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年初,王晚还在做着一份保洁员的工作。她说自己不是很喜欢保洁行业,“薪资低不说,事儿还多,说是干的保洁领班的活儿,实际上就是保洁,不是被叫去刷马桶,就是捡垃圾,还容易被人轻视”。她对这个工作非常不满意,多次扬言要离职跑外卖去。到3月份,她已经预感到主管要辞退她。结果没过一周,主管就单独约她谈话,说她不符合转正要求。她很平淡地说了声:“嗯,我知道。”主管反而不知所措了,说:“这么淡定。”她说:“反正我也不喜欢这里。”
离职当天,她就在回家的路上下载了跑单软件。但她并没有立即去跑外卖。她说:“跑外卖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她先去试着找了找别的活儿,投了上百份简历,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单位邀请她面试。在这十分之一的单位里,大多数开的薪资比她2023年入行时还低1000。她还面试过超市分拣的活儿,一个月能赚15000,但试工三个小时后,她的腿就软了,脚也走得生疼。经过半个月徒劳的逃避,她最终还是决定去跑外卖。
我们经常会觉得,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是个人的选择。但王晚在书中提醒我们,个人选择的背后是结构性的限制。她说:“我既不能安闲清净地待在农村,也无法适应城市的节奏,就像是夹在城市和乡村缝隙里的果子,无论在哪里长都会变形。”在北京,她做过的17份工作,没有一份能让她留下来。她的学历和专业技能支撑不了更体面的活儿,而那些她能做的工作,要么薪资太低,要么工作环境太差,要么就是不稳定,随时可能被辞退。
而回到家乡观城,她面对的是更大的压力。她离过婚,她承受不了村里人暧昧不清的眼神。她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好意思出门,就是怕人家当面谈起女儿的婚姻,他觉得这很丢人。当她开始跑外卖后,父亲“更无颜见乡亲父老”。他跟王晚说:“以后别跟人家说你跑外卖。”不过好在母亲心疼她。每次她从家里离开,母亲都说心里空落落的,好几天缓不过来。王晚在书里说:“实际上我的心里比她还空。”面对故乡,面对土地,她只有手足无措,心慌,“怕被村庄拒之门外,也怕村庄将自己吸附其内,无法脱身;所以,只能一次次离开,再一次次回来”。
据统计,全国超过1000万外卖骑手中,77%来自农村,而其中超过75%来自传统“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前一份职业,43%曾是工厂工人,33%当过餐厅服务员,29%做过销售,25%做过建筑工。对他们而言,外卖骑手是一个兜底的职业,它的门槛很低,只要有一辆电动车、一个头盔、一个餐箱,就可以开始跑单;它的时间灵活,一单一结,能立刻见现钱。
对于王晚来说,这是她在北京和观城之间找到的第三条路——一条不停奔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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