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悲惨上将，前往上海看个牙就成光杆司令，其部下全都投了红军

1931年12月那个冬天，上海滩最贵的牙科诊所里，国民党二级上将孙连仲正张着大嘴，等着解决那颗折磨他好几宿的烂牙。

麻药劲刚上头，人还在云里雾里呢，一封加急电报就把他天灵盖给掀开了。

他前脚刚离开江西宁都去治病，后脚那支一万七千多人的第二十六路军，竟然在他拔牙的这点功夫里，全建制、整整齐齐地“失踪”了。

不是被打散了，也不是被歼灭了，而是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像是去赶集一样，浩浩荡荡投奔了红军。

这一拔不要紧，牙是掉了，手里的一万七千号兄弟连带着吃饭的家伙，也跟着这颗牙一起“没了”。

这事儿听着比相声还离谱，但在那个年头，这颗“坏牙”引发的蝴蝶效应，实实在在改写了后面的剧本。

很多人后来只知道孙连仲在台儿庄是个铁血硬汉，却很少有人提起他在1931年这个尴尬到脚趾扣地的冬天。

要把这事儿捋顺，还得把时间条往回拖几个月。

这支第二十六路军，底子其实是冯玉祥的西北军。

中原大战冯玉祥输得裤衩都不剩，孙连仲带着这帮西北汉子只能改换门庭，投靠了蒋介石。

老蒋这人大家也懂，用人那是有洁癖的，分什么“黄埔嫡系”和“杂牌后娘养的”。

对于这帮刚投诚过来的西北军，蒋介石心里是一百个不放心，正好江西那边要“围剿”苏区，老蒋算盘珠子一拨：去吧，去江西剿共。

说白了，这就是借刀杀人，赢了是帮中央除害，输了正好削弱异己，这一手算盘打得，连算盘珠子都崩到了脸上。

于是，这帮习惯了北方大饼卷葱的旱鸭子，被硬生生赶到了潮湿闷热的江西大山沟里。

那是1931年的夏天，简直就是这帮北方兵的噩梦。

南方的大山里蚊虫多得吓人，水土严重不服，疟疾（那时候叫打摆子）像瘟疫一样在军营里传开了。

最惨的时候，一个连队能站岗的甚至凑不出一个班，每天都有几十号兄弟因为生病倒下，这一躺就再也没起来。

更要命的是军饷。

老蒋对杂牌军向来是“饿不死就行”，欠饷那是家常便饭，有时候连草鞋都供不上。

士兵们一边忍着忽冷忽热的疟疾，一边饿着肚子，还得提防着神出鬼没的红军。

当时部队里怨气冲天，大家伙私下里都骂：“这哪是来打仗的，分明是被老蒋卖到这儿当炮灰填坑的。”

就在这种随时可能炸锅的节骨眼上，身为总指挥的孙连仲，牙疼犯了。

这牙疼不是小病，疼起来真要命，再加上战事也不顺，他也想借机躲躲清闲，稍微喘口气。

于是他把指挥权交给了第25师师长李松昆，自己一溜烟跑去上海这就是治病去了。

他这一走，就像是把压在火药桶上的最后一块压舱石给搬开了。

孙连仲前脚刚走，部队里的参谋长赵博生就开始行动了。

这里得爆个猛料：这位深得孙连仲信任的参谋长，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赵博生是河北沧州人，那是典型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士，早就看透了军阀混战就是瞎折腾，对国民党那是彻底绝望。

孙连仲的离开，对他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机会。

但他面临的局面其实特别凶险，因为蒋介石的特务机构鼻子比狗还灵，已经嗅到了不对劲。

就在起义前夕，南昌行营发来密电，点名要抓捕潜伏在军中的共产党人刘振亚，并暗示赵博生也有问题。

这封要命的电报，好巧不巧，被赵博生给截获了。

那一刻，摆在赵博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坐以待毙，等着被老蒋清洗；要么破釜沉舟，把这支受尽窝囊气的部队彻底带出来。

要么坐着等死被清洗，要么破釜沉舟把队伍拉出去，这道选择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

1931年12月14日，宁都城内气氛诡异得吓人。

赵博生利用参谋长的职权，先是控制了无线电台，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把宁都直接变成了一座信息孤岛。

紧接着，他以“宴请”为名，把全军团级以上的军官都骗到了那座著名的天主教堂里。

这场“鸿门宴”吃得那是惊心动魄。

大门一关，重机枪往门口一架，赵博生直接摊牌了。

那些原本就对蒋介石一肚子怨气的军官们，在赵博生、董振堂（第73旅旅长）和季振同（第74旅旅长）的动员下，绝大部分当场就反了。

至于那个代替孙连仲管事的李松昆，这人倒是机灵，一听到风声不对，饭都没敢吃，直接翻墙逃跑了。

第二天凌晨，也就是12月15日，这一万七千多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开出了宁都城。

底层的士兵们其实一开始是懵圈的，很多人以为又要开拔去打仗。

直到队伍走进了苏区，看见赵博生、董振堂带头撕掉了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换上了红军的红领章，大家才恍然大悟：合着咱们这是投了红军了！

这一投，可不仅仅是换身衣服那么简单。

这支部队携带了2万多支步枪、1000多支手枪、800多挺机枪，甚至还有8门山炮和当时极其珍贵的无线电设备。

这对于当时装备穷得叮当响的红军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超级大礼包。

更重要的是，这一下子让红一方面军的兵力从4万猛增到6万多。

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坏了，亲自批准将这支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更有意思的是这帮士兵的反应。

在国民党那边，他们是“杂牌”，是“炮灰”，吃不饱穿不暖；到了红军这边，虽然物质也不丰富，但红军把他们当亲人。

生病的立马送医院，愿意留下的发枪发肉（当时红军特批给他们每天2两油、4两肉的“特供”），想回家的发路费。

这种反差，比什么政治课都管用，人心这东西，谁对你好，其实大伙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帮西北汉子彻底死心塌地跟了共产党。

后来，这支红五军团成了红军的“铁流后卫”，在长征中最惨烈的湘江战役里，他们为了掩护中央纵队，那是真的拿命再填，血染湘江，证明了孙连仲带出来的兵，只要跟对了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而此时在上海刚拔完牙的孙连仲，看着空荡荡的编制表，心情估计比牙疼还难受一百倍。

他瞬间成了当时国民党高层最大的笑话。

蒋介石虽然气得在办公室摔杯子，但考虑到还需要利用西北军残部来平衡各方势力，再加上孙连仲本人确实没参与“通共”，也就没杀他，给了他个撤职留任的处分，让他重新招兵买马。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充满了戏剧性。

一颗牙齿的疼痛，让一位将军离开了岗位，却让一万七千名士兵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赵博生、董振堂后来都为了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个尴尬的冬天，也成为了孙连仲漫长军旅生涯中，最不想回忆却又无法抹去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