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李慈铭的日记｜被遮蔽的差评（十）

傅以礼（1826-1898），初名以豫，字节子，号节庵，浙江山阴人，寄籍直隶大兴县。清同治间署台湾海防同知，光绪间官福建建宁知府。傅氏喜搜辑明季史料，精金石鉴赏，收藏图籍颇富，也喜刻书，著有《明朝宰辅录》《华延年室题跋》。

李慈铭与傅以礼青年时都喜欢买书，彼时李慈铭醉心于词赋，傅以礼潜心史籍，二人交流并不多。李慈铭客京五年，遭遇朋友背道、科场失利，宦途茫然，他开始转而潜心治学，走了“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学人之路。他在同治四年（1865）回乡后，经常与傅以礼互借书籍，讨论晚明野史《纪载汇编》《荆驼逸史》等，搜辑明代谥法，又因故乡遭遇兵燹，不约而同抄录《保越录》，互相校对、题识。这一时期，他们由泛泛之交成文字知己，李慈铭还送了一个“傅明史”的雅号给傅以礼。此后二人燕、闽异地，但鸿雁传书，长期保持联络，至今李氏的著述稿中可见致傅以礼信十一通。

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傅以礼在赴台湾海防同知的途中，给李慈铭写了信，并将早年承诺相赠的《同姓名谱》一并奉上，“得节子书，奉檄署台湾海防同知，已渡海矣。又寄赠陈士庄《同姓名谱》抄本十册，此书予与节子在越中同见之，而为节子购去，云仍当归予，今竟能不食言，亦可尚矣”（《越缦堂日记》）。

光绪九年八月，傅以礼由福建进京，到李慈铭府上叙旧，带来同在闽地的乡友委托：孙咏裳的门礼三十圆、何澂的《双钩汉碑篆额》三册。但因仆人未通报，没能第一时间握手晤谈，让李慈铭引以为恨。几天后，他回访傅以礼，在其寓所观赏郭兰石旧藏明拓《石鼓文》（该本今藏国家图书馆，有傅以礼藏印及题跋），并获赠福建新刻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次日，李慈铭在聚宝堂设宴，请同乡任塍、傅以礼族弟傅子莼作陪，京华重聚，把酒言欢。在傅以礼要离京的九月三十日，李慈铭写下《题傅节子花延年室金石拓本即送其赴闽补官用册首朱菽堂侍郎题金氏咸悦斋钟鼎款识次饮丁香花下作韵》为其送行。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李慈铭门人孟生赴闽，他赶紧给建宁知府傅以礼写信，赠《越中先贤祠祠目》十册，又请傅氏代购闽人文集及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等，一如既往地讨论学术。

光绪十四年八月初八日，李慈铭收到傅以礼来信，告知乡友何澂不幸染疫卒于闽地。其实，早在七月二十九日，乡友王彦威就来告知此事：“弢夫来，言余昨致何竟山书，有台州人陈拔贡新自闽来者，言竟山已于五月中病没，为之怃然。竟山名澂，山阴诸生，于予为后进，能书画，有才藻，后入资为郡丞，需次闽中，以能吏称，颇留意金石，所收藏渐伙，亦精鉴别。尝摄浦城令二年，宦橐颇充，而民不恶之。其识余也在乙丑以后，竟山日自亲于余。其摄浦城，于孙生子宜处得十余年前所钞余骈文一册，亟为开雕，且娄来求全集，将次弟刻之。去年冬重致书申前请，余方作书报之，而已为古人矣，悲夫！”（《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李慈铭与何澂交谊日深，请郎仁谱带去的信尚在途中，可惜何澂已无缘再见。李慈铭已六十岁，风烛残年，最怕听闻故人噩耗。写下这段文字之后，他沉痛回忆了最近几年去世的亲友，准备写一篇《九哀赋》以寄哀思，何澂为其一。

