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不完的份子，请不完的客：一个晚清京官的社交账

四月，穆中堂、卓中堂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分。

五月，陈霖生去世，奠分二十两——这是这一年最大的一笔。

七月，吴蔼人之年伯寿分一两，郭雨三之年伯寿分二两。

八月，吕王两处寿分共二两，各位老师门包节敬六两二钱四分。

九月，钱仑仙祖母奠分二两。

十月，廖师寿辰送银二两。

根据曾国藩的《过隙影》账本统计，这一年人情往来花了90.17两，请客吃饭花了38.71两。

两项相加128.88两。他全年工资才129.96两。

七成工资，随了份子。

晚清的京官，活在一张巨大的网里。

同乡、同年、同学、同僚、座师、门生——每个人都是一条线，每条线都得维护。怎么维护？送礼。

过年要送节礼，端午要送节礼，中秋要送节礼。上司过生日要送寿礼，上司的太太过生日要送寿礼，上司的老妈过生日也要送寿礼。

朋友搬家要送贺礼，朋友升官要送贺礼，朋友去世要送奠分。朋友的老婆去世、朋友的老妈去世、朋友的祖母去世，都得送。

最不能省的，是给座师的节礼。有翰林作诗自嘲：“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裁减开支，先裁车马，后裁仆人，但座师的二两银子，打死也不能裁。

为什么？因为座师是你的“后台”。得罪了座师，你在官场上就没人说话了。

除了送礼，还要请客。

正月各部院团拜，轮值承办，大摆宴席，延请戏班。平日同事聚餐，今天东麟堂，明天便宜坊。京官们“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你不参加饭局，就不算这个圈子里的人。

每顿饭都记在账上，每顿饭都花得不甘心。他在日记里骂自己“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可该请的还得请，该去的还得去。

因为京官的生活就是一张饭桌。今天你请别人，明天别人请你。今天你不去，明天别人就不请你。后天你有事，就没人帮忙。

到了李慈铭这儿，当然比曾国藩更狠。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他记了二十七起红白喜事。几乎每天都有应酬，几乎每天都要送礼。一个月下来，工资花光，还得借钱。

一边哭穷，一边消费。这是李慈铭的风格。

更绝的是，这位“穷”翰林还有另一项固定开销：听戏捧角。

咸丰十年，他刚进京不久，就迷上了京城的花酒戏班。同年十一月，他和几个同乡去拜访当时的名妓韦娘，回来后在日记里大书特书。

后来他发现，同去的朋友里居然有个他看不顺眼的人——同乡才子赵之谦。李慈铭在日记里挖苦他：“诸毛绕涿，语音不正”，胡子拉碴官话都说不利索，还对韦娘一见钟情，“必欲定情”。

一边哭穷，一边消费，一边骂人。这是李慈铭的风格。

他在京城二十年，光是听戏、逛青楼、请客吃饭的花费，足够养活好几个仆人。光绪十一年到十五年，他每年饮宴娱乐应酬费用高达数百两。而同一时期，他弟弟在老家饿死——对，就是那个案例，咱不说了。

晚清京官自己也吐槽这种风气。

有人在笔记里写道：“宴饮终日，耗财耗神，然不赴则不入流。”你不参加饭局，就不算圈子里的人。

刘光第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他在《都门偶学记》中写道：“交友之道，酒食游戏征逐者无论矣。以势利交者，势去则乖；以声华交者，声销则败。”在他看来，那些天天酒食征逐的，不过是势利之交、声华之交，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朋友。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记过更夸张的事。他在陕西粮道任上，给西安将军送“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外加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给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给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两。

他几次赴新任，送出的“别敬”动辄一万多两——1845年任陕西粮道花1.7万两，1847年任四川按察使花1.5万两，1849年任贵州布政使花1.1万两，1850年调任河南布政使又花1.2-1.3万两。这些钱从哪来？只能从地方搜刮。羊毛出在羊身上。

冯桂芬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京官奢靡生活的背后，是地方官的血汗钱。

为什么没人敢改革？因为饭局从来不是饭局，饭局是关系网。你坐在东麟堂的包间里，夹一筷子菜，喝一杯酒，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让人看见——我来了，我合群，我是圈子里的，我被人需要。

道光皇帝深知这种风气的危害，但整顿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这套规矩已经根深蒂固，动不了。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

这一年，他终于可以少请点客了。不是不想请，是没人敢让他请。侍郎的饭局，一般人够不上。

账本里，请客那一栏，终于空了。

但他知道，这不是因为社交少了，是因为身份变了。侍郎的社交，不用自己掏钱。再说别人送的冰敬炭敬也多了，一年加起来几百两，足够应付所有应酬。

李慈铭没等到这一天。他五十二岁中进士，做京官二十年，其实早就过上了“奢靡”的日子。他光绪十三年收入2061两，是工资的15倍，但依然年年亏空。因为他听戏、捧角、请客、买欢，钱永远不够花。

可这位年年入不敷出的“穷京官”，嘴上一刻也不饶人。他一边收着地方官送的冰敬炭敬，一边在日记里骂地方官“贪鄙无耻”；一边天天上馆子听戏，一边骂同僚“不学无行”。

赵之谦被他骂成“我邑妄人”，翁同龢被他暗讽“庸碌无能”，李鸿章这样提携过他的人，也逃不过他的冷嘲热讽。仿佛全天下就他一个清官，就他一个人受了委屈，别人都不配做官。

同样是京官，一个把账本记成了日记，一个把日记记成了账本。曾国藩的账本上，请客那一栏空了；李慈铭的日记里，骂人那一页满了。

账本空的时候，人上去了。日记满的时候，人还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