功劳,很多兵是见人就杀。一万六千多太平军和百姓,被杀得干干净净,尸体把长江都堵住了。
洪秀全大怒。他不怪自己指挥失误,也不怪李秀成不救,他怪陈玉成。
他下了一道旨,把陈玉成的“英王”爵位给革了,降成“列王”。
这是陈玉成第一次尝到被抛弃的滋味。他在军营里喝闷酒,喝醉了就哭,哭完了再练刀。他不明白,自己拼死拼活,怎么就成了罪人?
更惨的还在后头。
为了挽回局面,陈玉成决定去陕西、山西招兵,想重新拉起一支队伍。他把自己的主力部队都派走了,身边只留下几千残兵败将,守着庐州(今合肥)。
这时候的庐州,已经是一座孤城。
1862年4月,清军多隆阿带着大军压境。多隆阿是满洲名将,打仗比胜保强一百倍。他不跟你硬攻,就在城外挖壕沟,修炮台,把庐州围得水泄不通。
城墙被大炮轰得全是缺口,砖头瓦块满天飞。城里粮食吃光了,开始吃老鼠,吃草根,最后连皮带都煮了吃。
陈玉成写信求救。信像雪片一样发出去,发给李秀成,发给捻军,发给各个将领。
结果呢?一封回信都没有。
李秀成在苏杭忙着盖王府,根本不理他。捻军首领张乐行想救,但被清军挡住了过不来。
就在陈玉成绝望得想上吊的时候,苗沛霖出现了。
4
寿州城的五月,空气里全是麦子成熟的焦香,但这香味底下藏着一股子烂肉的味道。
苗沛霖这人,长得不像个反派。他是个落第秀才,快四十岁才考上个秀才,头发都白了一半,平时穿件长衫,见人就笑,说话文绉绉的,像个私塾先生。但安徽凤台这一带的人都知道,这人是个“变色龙”,比毒蛇还阴。
他最早是办团练起家的。那时候乱世,谁有枪谁就是草头王。他先是投靠清朝,帮着打捻军;后来看太平军势大,摇身一变,穿上太平天国的衣服,接受洪秀全的封号,还封了个“奏王”。结果没过两天,看清军缓过劲来,又偷偷给胜保写信表忠心。
这一来二去,他在夹缝里混得风生水起,手里攒了几十万号人——当然,大部分是连锄头都没摸过的农民,拿着竹竿子就算兵。
1862年4月,陈玉成在庐州被多隆阿围得像铁桶一样,城里连老鼠都吃光了。这时候,苗沛霖的信来了。
那封信写得那是声泪俱下,又是表忠心又是画大饼。他说:“英王,您是天朝的擎天柱,不能困死在庐州这小地方。我苗某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也知道忠义二字。我已经在寿州集结了四旗人马,号称百万,就等着您来,咱们一起打回河南,图霸业,光复天朝!”
百万大军?这牛皮吹得连鬼都不信。但陈玉成信了。
不是他傻,是他没办法。这叫“病急乱投医”。他手里只剩下几千残兵,外面是清军的重重包围,李秀成不救,捻军过不来,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老熟人”身上。
手下的部将殷燮卿是个明白人,跪在地上磕头,额头都磕出血了,哭着喊:“王爷,苗沛霖就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现在投降了胜保,这就是个陷阱,是个火坑啊!您千万不能去,去了就回不来了!”
陈玉成当时坐在帅椅上,手里摸着那把跟了他多年的腰刀,眼神复杂。他当然知道苗沛霖不靠谱,但他更知道,留在庐州就是等死。他太骄傲了,觉得自己这双拳头打遍天下无敌手,苗沛霖这种文人出身的软骨头,还能把自己吃了?
他把殷燮卿一脚踹开,骂道:“滚一边去!我陈玉成起兵十四年,身经百战,哪次不是以少胜多?苗沛霖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他的寿州城踏平!”
5月中旬,陈玉成带着两千亲兵,突围到了寿州。
出城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庐州城。城墙上的旗帜破破烂烂,像几块抹布挂在那儿。他心里有一种预感,这一走,可能就真回不来了。但他还是咬了咬牙,策马奔向了寿州。
寿州城的城门大开,苗沛霖没露面,派了他侄子苗景开在门口迎接。
苗景开这小子,长得一脸横肉,笑起来却像朵花。他把陈玉成迎进大厅,那是真客气,又是倒茶又是点烟。
陈玉成坐下,问:“你叔叔呢?大军在哪?”
苗景开笑着说:“叔叔在后面点兵呢,马上就来。王爷您先喝口茶,这是上好的六安瓜片。”
陈玉成端起茶碗,刚喝了一口,还没来得及品出味儿,就听见“哐当”一声巨响。
大厅的门被重重关上,门闩落下的声音像炸雷一样。紧接着,吊桥升起的声音传来。
陈玉成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坏了。他把茶碗往地上一摔,碎片四溅。
“苗贼!你敢阴我!”
