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许世友到兵工二厂视察平射炮：我看这个炮就叫牙山炮吧

彼时的华北、山东，一排排水泥机枪堡与鹿砦像钉子般固守交通要道。八路军靠手榴弹、爆破筒近身作业，伤亡日增。1944年冬，黄县张家楼阻击战结束，当场勘战场的许世友让工兵测了距离：机枪口至壕堑不足五十米，可要靠人肉贴近，代价实在太大。于是，他留下了一道“赶紧给我搞平射炮”的军令状，转身扬鞭去前线。

问题是，“平射炮”究竟长什么样？兵工二厂的工人们面面相觑。厂长吕希功后来回忆：“那阵子，大伙懂步枪、迫击炮，可真没摸过平射炮。”可命令已下，不成也得成。唯一的“教材”是一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旧画报和十几发缴获的“八八”式穿甲弹。管材、火炮钢、精密机床，全都欠奉。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工房顶上漏风，铁水浇铸时只能用土坯炉；工人把烧坏的机床拆了又装，拿手锤当机镗。有人笑言：“咱这是在石头缝里刨炮。”

有意思的是，难处越大，劲头越足。几十个小伙子住在窑洞里，猫着腰给烧炉子添煤，半夜三更就地铺草帘。铣刀不够用，用锉刀；碳素钢找不着，用废弃钢轨熔炼。炮管壁厚如何控制？老师傅凭经验量铜丝，听敲击声判断是否空腔一致。有人抡大锤敲到虎口炸裂，抹把血继续干，嘴里还嚷：“这枪要是晚一天交货，又要多死弟兄！”

三个月后，第一门平射炮推到了厂房外，管壁刷了暗绿色防锈漆，口径五十六毫米，肉眼可见焊缝粗糙，却透着股子狠劲。配套造出的十五发炮弹摆在油毛毡上，闪着铅灰色的冷光。没有谁敢保证它一定奏效，于是一次实爆试射被安排在距驻地八里外的乱石坡。

试炮那天，北风卷着沙石刮得脸生疼。开炮前，工人许维汉戴着破棉帽，手掌直出汗。他对身旁的林茂咕哝：“要是炸膛，可别怪我。”第一发拖着亮黄色尾焰飞出，偏得离谱，落点卷起黑土。现场一片吁声。许维汉狠咬嘴唇，重新装弹、瞄准，再次扣扳机。这一炮，正中模拟碉堡顶端，“轰”地一声，泥石齐飞。冲锋号随之而起，观摩的侦察连撒腿冲锋，三分钟解决战斗。就这样，平射炮才算真正亮了相。

战报送到司令部，许世友立刻做了决定：亲自去看看这件“不可思议的新家伙”。

于是有了开头那天的探访。下午时分，马蹄声踏碎村口浅水洼。许世友跳下马，摘下皮手套，只问了一句话：“炮呢？”副厂长指向南山脚下。他们沿着薄雾里的土坡走去，远处的牙山峰像把倒插的巨斧。走近炮位，许世友先摸炮身，又拔动击锤，感觉一下后坐机构，接着抓起一颗炮弹掂量重量。一个七十二斤的硬汉，此刻像孩子一样新鲜好奇。

“打一个看看。”他声音浑厚。工人们劝他躲避，他立在五六米外，双手叉腰。“就这？我在正面看着！”许维汉深吸一口气，转动螺旋，装弹，对准前方千米外山脚的土丘。执信管的工人喊了声：“放——”震动传来，炮弹翻滚着冲向靶标，爆焰扬起十米高尘柱。许世友哈哈大笑，手掌重重拍在炮身：“有劲！再来。”

