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为躲相亲，我住去同学家，半夜同学妹妹说:要不我们试试

我叫周怀荣，出生在陕南一个美丽的小镇。

1992年那个夏天，热得邪乎，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拼命叫，柏油马路都快被晒化了。我刚从朝阳机械厂下班，一身油污汗臭，拖着快散架的身子骨往家走，脑子里只想赶紧冲个凉，瘫倒在竹席上。

可刚踏进家门，气儿还没喘匀，我娘就像一阵风似的卷到我面前，脸上放着光，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就往外拽：“快！荣娃子，赶紧的！妈托王婶给你说了个姑娘，这回准没错！是镇中心小学的老师，有文化，关键是人家单位分了职工房！以后房子不愁了！”

一听“相亲”这俩字，我头皮就一阵发麻。我家的情况，在镇上也算独一份。我娘生了我们五个光头小子，我是老幺。上面四个哥哥，噼里啪啦都成了家。男孩多了是热闹，可到了结婚的年纪，房子就成了天大的难题。父母那点家底，几间老房子，早就被哥哥们结婚占得满满当当。轮到我，别说新房了，连个像样的隔间都没有，只能跟爹妈挤在那间光线昏暗的老屋里。

我们机械厂呢，效益也就那样，分房排队的人能绕厂区一圈，猴年马月才能轮到我这个小学徒工？我娘急啊！她不去想儿子有啥志向，有啥喜好，她的目标简单直接——找个有房子的儿媳妇！好像只要解决了房子，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可这世道，条件好的姑娘，谁愿意嫁个连个窝都没有的穷小子？我自己心里也别扭，堂堂七尺男儿，靠女方房子结婚，这不成吃软饭了吗？腰杆子咋能挺直？可我娘不管这个，她乐此不疲，像上了发条一样，到处打听谁家姑娘有房。这相亲相了没有十回也有八回了，回回都败在我这“硬条件”上，或者我看不上人家那股子优越感，或者人家瞧不上我的家徒四壁。我真是相亲相得头大如斗，身心俱疲。

“娘，娘！您等等！”我使劲稳住身子，抹了把脸上的油汗，“您让我先擦把脸，换身干净衣服行不？这一身机油味儿，别再把人家姑娘熏着！”

我娘愣了一下，低头瞅瞅我脏兮兮的工装，觉得有理，松了手：“那你快点！麻溜的！”

我如蒙大赦，赶紧溜进里屋。哪里是真要换衣服？我是瞅准了这个空档！我飞快地扒下工装，套上一件汗衫和宽松的短裤，像做贼一样，踮着脚尖，从后门溜了出去。不能待家里了，得找个地方避避风头。

我想都没想，直奔我哥们儿杜奎家。杜奎是我中学同学，铁哥们，他家在离镇子两三里地的农村，有个独门小院，清静。

杜奎见我满头大汗地跑来，咧开嘴就乐了：“又让你娘撵出来了？为相亲的事儿？”

我苦着脸点头：“可不嘛，逼死我了。在你这儿躲一晚上，清静清静。”

“成！你就住我屋！”杜奎爽快地答应。

他家是三间正房的土坯院子，他爹妈住一间，他一间，他妹妹杜芳住一间。院子旁边是猪圈和厕所。农村的厕所都是旱厕，挖个深坑，上面搭几块结实的木板，就算解决了。厕所门口挂了个破旧的蓝布帘子，算是遮羞。通常里面有人，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就咳嗽一声，外面的人就知道了，自觉等着。

晚上，杜奎爹妈早早睡了。我和杜奎在他屋里挥着大蒲扇，啃着西瓜，天南海北地胡侃，把相亲的烦闷暂时抛到了脑后。半夜里，我被尿憋醒了。窗外月光挺亮，洒在地上明晃晃的。我迷迷糊糊爬起来，摸着黑就往院子角落的厕所走。农村夜里安静，除了几声狗吠，就是蛐蛐儿叫。

我也没想弄出动静，轻手轻脚掀开布帘子就进去了。刚放松，正酣畅淋漓呢，一束明晃晃的手电筒光柱毫无预兆地射了进来，直接打在我身上！

我吓得一激灵，差点没栽坑里！定睛一看，手电光后面，是杜奎妹妹杜芳那张诧异的脸！她大概是起来上厕所，脚步轻，我这迷迷糊糊的也没听见动静……这下可好，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我臊得满脸通红，火速解决问题，提上裤子就钻了出来，站在厕所门口，手足无措。杜芳也很快出来了，脸上倒是没啥特别的表情，就是有点好笑地看着我。