不料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傅以礼侄子傅庆咸进京，又带到傅以礼妻李氏的讣告。九月二十二日，李慈铭收到傅以礼的信：“得傅节子八月廿二日福州书，并陈恭甫先生《左海文集》两函及朴斋《齐诗遗说考》《诗四家异文考》《礼堂经说》。”（《越缦堂日记》）傅以礼在鼓盆之戚中仍不忘老友嘱托，购书寄赠，令他非常感动。而是年四月，李慈铭夫人马氏也病卒于京，因此二人同病相怜，“循诵来翰，日不去怀。落月空梁，暮云三径，寻思意恉，罄竹难殚。裁答稽迟，定蒙鉴囿”（《越缦堂杂著·函札·复傅节子书》）。读了老友信后，他的情绪激动，需要一段时间来消解哀痛，因此迟于答复。

十一月廿一日，李慈铭开始动笔回信：“节子十一仁兄有道：八月八日得七月廿五日手书，累幅懃懃，情辞溢楮，具承近状安吉，潭眷燕舒，方拟报书，苦缠疢疾。九月十五日，重得八月廿九日书并嫂夫人讣状，忽悲垂暮，同怆鼓盆，异地晨星，吉凶均气，追循身世，叹怅何言？是月廿三日，续奉八月廿二日惠书，并《左海文集》《朴斋齐诗遗说》《诗四家异文考》《礼堂经说》及尊刻《保越录》诸书，辱以骑省之宅哀，娄荷干蹄之远寄，三千里外频折疏庥，见题札之殷勤，征暮年之矍铄。”（《越缦堂杂著·复傅节子书》）

他叙述丧妻之悲，感慨人情世故之复杂，缓缓道来去秋已入鬼门关、今年四月二十八日内人又逝，膝下无子息，较之傅以礼儿女绕膝，更觉悲惨：“去岁之秋，肝厥复作，丕阳已降，形神早离，促具灰钉，分分至全。殆中秋，一夕身入冥中，前见鬼役之迎，后闻家人之哭，负债未满，既绝而苏，鸡骨在床，室人已病。三冬之月，百变惊心。迨迫岁除，凶仪尽备。入春以来，增减不恒。始患血枯，继苦脾泄，至孟夏二十八日奄然化去。年垂七十，厀下空然，悲惨萧条，较之嫂夫人，殆有人天之别。弟穷途耄齿，遭此仳离，自叹一生穷民兼四，仲弟没已十余岁，止有一女，近亦在都，令服箭总，以主丧事。季弟身后有两子一女，因驰书南中，召其次子僧喜来持重服，以五月下旬到京，生十四年矣。六月间，暂出殡于白纸坊之崇效寺，藏经阁侧，精舍三楹，玉梨一株，荫满庭院，得以少安灵坐，掩翳铭旌，法钟鼓鱼，不离左右，冀凭佛力，略忏浮生。逝者如斯，我生何乐？”（《越缦堂杂著·函札》）李慈铭整理凄惨的晚年境况，悲不自胜，第一次写到这里为止。

廿四日，感性的情绪输出以后，他开始冷静讨论起夏燮的《明通鉴》，“夜再作致傅节子书，俱答其所言辑录收购经籍之事”（《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廿四日）。 “夏嗛父《明通鉴》体例谨严，而局于识力，采取未尽，而疏于裁择，观其取名亦非甚当，其力主建文行遯之说，虽多讹字，然其盛心不可没也。当时朝野皆有此疑，要只存之异闻，不必如竹垞之力辟，亦何必效石匮之大书，（谷氏《明史纪事本末》取之张氏《石匮藏书》）。夏氏虽云窃取《明史三编》，而于《成祖纪》中前书为僧始末显相矛盾，有失阙疑之恉，其纪福、唐、桂三王名曰《附记》，共得六卷，则不能详备。可知惟曾见明世永乐以后七朝《实录》，而于《明会典》《一统志》多所采撷，用心勤至，故其书首尾完善，远胜陈稽亭之《明纪》。弟此书是嗛父托平景荪转寄，且求为序文，嗛父已归道山，景荪旋亦引疾，其书刷印未几，以永宁作令，有亏官帑，书版录入江右藩库，故外间印行绝少。书既繁重，不便远寄，又念嗛父平生之言，至今序文未成，常欿然于怀。是宜珍重其书，不敢遽以为赠也。”（《越缦堂杂著·函札》）他说《明通鉴》体例完善，首尾完整，是夏燮在江西病逝前托付平步青所寄，二人缘悭一面，此书是其惺惺相惜之证，所以不能割爱分赠傅氏。

