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湖北校友抗日殉国，武汉仙桃两座城为他立碑

2025年7月9日上午，蔡甸区玉贤街道松林村村民罗安来到张良成烈士墓，仔细清理烈士墓周围的杂草。烈士的墓碑旁还有一块“烈士墓保护责任牌”，罗安就是护墓人。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在与蔡甸相邻的仙桃市烈士陵园里，也有一座张良成烈士墓。

张良成烈士后人张绪东阅读《长江日报》上刊发的抗战故事。记者张衡 摄

张良成是谁？为何两座城市都为他立碑？

湖北省民政厅1982年编制的《湖北省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一卷武汉市分册》一书中记载：

张良成，毕业于北京大学，回到家乡后，以教学为掩护，进行秘密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某部科长。1942年在沔阳（现为仙桃市）湖区与日寇作战牺牲。

投笔从戎，遭汉奸出卖宁死不屈

张良成1902年出生于蔡甸区玉贤街道松林村，是家中独子，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求学期间，他深受共产主义思潮熏陶，加入了革命队伍。毕业后回到家乡，张良成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奶奶许享姑和爷爷是一对革命伉俪。”张良成烈士的孙子、69岁的张绪东说，“奶奶曾乔装打扮成讨饭的，将写有情报的纸条塞进中间掏空的木拐杖里，从早上走到晚上天黑，顺利帮爷爷将情报送至20公里外的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打响后，张良成担任新四军某部科长。“爷爷读过书，有文化，在部队担任军需后勤，保障粮草供应。”

1941年12月，侏儒山战役在蔡甸打响。这是新四军在湖北进行的最大一次抗日战役，历时近2个月、大小战斗14次，共歼灭伪军5000余人、毙伤日军200余人，有效牵制武汉周边大量日军，进一步扩大鄂豫皖抗日根据地。

“侏儒山战役胜利后，爷爷由于生病，没有随大部队转移，而是在蔡甸与仙桃交界的湖区就地留守。然而，日军来扫荡时，由于汉奸告密，爷爷不幸被捕。”

张绪东告诉记者，当时日军想从爷爷那里获得情报，但爷爷宁死不屈：“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张良成牺牲时只有40岁。

张良成就义的消息很快传回玉贤老家。“曾祖父和湾子里的乡亲将爷爷遗骸找到运回了村子。”

现年76岁的张启文与张良成同宗，两家老宅前后门相通。张启文曾听父辈说，张良成个子高，常身穿一件长袍，性情豪迈，在村子里德高望重。“下葬时，全村人都为他送行。”

“时任中共天汉地委主要领导为爷爷主持了追悼会。”张绪东说，地委领导告诉奶奶，爷爷遇害不久，告密的汉奸就被铲除了。

张良成的两个儿子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两个伯伯走了之后再无音讯。父亲19岁时也想出去，被奶奶拦了下来。”张绪东说。

继承遗志，村里每15户就有一人参军报国

武汉解放不久，有部队干部找到许享姑，递给她一封书信。“信里说，家中如有困难，可以找组织。待干部走后，曾祖父却将书信撕了。曾祖父告诉奶奶，我们全家要自食其力，不等不靠。”

1974年，张绪东高中毕业面临工作分配。一家人希望许享姑找张良成生前的战友帮忙，被她拒绝。

村里办学校，许享姑主动将堂屋打理出来当教室。张良成遗留的书籍，成为孩子们的读本。

“他家的书装了五六个大箱子。想看什么书，老太太让我们自己拿。”63岁的村民肖星云说，这些书增长了大家的知识，传承了革命精神。

据村干部介绍，松林村全村户籍人口300余户，先后有20多人参军报国。

今年32岁的罗曦是其中之一。他2011年参军入伍，在新疆的边远地区驻守两年。他说，服役期间，他时常跟战友分享张良成烈士的故事，感染和激励身边战友。退伍后，他秉持着军人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一步步成长为乡村企业里的技术骨干。

今年42岁的刘学是火箭军指挥学院现役军人，入伍25年，两次荣立三等功。刘学说，他家在玉贤街道纪庄村，距松林村不远。从小听着“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独臂将军”蔡树藩以及张良成等革命先烈的故事长大，心中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高中毕业时考取了向往的军校，踏上了从军报国的道路。

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