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湖南一老师收到来信后，将全家召集起来：毛主席不计前怨啊

1950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长沙城里寒气渐重。妙高峰一带的小山村中，一户老教师人家正为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忙作一团。主人张干躺在床上，胸口还隐隐作痛，却坚持要两个儿子把煤油灯再拨亮些，声音发颤却格外清晰：“把人都叫来，这封信要当着全家念。”那是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一行行字映在昏黄灯光下，让这位在讲台上站了四十余年的老人久久说不出话来。

一封信，并不只是信纸和墨迹。对张干来说，这封信意味着一点活路，更意味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当年记过自己大过的学生，如今成了新中国的领袖，还在信中为自己奔走呼吁。试想一下，这样的反差，放在任何一位老教师身上，心里恐怕都会震动很久。

有意思的是，这段故事真正被翻起，要从另一位老同学的一趟北上说起。1949年底到1950年间，周世钊往返于长沙与北京之间，既是教育界的老人，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窗。几封往返的书信，一席家常的闲谈，就这样牵出了毛泽东与老校长张干之间一段中断多年的缘分。

一、“驱张宣言”后的两个人

要看懂张干手里那封信的分量，得先把时间拨回到三十多年前。1914年，湖南中路师范与省立第四师范合并，成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底到1915年前后，年仅三十出头的张干走上校长岗位，在当时算是少见的“年轻掌门”。

不久之后，一个从韶山来的青年被编入一师预科第三班，这就是毛泽东。重读半年预科后，他转入本科第八班，从此在这所学校待了数年。这位后来改写中国命运的青年，最初在校园里的角色很简单：成绩不差，性格倔强，爱看书，也爱较真。

1915年夏天，一桩本来算是行政规定的小事，突然在校园里掀起了风浪。湖南省议会出台规定，从秋季起，每名学生需缴纳十元学杂费。十元在当时并非小数目，尤其是对那些家境清寒、甚至靠自食其力求学的学生来说，这一条新规仿佛把他们推到退学边缘。

学生里面议论纷纷，有人当场就炸了。特别是从省立第四师范预科并入一师的那批人，不仅要多读半年，还得多交半年学杂费，心里的怨气可想而知。在走廊、寝室、操场，一句句牢骚逐渐演变成一句句怒火：“这就是张校长搞的主意。”

于是，一场“驱张运动”骤然爆发。同学们自发印制《驱张宣言》，把对学杂费的反对，对校长的指责，全都写进传单里。宣言一夜之间贴满墙壁，传遍校园。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看到这份宣言时，并没有立刻附和，而是觉得“重点不对”，矛头不够准，逻辑也不够清楚。

短时间内，另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出现在校园角落。字句锋利，论据更清楚，把学杂费问题、贫寒学生的处境、学校制度的弊端说得直截了当。学生们连夜赶印，第二天一早，传单已经铺得到处都是。带头者是谁，张干心里很快有了数。

愤怒之下，他打算“杀一儆百”。很快，学校拟定处分名单，毛泽东在内的十七名学生面临被“挂牌开除”的决定。这在当年的教育环境里，几乎等于被堵死了前途。张干站在校长办公室里，认定这是对学校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个人尊严的冲撞。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个关口，一位在学生眼里“既严又公”的老师挺身而出，他就是杨昌济。杨昌济联合王季范等人，多次找张干当面交涉，在教职员工会上为学生说话：“学生有过激之处，但动机未必全然为己，校长也不妨留一步余地。”这种据理力争，既是对张干的提醒，也是对那一批学生的保护。

几番争论之后，张干退了一步。开除处分撤销，但毛泽东等人仍被记过，其中毛泽东被记了一次大过，这在学生档案里是极重的记录。对张干来说，他守住了“纪律”；对毛泽东来说，这件事一度让他与校长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缝隙。

1918年夏天，毛泽东从一师毕业，离开长沙之后，便投身更广阔的社会实践，从办夜校、组织学社，到后来南北奔走，走向革命道路。张干则继续留在教育岗位，讲台、校务、学生，是他此后几十年的全部生活。他们两人的道路，从此渐行渐远。