茶几上没有酒,只有一副冰冷的铁镣铐,还有几张写满字的纸——那是苗沛霖给胜保的投降书草稿。
陈玉成看着那副镣铐,突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他指着苗景开的鼻子骂:“苗沛霖这个无君无父的畜生!墙头草都比他有骨气!他今天卖了我,明天就得被清朝杀了祭旗!这种卖主求荣的狗东西,连贼名都留不下!”
苗景开也不装了,脸一沉,手一挥。两边冲出来几十个刀斧手,把陈玉成和他的随从团团围住。
陈玉成没反抗。他身上没带兵器,随从也被挡在门外。他就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老虎,虽然还有牙,但笼子太结实了。
他被装进了一辆特制的囚车,这囚车是木头做的,缝隙很小,连手都伸不出来,只能蜷缩着。
苗沛霖把他连夜送到了胜保的大营。
这一路,陈玉成受尽了罪。囚车在土路上颠簸,骨头都要散架了。但他一声不吭,只是闭着眼,脑子里全是当年在三河镇大杀四方的画面。那时候多威风啊,现在却像条狗一样被人运来运去。
5
胜保的大营扎在延津,那是真叫一个奢侈。
这位钦差大臣,虽然打仗不行,但享乐是一流的。大营里不但有账房,还有厨房、戏班子,甚至还带着家眷。
陈玉成被抬进大营的时候,胜保正在吃晚饭。桌上摆着烤鸭、肘子,还有一壶好酒。
胜保这人,长得白白胖胖,留着两撇小胡子,眼神阴鸷。他是镶白旗人,也算是贵族出身,但骨子里透着一股猥琐劲。他打仗有个外号叫“败保”,因为跟太平军打,基本是见一次输一次,全靠吹牛和政治站队混到了现在的位置。
辛酉政变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倒向慈禧,这才成了红人。
看到陈玉成被押进来,胜保放下筷子,擦了擦嘴,故意慢条斯理地走到陈玉成面前。他想从这个“四眼狗”脸上看到恐惧,看到求饶。
但他失望了。
陈玉成虽然被捆着,跪在地上(其实是被按着),但他把腰挺得笔直,头抬得高高的,用一种看垃圾的眼神看着胜保。
胜保心里有点发毛,但还是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大喝一声:“大胆陈逆!见了本钦差为何不跪?”
周围的亲兵齐声吼:“跪下!跪下!”
陈玉成突然大笑起来,笑声震得帐篷嗡嗡响。
“胜小孩!你也配让我跪?”
这一嗓子,把胜保喊懵了。
陈玉成挣扎着抬起头,盯着胜保的眼睛:“你在清朝是第一误国庸臣!我在天朝是开国元勋!我三洗湖北,九下江南,跟你打了多少次?哪次不是你看见我的旗子就跑?白石山一战,我踏平你二十五座营盘,你抱头鼠窜,要不是我饶你狗命,你早变成肥料了!你这种手下败将,也配在我面前摆谱?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胜保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像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他指着陈玉成,手指哆嗦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想劝降。他觉得陈玉成是个人才,如果能投降,那是大功一件。他让幕僚去劝,说只要投降,保举他当大官,封赏万金。
陈玉成只回了八个字:“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要杀就杀,废话真多。
胜保没办法,只好把人关进大牢。他本来想把陈玉成押到北京去献俘,那是天大的面子。但路上不太平,捻军张乐行带着几万人在路上埋伏着要劫囚车。
慈禧太后一听,吓坏了,下旨:别折腾了,就在河南就地正法,别让贼人劫了去。
胜保接到旨,心里松了口气,也动了杀心。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毁了他。
但他没想到,陈玉成死前,还摆了他一道。
陈玉成被关在牢里的时候,身边带着个小妾吕氏。这吕氏长得极美,也是个烈性子,非要跟着陈玉成。
陈玉成死前,跟吕氏见了最后一面。他没哭,只是摸了摸吕氏的脸,说:“我死后,你若能逃出去,就找个好人嫁了吧。这世道,乱得很。”
吕氏哭成了泪人:“王爷,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陈玉成叹了口气,没说话。
他死后,胜保这老色鬼果然没放过吕氏。他把吕氏叫到后帐,也不管什么规矩伦理,当天晚上就给霸占了,收房当了小妾,还带着她到处显摆,甚至在军营里设宴的时候,让吕氏出来陪酒。
这事儿做得太绝,连清军自己的将领都看不下去。多隆阿听说后,私下里跟人说:“胜保这人,早晚得死在这张破嘴和这根破鞭子上。”
后来果然有人弹劾他,其中一条大罪就是“私纳发逆妻室,败坏军纪”。但慈禧那时候正用着他,硬是把这事儿压下来了。
6
延津刑场的第三天,陈玉成终于断气了。
那个叫张鸣铎的刽子手,手都在抖。他剐了一辈子人,没见过这么硬的骨头。最后一刀刺进心脏的时候,陈玉成连抽搐都没抽搐一下。
尸体被扔在荒野里,没人敢收尸。后来还是当地一个老秀才,看不过去,凑钱买了口薄棺材,草草埋了。
但事情还没完。
胜保以为杀了陈玉成,自己就能高枕无忧了。他忘了陈玉成骂他的话:“你也就是个暂时的跳蚤。”
从陈玉成被杀,到胜保自己完蛋,中间只隔了一年。
1862年底,胜保被派去陕西打回民起义。这回他碰上了硬茬子。回民军那是真能打,而且地形熟悉。胜保的“败保”属性再次发作,屡战屡败,损兵折将。
