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3日的宫崎平原阴云低垂,一座36.4米高的石塔在喧嚣礼炮声中揭开帷幕,塔名“八纮一宇”。从那一刻起,塔下的石块便不再只是石块,它们被迫扮演侵略史的见证者。
塔基共有一千七百八十九块条石,其中两百三十八块来自中国,采集时间集中在1938年至1939年。日军在前线推进时,随军工兵负责挑选富有象征意义的石材:长城砖、泰山岩、麒麟石、武当青。运输记录显示,石料经天津港上船,横滨卸货,再由铁路送往九州。每一块石头后面,是一座城池的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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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塔身原本覆有镀金“八纮一宇”四字,对外宣称“天下一家”。口号听上去温和,背后却是“东亚共荣圈”的扩张逻辑:把政治控制与资源掠夺包装成人类大同。塔外游客看到的是华丽楔形装饰,塔内浮雕描绘的却是轰炸机与步枪,和平与武力并置的荒诞感扑面而来。
抢石行动的直接策划者为陆军次官板垣征四郎,他在1937年底签批“收集东亚各地纪念石材”命令,并附批示:“务取象征地脉与皇运。”这一文件现藏日本防卫省档案馆。石块到了宫崎后,由海军工程部统一磨制,编号刻在底部。编号B-CN-117的长城砖迄今仍可在西北角找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接管宫崎机场后,曾两度派员检查此塔,其中一次负责人是少校詹姆斯·福斯特。现场笔记写道:“塔貌奇特,基座多为外来石料,似有政治象征意义,暂不处理。”美军占领当局忙于重建交通,对宫崎这种非战略设施并未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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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县政府嗅到风向,迅速把塔名改成“和平之塔”,并铲去“八纮一宇”石刻。然而1948年夜间,一批神道人士悄悄把原匾额又嵌了回去。县警做了笔录,最后以“自愿捐资修缮传统建筑”轻描淡写收场。塔的官方宣传也从“纪念神武天皇诞生二千六百年”调整为“祈愿世界大同”,名义变,石块仍在。
时间来到1989年,《南京条石追踪录》发表,首次公开塔下石块来源。作者张惠清查阅中国交通部旧档,从上海虹口码头出境的石材清单中对上了两百多块编号。资料曝光后三年,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多次赴日,请求归还。日方回应标准化:“所有材料属私人捐献,不具追索条件。”
2015年10月11日,吴先斌再次站在塔基前,身旁是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他摸着刻了“南京”两字的麒麟石,眼眶微红。日本记者好奇追问,他抿口良久,只吐出一句:“我要让石头回家。”这段画面被多家电视台播出后,宫崎县观光协会收到大量咨询,门票收入反而上涨,颇具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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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会说话。”一位年近九旬的日本老兵在塔下低声自语。同行的中国学者答:“它们说的是血泪。”短短两句对话,道尽双方立场与情感的巨大鸿沟。塔身静默,却把争议凝结成冷硬外壳,每一块石头都是沉默抗议。
有人也许疑惑,为什么至今无人拆塔?法律与利益交织是一大原因。1951年,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允许日本保留“宗教纪念设施”。地方政府又将此塔列入文化财产目录,拆除需通过国会与县议会双重投票。再加上年均数十万游客带来的经济收益,拆塔提议每次都胎死腹中。
此外,日本国内关于军国主义符号的争论从未停歇。九十年代初,民间团体拍摄纪录片《石头的证言——和平之塔的真实》,把抢石过程、设计图纸、运送合同一一列举。影片上映期间,有中学生在观后感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是坦白,而不是涂改。”然而课本并未采纳片中细节,历史教育与旅游宣传继续各走一套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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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方面,多次外交交涉主要基于文物返还原则。遗憾的是,条石在日方登记为“无主赠石”,属于地方公共财产;若要返还,需对所有出土地、编号、捐赠者逐一确证,程序复杂。就算法律途径顺利,实体拆卸也需切割塔基,若塔体受损又会牵涉赔偿。现实层面的阻力,令“讨石”之路步履维艰。
不过,石头没有搬回并不意味着意义全无。每一次追索声明、每一部揭露纪录片,都让更多人知道这座塔不是景点,而是伤口。随着档案逐渐解密,抢石指令、运输单据、施工照片陆续曝光,塔的象征外衣被一层层剥去,只剩剥不开的沉默重量。
时间线拉回当下,塔依旧伫立,表面名字仍是“和平之塔”。可只要塔基那两百三十八块条石尚未归还,任何冠冕堂皇的名字都难掩其来历。石块不言,但历史在场;塔不倒,但记忆亦不会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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