三发结束，弹着点散布只在两丈方圆。许将军收起笑容，认真查看炮尾锁闭机构，搬开了推弹机的压杆：“这里得加固，打多了会松。炮管也过长，山路不好扛，短五十公分，重量减一百斤，连小个子也能抬。”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着不远处的牙山主峰，沉吟几秒，“就叫‘牙山炮’吧，不光记个地名，也让它像牙一样咬住敌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兵工二厂按建议改进。炮管缩短，身形更紧凑，安装了改良型光学瞄准镜，发火机构也用回火处理的弹簧替换原先脆性材质。1945年5月，第一批改型“牙山炮”列装胶东军区特务团，正赶上对日作战的收口阶段。平度、招远一线的日伪据点，先后被这种炮敲开豁口。目击者回忆：炮弹一声闷响，碉堡混凝土开裂，守军还没弄明白“新家伙”从哪冒出来，突击分队已掷进手榴弹。

抗战胜利后，胶东转入剿灭顽军的新阶段。1945年11月，赵保原部盘踞的万第据点负隅顽抗。大型攻坚战迫在眉睫。军区调来两门“牙山炮”打头阵。为了掩蔽运送，战士们用麦秆把炮身裹得严严实实，夜里趁月黑通过稻田。拂晓，炮口对准敌方主碉堡，三发高爆弹接连轰出，墙体裂开，火力点哑火。随即步兵突入，五小时粉碎抵抗。战后统计显示，顽军大部死于炮火震荡而非弹片，可见冲击力惊人。

值得一提的是，“牙山炮”虽然只有区区十几门，但对胶东战局的心理震慑极强。日军留下的师团级档案有这样一句话：“八路新炮，不明型号，直射命中率高，碉堡一击则毁。”这句评语后来被收进历史档案，成为兵工二厂工人最自豪的奖状。

再往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华东野战军第一阶段反攻中，“牙山炮”被分配到二纵六师。沙河集一役，纵队需拔掉敌军铁路桥头堡。工人们亲自押运五十发专用弹，大多是穿甲加榴弹混装。炮兵排在稻田里挖浅基座，前方千米处是敌人的双层钢筋碉楼。夜半一声令下，两门炮交叉射击，第一组点燃曳光，第二组立即补射。连发七炮，将碉楼顶盖掀走半边，为步兵开辟突破口。从此“牙山炮”成了部队编号里的“老三件”之一，与轻机枪、八二迫击炮并存。

谈及制造历程时，兵工二厂的老工人总会说：“咱没造过正宗火炮，可谁规定咱就不能干？”这番底气，一半来自技术摸索，一半来自战场的回馈——炮兵连逢战必请战，步兵来借还不舍得。许世友也在军委会上拍桌子强调：“兵工二厂的路子走对了，地方厂照着干！”

新中国成立后，许世友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1950年，他到南京兵工署开会，还特意询问：牙山炮后来改进没？随行工作人员答：“已交地方兵工总局，定型为‘五六式平射炮’，大量装备华东公安部队。”听到这里，他眉头舒展开来，说道：“小厂也能练大本事，靠的是脑子，更靠那股拼命劲。”

今人回看胶东兵工二厂的档案，可见“牙山炮”生产不过百余门，战后大部分退役，但它的技术路线却在不少后续型号里延续──短身管、低膛压、高初速，这套思路后来被称为“近迫火力支援”的先声。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没有那一纸命令，没有那群在土炉边挥汗的工人，许多战役的进程或许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对于许世友而言，给大炮起名，不过是一次即兴，但对兵工二厂的工人来说，那句“我看这个炮就叫牙山炮吧”是最高褒奖，也是一纸军令。它让一座普通乡村铁木混合的小厂，昂起了头。战后，厂里立起一块青石碑，记载着开天辟地的几行字：“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首制平射‘牙山炮’，共出厂一百一十六门，炮弹二千余发。工人百三十七人，牺牲七人，负伤二十余人。”碑面被多次拓印，送往各地军史馆，据说至今还能在青岛档案馆里看到拓片。

历史细节往往藏在机器的冷金属里。牙山炮终究被后来的山炮、高射机炮取代，可它砸出的弹坑和战士们的回忆，仍在胶东的群山间回响。当年那个阴雨天，许世友策马而来，举起粗糙炮弹掂量的身影，也早已成了这段传奇最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