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总统！伊朗最大“内鬼”浮出水面

前天，伊朗国家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副手拉里贾尼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一同遇难的，还有他的儿子莫尔塔扎及多名助手。

作为伊朗政坛深耕40余年的“常青树”，拉里贾尼历经多届政府，既是强硬派的核心，也是少有的能协调教士集团、革命卫队与世俗势力的关键人物，哈梅内伊遇刺后，他更是实际统筹伊朗对美以的抵抗行动，是维系这个内忧外患国家稳定的核心操盘手之一。

因此，如魍魉般飘忽不定的内塔尼亚胡，才称他是“伊朗事实上的领导人”。拉里贾尼被清除的消息传开后，各种关于“死因过程”的说法也随之而来。

有人把矛头指向伊朗总统，说他一直主张与西方缓和关系，和二号人物的强硬立场格格不入，为了推动伊美和解，可能存在暗中勾结以色列的情况。而且首先站出来证实死讯的正是他，自二次开战以来，伊朗高层几乎都遭受过袭击，唯独他总能幸免于袭。

还有人说拉里贾尼是“自杀式暴露”，他早已知道自己被以军跟踪，却故意不设防，想用自己的死激化伊朗内部的抵抗情绪，倒逼各方团结对抗美以。说这话是不了解他。他的偶像是康德，在伊朗被袭击之前，他跟伊朗总统主张差不多，伊核谈判就是他的主张。

此外，拉里贾尼还在西方留过洋，在部队扛过枪，能文能武，尤其是在伊朗当今的政治环境里，是为数不多能协调各方势力的人物。除掉他，对任何势力都没有好处，包括美以。所以，他死后，美媒立刻便发文称这是一步“臭棋”。

至于最后一种，掉包戒指装定位器的说法。我只能说，没事少看点好莱坞大片。先不说二号人物的安保级别，其还是计算机学位，竟不如用AI作图的网友？贴身饰品换了还一概不知，这跟拿水钻去讨好女友是一样的离谱。能到这个地位的人，绝非寻常人。因此，所有说法中，唯一能站得住脚的就是“内鬼”仍在。

事实上，这次开战以来，伊朗一直在清查内鬼，专门成立了反间谍机构，可查来查去却发现，这个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自己就是以色列安插的间谍，手下还管着至少20名“双重间谍”。截至3月16日，伊朗已经逮捕了500名“内鬼”，其中250人是“重要角色”，专门为境外势力提供袭击目标的情报，联系犯罪团伙，试图扰乱公共秩序。

可事实是，即便抓了这么多内鬼，伊朗高层接连被斩首的悲剧还是不断发生。

就在拉里贾尼被暗杀的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下属的“动员穷人组织”指挥官苏莱曼尼也被以色列炸死。同为“苏莱曼尼”，作为与基层密联的指挥官，这亦是伊朗的损失。

伊朗的问题究竟出在哪？

其实，伊朗有今天的被动局面，最大原因不是内鬼，除了咱们之前文章中讲过革命卫队和教士集团的问题之外，还在于严重脱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伊朗坐拥世界顶级的油气资源、初具规模的工业基础和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本可借此加速现代化进程、释放巨大生产力，现实却深陷停滞与内耗。

根据伊朗中央统计局2026年1月发布的数据，年化通货膨胀率已达42.5%，创下近五年新高，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超过70%，普通家庭生活成本急剧攀升。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石油产业，在遭受美国“极限施压”制裁后，出口规模大幅萎缩。2025年日均原油及凝析油出口量仅约110万桶，不足18年伊核协议期间（日均280万桶）的四成。

更关键的是，本应支撑国家财政与民生的石油收入，也未能好钢用在刀刃上。数据显示，石油及相关产业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已从2018年的近45%降至2025年的不足20%。而这些有限的资源，大量流向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关联实体控制的经济网络。

革命卫队虽不直接“拥有”油气田所有权（法律上仍属国家石油公司），但通过旗下工程巨头Khatamal-Anbiya等企业，实际主导了南帕尔斯气田等核心项目的开发、管道建设与出口设施建设，在能源产业链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其经济触角远不止于此。

伊朗革命卫队从军工（掌控全国90%以上的导弹、无人机生产）、电信、建筑，到房地产和跨境贸易，构建了一个年经济规模估计达150亿至200亿美元的“平行经济体”。这一庞大体系几乎不受议会或审计机构监管。而与此同时，伊朗民生状况持续恶化。

世界银行与伊朗民间研究机构综合评估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约36%到38%的人口处于粮食不安全或基本生活需求无法满足的状态，按本地购买力折算，相当于日均可用资源不足2美元。全国8900万人口中，有超过3000万人在贫困边缘挣扎。民众在街头抗议，不完全是外部势力带节奏。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人心要是散了，安全系统就会如同风箱。

面对这种境况，不能只靠口号掩盖，而是要解决问题。伊朗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从而衍生出了一系列“内不能安，外不能立”的矛盾。写到这，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那是因为美西方的封锁和制裁。有这样想法的朋友，不妨想一下当年新中国是如何过来的。

当年的新中国，和今天的伊朗一样，被封锁、被威胁、一穷二白。但为什么我们走出来了，而伊朗却越陷越深？答案就在我们始终清醒认识到每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主动改革生产关系以释放生产力，让国家的每一步都踩在人民需要的节拍上。

更重要的是，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扫盲运动和随后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将亿万分散的农民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三大改造进一步重塑了社会结构，极大凝聚了民心，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美西方的全面封锁与核讹诈，于1964年，我们果断启动大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历时16年，国家投入超2000亿元，动员近千万建设者，在中西部13个省区建成近2000个大中型工业项目，构建起涵盖军工、机械、能源、交通等领域的战略工业体系，彻底扭转了旧中国工业偏居沿海的畸形格局，推动中国从农业国稳步迈向工业自主。

与此同时，“两弹一星”工程汇聚全国最优秀的科研力量，在戈壁荒漠中攻坚克难，于1964至1970年间相继实现原子弹、氢弹爆炸和人造卫星发射，一举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技术封锁。正是这种始终将国家资源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道路选择，使中国在封锁中崛起。

中国从来没有把外部压力当作发展停滞的借口，而是转化为共和国成长的动力。对于伊朗而言，就算美以围剿以失败告终，难道就没有战争伤害吗？就算短期内的战争可以团结社会各阶层，可战争结束后呢？

总之，伊朗，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长。当然，也存在更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