廿七日，他终于写完这通两千多字的长信，所有想与老友分享的心事都已封缄，遂“发节子书往闽中”，这通送到傅以礼手中的信，时至今日不知是否仍在天壤间。幸运的是，在发信前后李慈铭亲笔录了副本，在现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越缦堂杂著·函札》中。二零一三年冬，笔者曾去中科院查阅，发现书中竟然有四处涂抹，失落之余转而生疑。之后又去国家图书馆调阅李慈铭儿子承侯抄录的《湖唐林馆文钞》，这通《复傅节子书》正在其中，有种失而复得的欣喜。

根据李慈铭日记，这年五月李承侯以嗣子身份入京，为马夫人完成葬礼，随后他在京读书、习字，偶尔代父作笔札，李慈铭日记中也有他的笔迹。这部《湖唐林馆文钞》分“先严收录碑铭”“先严录寿序书后”“先严收录骈文”等册，《复傅节子书》在“先严录书札”中，应是李承侯照李慈铭副本再录。以往我们熟知李慈铭的日记曾被涂抹、遮蔽，未曾料到，一通日常叙旧的书信也会被人动手脚。中科图藏本中的涂抹，李承侯抄本完整无缺，使我们得以穿越迷雾，一睹真容。

第一处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越缦堂杂著·函札·复傅节子书》

李承侯抄本仅略去开头精确的时间信息，如“八月初八日”“七月廿五日”“九月十五日”“廿三日”“八月廿二日”，其他地方均未改动。据李承侯抄本第一页a面第六行，李慈铭亲笔录副本被涂抹处的原文是：“惟是令亲徐令未曾赐顾，得书未及十日，闻其同年陈、鲍两太史已出都，盖外吏避人惟恐不速。令侄辈惟七令侄至九月三十日始获晤面，言引见后即之官浙中，不特书册之繁无由寄奉，即嫂夫人生刍之奠亦末由达。”（国家图书馆藏《湖唐林馆文钞》）

国家图书馆《湖唐林馆文钞·复傅节子书》

“令亲徐令”，暂时未能考证确系何人。李慈铭八月初八日所得傅氏书，大约是这位徐氏送来，那天恰是马夫人百日忌，李慈铭全家到崇效寺斋奠、烧香，因此未能与徐氏谋面。李慈铭又听闻徐氏的同年陈、鲍已经出都，三人都是外官，对拜访、打点京官避之如恐不及，因此怀疑徐氏也已匆匆离京。

徐氏同年鲍、陈，据七月二十九日《日记》，“弢夫来，言余昨致何竟山书，有台州人陈拔贡新自闽来者，言竟山已于五月中病没”（《越缦堂日记》），这位“陈拔贡”，很可能是徐氏的陈姓同年。后来有位陈实字秋丞的朋友由闽进京，傅以礼托他给李慈铭带书和印章，大约与之前的“陈拔贡”为同一人。

“七令侄”即傅庆咸，九月三十日：“傅通判庆咸来，节子之兄子也，其尊人尝宰山东之陵县。”（《越缦堂日记》）傅以礼长兄傅以凝，道光二十九年官山东陵县县令。

这一处涂抹涉及傅以礼的亲友，并无任何批评之词。

第二处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越缦堂杂著·函札·复傅节子书》

李慈铭说他已经安排身后之事，“近托同里徐仲凡太守买得兰渚桥左山地一弓，闻岩壑清深，足安魂魄。拟以葬先祖考妣，其旁即营亡室之穴，弟它日亦以此为首丘矣”。

国家图书馆藏《湖唐林馆文钞·复傅节子书》

“首丘”之下的涂抹，据李承侯抄本《复傅节子书》第二页b面第三行，其原稿为：“今夏舍侄来时，本有一族子一仆同来，初拟秋间即令送柩南返，因此次丧费几及千金，无复筹般运之资，只可明春作计。”