时间一长，当年那次“驱张风波”也像被封存在旧档案里的公文，悄悄压在心底。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段旧事又被翻出来时，味道已经完全不同了。

二、旧同窗的一封电报

1949年，对湖南来说，是大势骤变的一年。夏天开始，人民解放军挺进湖南，战火逼近长沙城。身为教育界老人的周世钊，当时受命暂代湖南一师校长，他既是毛泽东在一师时期的同学，也是与毛保持书信往来较多的老友。

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城里许多人悬着的心总算落地。周世钊知道，眼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安稳人心，保全教育事业。他组织教职工和学生妥善保护校产，同时主持全校师生和校友联名致电毛泽东，祝贺长沙解放，并汇报学校近况。

这一通电报在10月得到了回应。毛泽东从北京回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既有对旧友的问候，也带着对教育界的肯定：“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寥寥数语，让很多像周世钊、张干、罗元鲲这类一生在讲台上的人，心里有一种被看见的感觉。

不久之后，毛泽东还在信中提到：“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这句话听上去像随口一说，却透出一个朴素态度：那些在旧时代坚守文化与教育的人，并没有被简单划入“旧人”的行列，而是被当作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

1950年下半年，毛泽东的一位亲戚准备从北京回湖南探亲。临行前，毛泽东特地交代一句：“邀请周世钊参加国庆观礼。”这句话传到长沙，自然让周世钊十分高兴。出于尊敬，他特意去了一趟妙高峰中学，专门拜访老校长张干。

屋里光线有些昏暗，张干的身体已经不如当年，面色憔悴不少。周世钊一进门，就忍不住分享喜讯：“张校长，润之来信，约我国庆去北京观礼。”话音刚落，屋子里一下安静下来。

张干略微一愣，似乎没想到会听到“润之”两个字，随即脱口而出：“你们还有联系？他还记得你？”这一问，显露的是一个老校长复杂的心情。既有惊讶，也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期待。

“常有来信。”周世钊顿了顿，又追问一句，“张校长，您有话要带给他吗？”屋子里短暂沉默下来。张干低头，看着自己有些发抖的手，憋着一肚子话，想说当年的误会，想说眼下的困窘，想说几十年教学生涯的酸涩，却终究只挤出一句：“那你就代我向他问好吧。”

这句“问好”，背后藏着太多隐忍。对张干而言，当年的记过事件，与之后的人生命运纠缠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划为地主，生活每况愈下，一家六口挤在简陋屋子里，靠微薄薪水苦撑。旧日学生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指挥全局，他却仍在课堂上“吃粉笔灰”。这种落差，他不会不知道。

1950年10月初，周世钊应邀赴京。10月5日，中南海丰泽园客厅里摆下了一桌家宴。毛泽东邀请了几位青年时代尊敬的老师：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还有昔日同学兼校长周世钊。桌上气氛热烈，话题从新中国的局势聊到湖南的山水，又自然过渡到一师旧事。

就在敬酒间隙，毛泽东突然问了一句：“我们的老校长张干，还健在吗？”这句话让周世钊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份托付。他没有绕弯子，把张干近况如实说出：“在，还在教书，现在在妙高峰中学任职。他身子不好，一家六口，全靠那点工资，有时候竟无以为炊。”

毛泽东放下筷子，眉头紧锁，语气明显有些责备：“你怎么不早说呢？像张干这样的老教育家，应当照顾，应当照顾啊。”桌边的几位老师顺势补充，徐特立开口说：“张干年轻时就很有担当。”熊瑾玎半是玩笑地回忆：“那时候总说‘张干张干，肯干肯干’，身上有股子湖南人硬劲。”

有人又提起当年“驱张宣言”的旧事，王季范分析得很中肯：学生冲在前头，多半是被逼急了，张干则是自尊心强，不愿权威受冲击。毛泽东听着，笑着摇摇头，有些后悔地说：“现在想起来，那次驱张也没多大必要。那点学杂费，也不能全怪他。让我们多读半年书，是好事。我现在只恨自己读书少。”

这一席话，说得毫不做作。周围的人都笑了，但坐在一旁的周世钊却笑不出来，他深知张干的境况，心里反而像压了一块石头。宴席过后不久，一封重要的信就从中南海写出，飞往湖南省府。