为了遮丑,他想让苗沛霖带团练去帮忙。
这下捅了马蜂窝。胜保手下的黑旗军本来就不服他,觉得他是靠拍马屁上位的。现在看他要调苗沛霖的杂牌军,更是觉得没活路了。
再加上,胜保这人贪。他克扣军饷,冒领军费,把朝廷发下来的银子都搬到了自己家里。
朝廷里弹劾他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到北京。
慈禧太后本来觉得胜保是自己人,但看他越来越不像话,加上恭亲王奕䜣在旁边吹风:“老佛爷,胜保再这么搞下去,陕西没打下来,京城都要被他卖了。”
慈禧起了杀心。
1862年冬天,也就是陈玉成死后半年,慈禧密诏多隆阿,让他去把胜保抓回来。
多隆阿接到旨,乐坏了。他早就看胜保不顺眼了。
胜保正在大营里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呢,多隆阿带着兵就冲进来了。没费什么劲,就把这位钦差大臣给捆了。
押回北京,刑部审问。
胜保还不服气,在大堂上大喊大叫:“我是顾命大臣!我有免死金牌!你们不能杀我!”
审官冷笑一声,把一堆证据扔在他面前:克扣军饷、拥兵自重、私纳逆妻、甚至还有一条——在军营里唱戏,不理军务。
胜保一看那条“私纳逆妻”的证据,脸瞬间白了。他想起了陈玉成,想起了那个被他霸占的吕氏。
报应来得真快。
1863年7月,判决下来了:斩立决。
慈禧太后假惺惺地说了句“好话”:“看在他以前有战功,又是满洲贵族的份上,留个全尸,赐白绫自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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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保在大牢里,拿着那条白绫,手抖得系不上扣。他想起了陈玉成在刑场上那种眼神,那种看透生死的眼神。
最后,他还是得跪在慈禧的白绫前,像条狗一样断了气。
从陈玉成骂他“误国庸臣”,到他自己上吊,刚好一年出头。
陈玉成说他不配让自己跪,最后,他还是得跪着死。
7
苗沛霖的结局,比胜保还惨。
他卖了陈玉成,以为能换个大官当当。结果清廷根本看不起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朝廷不仅没升官,还下旨要削他的兵权,还要查办他。
苗沛霖一看不对劲,这是要过河拆桥啊!
1863年5月,他又反了。这是他这辈子第三次叛变,也是最后一次。
但这回没人信他了。
僧格林沁带着蒙古骑兵从山东杀过来。那蒙古马跑得快,刀也快。苗沛霖的那几十万“乌合之众”,一听到马蹄声就吓尿了裤子。
双方在安徽蒙城遇上。
苗家军本来就是农民凑数的,被清军一冲就散了。苗沛霖想突围,骑着马往外跑。
结果,他手下的一个部将,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这部将叫倪虎,是个粗人。他趁着混乱,从后面给了苗沛霖一刀。
这一刀正砍在后心上。
苗沛霖栽下马,还没断气,倪虎就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了。
倪虎拎着苗沛霖的头,跑到僧格林沁的大营去请功:“王爷,我把反贼杀了,这是投名状!”
僧格林沁看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笑了笑,赏了倪虎五十两银子。
苗沛霖死的时候,离陈玉成死也就一年半。
陈玉成被俘那天骂他:“我今天死,苗贼明天就得亡!”
这话,神了。
后来左宗棠听说了陈玉成的死讯,正在喝茶。他放下茶杯,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很公道的话:
“四眼狗真是个猛将,像项羽、狄青一样。可惜了,没想到死在胜保这种瓦鸡土狗手里,这也是命啊!”
“四眼狗”是清军给陈玉成起的侮辱性外号,因为他眼睛下面各有一颗痣,看着像四只眼。但左宗棠这句评价,算是给了他最高的认可。
陈玉成死前说过一句狂话:“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
这话听着狂,但也是大实话。
他死后两年,1864年7月,天京陷落。曾国藩的湘军像洪水一样涌进城里,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洪秀全早就服毒死了,幼天王被抓,李秀成被杀。
那个曾经骑着马、想要捅破这天的年轻人,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尘土里。
他甚至没留下一具完整的尸骨。
延津的风还在吹。刑场上的血迹早就干了,被后来的黄土盖住,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有偶尔几只野狗跑过,在荒草丛里嗅一嗅,似乎还能闻到一百多年前那股浓烈的血腥味。
那是1862年的夏天,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血,给这个腐朽的王朝,留下了最后一道也是最深的一道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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