此处说马氏棺木南返之事，李慈铭请徐树兰在故乡择墓地。徐字仲凡，光绪二年举人，浙江山阴人，创办中西学堂与古越藏书楼。李慈铭告诉傅以礼，马氏暂时停棺于崇效寺，计划秋凉后归葬会稽，但因丧费、搬运费等不能一时筹得，只好明年春天再做打算。此条内容，仅仅是说境况窘迫，或有哭穷之嫌，但也无伤大雅。

若说触犯禁忌，则墨涂之后数行讽刺孙毓汶的文字更敏感，“弟一官匏系，终年未尝入署，几同游方之外。今年考差，为福相国取列第一，外间皆以江南使节相期。而素忤要津，南皮、钱唐皆所不憙，济宁尤以酒间戏语衔之次骨，故极力挤排，竟不得与。性不与小儿竞鸡虫得失，此亦何足介怀？所虑时事日非，变故百出，漏舟之上，不免智愚同尽耳”。“南皮、钱唐”指张之万、许庚身，“济宁”指孙毓汶，三位时为军机大臣。这年八月放学政，李慈铭志在必得，却被孙毓汶摈弃，遂在日记中抱怨，八月朔记道：“是日简放各省学政，外论纷然，无不为余不平。盖当国者各有所主，故癸未翰林得五人，南皮门生也；御史陈琇莹得河南，济宁之婿也；给事中黄煦、编修王丕厘、赵尚辅皆济宁私人……余一生偃蹇，不与人竞，当轴衮衮皆以简傲目之，济宁尤衔余甚至，此中得失，何足置怀？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越缦堂日记》）或者涂抹者对指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并不感冒，任由其吐槽。

第三处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越缦堂杂著·函札·复傅节子书》

《越缦堂骈体文》，曾之撰、曾朴校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湖唐林馆文钞·复傅节子书》

这是李慈铭第二天续写部分，回应傅以礼的委托，“昔岁所寄尊藏断碑研铭拓本，今尚在书包布中，未尝一日敢忘。所以久不报者，其始潘伯寅尚书居忧未来，及入京师，弟未尝与之相见”。

这一段文字，据李承侯抄本《复傅节子书》第五页b面第六行至第六页a面第五行，中科院所藏被涂抹处正是：“所居里闬相望，至书札亦罕往来。今夏亡室之丧，弟以丙寅中秋遭先妣变时穷居柯山，未尝分讣受吊，兹何敢以家人凶事分讣友朋？故一不以相闻。而知好咸以为言，慰奠相继，不得不稍设凶仪，以为外观。因请王可庄修撰书主，翁尚书师点主，取状元之利市，分嗣子以余光。颇虑潘君有近舍湜而远求居易之嗛，特写一讣状，告以发靷之期，而竟不见临。出殡以后，始送一挽障。此则彼欲自绝于我，何苦尚与通书？”

“尊藏断碑研铭拓本”，即苏东坡墨妙断碑砚，苏轼曾书湖州墨妙亭诗碑，元明以来已毁无存，仅两片残碑被制成了砚台，潘祖荫藏有十七字残碑石，傅以礼藏几年前已将拓本寄给李慈铭，请他送到潘祖荫府上求品鉴。李慈铭却一拖再拖，因为光绪九年潘祖荫丁父忧回乡守丧，而期满回京后，两人倒疏阔起来了，几乎没有见面，通信也很少。

光绪十四年马氏病逝，李慈铭请状元王仁堪、帝师翁同龢题宔，但潘祖荫无论书法、名望都不在王、翁之下，担心引潘祖荫不快，他特意写了一份讣告送到潘府，但竟无回音，出殡之后才送来一份挽幛。 “潘伯寅尚书送青尼障一轴于崇效寺内子殡宫，槁使四千。”（《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四年七月初四日）李慈铭非常不快，更不愿意主动与之联络，以故日渐疏远。

