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谁还有点东西,日子都会变得难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旦开始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政治讨论里往往会出现一种固定“节律”:不久之后,马塞尔·弗拉茨舍就会在媒体上露面,给出一套相配的主张。
眼下,社会民主党找钱的劲头尤其足。巴登-符腾堡州议会选举对他们而言是一场惨败。对此,他们一边否认路线出了问题,声称自己仍然“方向正确”,一边把原因归结为“外部条件不利”。或许,再多一点——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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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茨舍是由税收资助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法兰克福汇报》曾称他为社会民主党的“捧哏者”。他对此显然早有准备。
他本来就倾向于恢复1996年暂停征收的财富税,但也清楚资本外逃的现实难题。他读过教材,也了解经验研究:真正富有、且把资产放在流动性较强配置里的人——股票、企业股权、基金、游艇、艺术品——完全可能、也往往会对更高税负作出反应。
他们可以改变居住地,也可以转移资产,还可以雇上一群精明的税务顾问。因此,弗拉茨舍似乎更愿意对“真正的富人”按兵不动。毕竟,那些人正是因为拥有财富,才更容易在税务和产权安排上腾挪。
而要获得更多可用于再分配的资金,并不一定要走那条最费力的路——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弗拉茨舍在他最新一期《时代周报》专栏里写道:房产不像资本那样,无法轻易搬到国外。他据此主张,对房产征收“力度更大、并定期更新的房地产税”,同时“严格征收房产增值税”。
这一主张究竟有多“生硬”,要结合当下的背景才能看清。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比较口径,德国单身人士缴纳的税费负担在成员国中高居第二。国家支出占比达到50%,赫尔穆特·科尔曾说:“超过这个水平,就开始走向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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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公民金支出膨胀、存在争议的非政府组织资助、对外发展援助,还是公共部门岗位持续增加,柏林都几乎没人认真把支出放到“检修台”上,像普通家庭那样做优先排序。德国房产持有人才刚经历过一轮房地产税改革。改革之初,人们就知道会出现“负担转移”。
但改革后,需要承担部分堪称荒诞的高额税负者,数量显然远不止个别案例。财政部长任内曾承诺、却未兑现“收入中性”的奥拉夫·朔尔茨,把责任轻描淡写地推给地方政府,称是地方没有选对税率系数。
过去15年德国住宅与公寓的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中央银行以“拯救欧元”为名的货币政策副产品。各届政府也从中获益匪浅:他们得以多年几乎以零成本举债,用于向选民派发各种“好处”,而不是修复长期失修的基础设施。如今,账单开始到期:桥梁与铁路网络破败不堪,利率上行的压力也已到来。
海科·马斯曾建议为马里奥·德拉吉授予联邦十字勋章。此外,财政也从“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中获利,渠道之一是房地产交易税。该税在1997年已被提高到3.5%,几乎翻倍——据称这是对财富税暂停征收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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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长期鼓励私人养老、而法定养老金前景又肉眼可见地走向困境的国家里,自住房从来不只是居所,也是重要的养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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