三、“一字千金”的回信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这封信篇幅不长，却信息密集。信里点名提到两位湖南教育界老先生：“张次仑（张干）、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在平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随后，他郑重提出请求：请省政府每月酌给两位津贴，以资养老，并派人慰问。

信中还提及另一个名字——袁仲谦。那是毛泽东在一师时的国文老师，已去世多年，遗孀年逾七十，生活困难。毛泽东特地请省政府一并接济。寥寥几行，交代清楚姓名、年龄、住处，更重要的是态度：这些人并非“可有可无”的旧人，而是值得国家出手援助的“老人”。

王首道接到这封信，心里不敢有半点耽搁，立刻安排落实。很快，工作人员两次给张干家送去救济米，共计六百公斤，再加上五十万元旧币。在那个粮食和货币都极为吃紧的时刻，这些实物与现金，足以帮助一家六口渡过眼前难关。

当工作人员说明，这是根据毛主席来信专门安排的救济时，张干再也绷不住，眼泪一下涌出来。他让家人赶快收拾屋子，又叫人取来笔墨，亲自写了一封信回北京。这封信写得极为谦卑，简洁却真挚：“干服务教育界四十二年，小有储蓄，已为去岁秋征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复旧病浚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王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赈兼金，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

信中还有一句提及往事：“本年二月十六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呈。”这一句看似插话，实际上透露出一个事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想向昔日学生祝贺，却始终不敢贸然打扰，如今借回信机会才重新附上。

12月14日，毛泽东回信，文字不算长，却直指要点：“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对于一位身处困顿的老人来说，这一句“极为系念”，足以让他寝食难忘。

那天晚上，张干让家人全部围拢过来。昏黄的灯下，他用有些沙哑的声音，把毛泽东的信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完，他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孩子们说：“这是一字千金呐。”稍稍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们可知道，他在一师读书时，我还给他记过一次大过。只有毛主席这样的人，才不计前怨啊。”

这一句话，实际上给了旧事一个结。对张干来说，当年那次“大过”，多年压在心里，如今换来了这样的回响，不但生活得到了解困，心里的那口闷气，也终于有了出口。不得不说，这种“反过来关照”的姿态，很少见，也很实在。

1951年秋天，一张从北京寄来的请柬，再次让张干心潮难平。请柬上写得明明白白：邀请进京叙旧，并参加国庆观礼。那一年，他已六十多岁，身体不好，却几乎没怎么犹豫，只是简单收拾行李，就踏上北上的列车。

四、北京相见与余生际遇

1951年9月下旬，张干抵达北京。初到之时，毛泽东忙于政务，一时抽不开身，就委托身边工作人员周到安排起居。9月26日上午，张干与李漱清等几位师友在陪同下游览故宫。几个人走在红墙金瓦之间，谈起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不免感叹：“世事竟到了这一步。”

游览途中，中央办公厅的干部赶来传话：十一点前往招待所等候，主席会派车来，邀各位老师到中南海家中叙旧。张干听罢，眼睛一下亮了，对身边人轻声说：“终于要见到润之了。”这一句轻声自语，既像感慨，又有几分紧张。

不久，汽车停在中南海的院门前。毛泽东早早站在门口，看到车门打开，几步迎上去，一把握住张干的手：“张校长，您好。”张干抬头，盯着眼前这张已经无比熟悉却又略有陌生的面孔，眼眶一下就红了：“你好，润之。”

两人手握着手往里走，毛泽东一边介绍屋子，一边叮嘱工作人员把饭菜安排好。坐定之后，他把孩子们叫出来，指着几位老人说：“来，你们都来见见我的老师，这就是我的老师。”孩子们恭恭敬敬鞠躬行礼。毛泽东又笑着对他们说：“你们常说你们的老师好，我的老师也很好。”

这一幕，对张干来说大概有点恍惚。当年在一师，他习惯于站在讲台上训诫学生；如今坐在中南海的饭桌旁，被昔日学生当众介绍给下一代，这种角色的转换，本身就是一种肯定。席间，毛泽东不时给老师们夹菜，询问身体情况、家庭境况。说到湖南一带的风土，几个人忍不住提起旧事，笑声时不时从客厅里传出。