其实墨涂后面的数行内容更具讽刺意味，“且彼近日所讲者，埃及之古碑，有虞之瓦棺。其门曳裾之人，大率不读五经，而求荒古之奇字；不知二五，而寻泰西之怪言。区区老坡，何足当其一吷？弟思自来骨董，本无真伪，我以为是，无一非真；它人我先，即斥为伪。此收藏之秘诀，亦好古之通言。……今以一研公案质成潘君，若其研未失，必以此拓为痴符；如所得俄空，又以此研为胠匧。彼此相笑，只益纠纷。不若自宝所藏，各留箸录，雁鼎鼠璞，听之后人。如兄盛意，必欲决疑，当俟后命。犯郎君之行马，伐林甫之樱桃，不敢辞也”。这里讽刺潘祖荫沉迷于收藏金石古董，若惧舆论压力，这几行似乎更不宜保留。

光绪年间，潘祖荫热衷收藏埃及古碑、红崖古字以及日本、高丽等石刻，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他心心念念的大克鼎终于运抵京师，常约知交好友雅集赏鉴，李慈铭却一次也没有被邀请，两人对于金石学的分歧导致晚年几乎没有互动，彼此各不以为然。李慈铭告诉傅氏，若一心想将苏砚拓本与潘氏所藏实物对照，必然节外生枝，不如“自宝所藏，各留著录”。

国家图书馆藏李慈铭致袁昶书

但李慈铭并没有忘记这件事，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袁昶给他看一首东坡墨妙亭断碑砚拓本的题诗，他赶紧把傅氏的拓本送到袁昶手上，“顷承示题东坡断碑研新诗，佳事并集，必有名章称之，容细读也。傅节子太守所寄拓本奉阅，并求一尊藏拓本，当寄节子相印证耳”（国家图书馆藏李慈铭致袁昶书）。晚清文人的金石题咏颇可观，傅以礼、袁昶对东坡砚碑的关注度很高，即使是拓本，也乐于题咏一番。

第四处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越缦堂杂著·函札·复傅节子书》

李慈铭在信的结尾为何澂早逝叹惋，这段涂抹，不免让人以为是对何氏的“差评”。“竟山中道委化，深可悼惜。去年两次书来，求为弟续钞骈文，将为全刻，迁延未报，至今夏始作一书，由临海郎仁谱太守附去，而即闻噩耗，曾追致书仁谱，属其便交子宜，并属将意于兄，想已察入。……未知竟山所刻之板今在何所？其版样甚劣，又多讹字，然其盛心不可没也。”（《越缦堂杂著·函札·复傅节子书》）

据李承侯本《复傅节子书》第八页a面第一行，这段涂抹的原文是，“承许为觅佳手刻私印，甚感甚感。弟去冬以白果青田石两方寄沪上，属徐辛谷刻之，一求赐白文两小方印，一曰李（爱）[㤅]伯，一曰霞川花隐老人，馀不敢相烦也。”

国家图书馆藏《湖唐林馆文钞·复傅节子书》

“徐辛谷”即徐三庚（1826—1890），浙江上虞人，工篆刻。次年光绪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李慈铭收到傅以礼复信及“李㤅伯”“霞川花隐老人”两印，“得傅节子六月廿一日福州书，寄来黄忠端公《漳浦集》一部、陈朴斋《今文尚书考》一部、寿山冻石印一方，文曰李㤅伯，寿山白石印一方，文曰霞川花隐老人，托陈秋丞县令实附来。”（《越缦堂日记》）“李㤅伯”“霞川花隐老人”这两方印，李慈铭比较喜爱，经常钤于文稿、日记、信札等。傅以礼对李慈铭有求必应，应允之事从未食言。

据李慈铭亲笔录副与承侯抄录本的对勘，这通信中的涂抹应是流传过程中藏家或读者所为，第一处涉及傅氏侄辈及亲属徐氏，第二处涉及李慈铭子侄，第三处涉及潘祖荫略嫌敏感，第四处则是委托傅氏刻印。通篇并不具备特别的杀伤力，涂抹者用意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