当天晚上，毛泽东还托工作人员给四位老人每人送去一份礼物：布鞋、褥子、盖被、毛呢服、枕头、枕巾、袜子、香皂、牙刷，一件件罗列得很仔细。陪同人员特地说明，这都是主席用自己的稿费买的。张干听完，连连点头，只说了一句：“他还是和青年时一样，一丝不苟，一尘不染。”

第二天下午三点，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人敲门拜访，自我介绍：“我叫傅连璋，是受毛主席委托，来给各位检查身体的。”这位医生后来长期担任中央保健工作，当时就已经很有经验。他当场拿出听诊器，逐一为老人们做了详细检查。张干坐在床边，一边配合检查，一边低声感叹：“这样费心，真是想不到。”

国庆节前夕，几位老师分别收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1951年10月1日，他们登上观礼台，看着天安门广场上人潮如海，看着阅兵队伍整齐通过，听着礼炮声在空中轰鸣。对张干来说，这一刻复杂难言：曾经被视为“旧知识分子”的一群人，现在站在观礼台上，以嘉宾身份见证新中国国庆。

庆典结束后，毛泽东让人安排专车，陪同几位老师游览京津名胜古迹。从颐和园到北海，从天津的街巷到沿海的码头，行程安排得很细。陪同人员一路上多次转达主席的歉意：“工作太忙，不能亲自陪同，请各位老师多多包涵。”

11月8日，一名工作人员来到他们住处转告：“主席请各位到中南海合影留念。”那天的合影场面颇为温暖。站位时，毛泽东特意拉着张干：“你站我旁边。”等照完，他回头看着镜头，顺口说了一句：“这是第一次和这么多自己的老师合影，很值得记一记。”

几天后，张干收拾行李，准备南返。11月12日临行前，一位工作人员提着包裹来到他房间，认真说：“张老，主席本想亲自来送，但这几天实在脱不开身，请我转达歉意。”说完，打开包裹，里面有一笔零用钱——一百五十万元旧币，还有一瓶鹿茸精，并详细交代：“主席特别叮嘱，每天饭前二十分钟，服二十滴。”

张干听到这些叮嘱，握着那瓶药，沉默了许久。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被揉得皱巴巴的信纸。那是他在北京逗留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的底稿，用以自存。他将一行行字轻轻抚平，上面写着：“不但给干以彻底自新之鼓励，而且足以挽回轻视教育工作者与老者之作风。愧受之余，感佩无极。”

这封信的日期，是1951年10月24日。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把这趟北京之行看作生命中的一个转折。既是生活上的帮助，更是精神上的“重新肯定”。他说，回湖南后若蒙不弃，委以重任，必不以年老家贫而误事。这句话听上去近乎誓言，而后来的发展也的确印证了这一点。

返回长沙之后，张干很快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随后又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除了妙高峰中学的薪水，又多了稳定的津贴，再加上省里时常的照顾，一家人生活逐渐宽裕起来。那些曾经为一日三餐发愁的日子，终于告一段落。

更值得留意的是，从此之后，张干与毛泽东之间的书信来往没有中断。身体情况、教学近况，哪怕只是几句简短问候，也会时不时准时出现在邮路上。对这位老教师而言，信封里不再只是墨水和纸张，而是一种长久的牵挂；对毛泽东来说，这些回信背后，是对旧日师友的一份责任。

回顾这段经历，会发现有几条线在悄悄交织。一条是个人恩怨，当年的记过与驱张风波，到了晚年被轻轻翻过；一条是教育事业，一群老教师在新旧社会交替中并未被抛弃，而是重新被纳入新的国家结构；还有一条，是对知识与师道的朴素尊重——不论身份如何变化，昔日的“校长”、“老师”、“先生”这些称呼，被一一保留。

张干在晚年曾多次向身边人提起：“润之那次请我进京，是不希望教育工作者寒心。”这句话既是感慨，也是判断。对于经历过旧社会风雨、又亲眼看到新中国建立的那一代人来说，这样的一段经历，足以在心里扎下很深的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