“周大哥，你这……黑灯瞎火的，你咋不弄出点动静或者点个灯？”她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慵懒，倒是没生气。

我尴尬得脚趾头能抠出三室一厅，挠着头嘿嘿傻笑：“我……我看月光挺亮的，能看见路……就没……没想到你也起来……”

月光下，杜芳穿着碎花睡裙，头发松松地扎着，看起来比白天温婉许多。我们俩也没立刻回屋，就站在院子里。夏夜的风带着点凉意，吹散了刚才的尴尬。

“听我哥说，你是为躲相亲跑来的？”杜芳忽然问我，语气里带着点戏谑。

“唉，别提了。”我叹了口气，“我娘快把我逼疯了，好像我这辈子除了找个有房子的媳妇，就没别的事可干了。”

杜芳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彼此彼此，我妈也差不多，总觉得我嫁不出去似的，见天拉我去见这个见那个。”

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转过头，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的，看着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哎，周大哥，你看……她们这么操心，要不……咱俩试试？”

我一下子愣住了，心脏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砰砰狂跳。看着她那张带着俏皮笑容的脸，鬼使神差地，我竟然点了点头，喉咙里发出一个音节：“……行。”

说完我自己都懵了。杜芳也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飞起两朵红云，扭过头：“我……我回去睡觉了！”说完就小跑着回了自己屋。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乱糟糟的，又有点莫名的甜。

回家后，果然，我娘又拉起了相亲的阵势。这次，我挺直了腰板，对我娘说：“娘，您别张罗了，我有对象了。”

我娘一愣：“谁家的姑娘？干啥的？有房子没？”

“杜奎他妹妹，杜芳。”

我娘一听，脸色立马就变了：“啥？杜芳？那个在制衣厂当临时工的丫头？不行！绝对不行！你是国营厂的正式工，她是合同工，没保障！跟她结婚，房子呢？你住哪儿？还住咱这挤窝？”

“我们可以租房子！”我梗着脖子说。

“租房子？说得轻巧！那日子是那么容易过的？”我娘越说越激动，“你图她啥？图她没工作？图她家是农村的？”

我娘越是反对，我那股子倔劲儿就上来了，心里那点因为杜芳那句话生出的涟漪，反而变成了坚定的念头。“我图她人好！我就愿意！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后来，我郑重地找了杜奎爹妈，说了我和杜芳的事。两位老人很朴实，她爹抽着旱烟，沉默了半天，说：“怀荣啊，我们家芳儿就是个普通丫头，没正式工作。你们要是真处对象，我们没意见。就一条，你得对咱芳儿好。” 她娘也在旁边点头。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也更加坚定了。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没大操大办。就去扯了结婚证，请了要好的同学、朋友、同事吃了顿饭。我娘到底还是生气了，没来参加。我心里有点难过，但看着身边穿着红衣服、低着头笑的杜芳，又觉得一切都值了。

我们在镇上租了个小屋子，真正的家徒四壁，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杜芳虽然只是制衣厂的合同工，但她勤快，手巧，挣的钱不比我这正式工少多少。她性子爽利，又会过日子，把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除了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充满了烟火气和笑声。

孩子四岁那年，厂里效益急剧下滑，我下岗了。捧着那点微薄的买断工龄的钱，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精气神。没了工作，没了收入，我这个大男人的底气一下子就没了，整天灰头土脸，不敢出门见人。

回到家，杜芳看我那副样子，什么都没说。晚上，她做了我爱吃的红烧排骨，吃饭时不停地给我夹菜。吃完饭，她拉着我的手，坐在那张旧沙发上，声音轻轻的，却异常坚定：“怀荣，下岗就下岗了，没啥大不了的。家里不是还有我吗？我多做几件衣服，多加点班，养家糊口没问题！你还有手艺在身，在机械厂干了这么多年，维修机器那一套你门儿清，还能饿死不成？咱不怕，啊？”

她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涌遍我全身，驱散了所有的迷茫和恐惧。那段最难熬的日子，全靠杜芳撑着。她白天在制衣厂干活，晚上还接些缝缝补补的零活。她的乐观和坚韧感染了我。后来，我振作起来，凭着我的手艺，慢慢承包了附近几个小厂子的机器维修活儿。虽然辛苦，但收入反而比以前在厂里时多了。我们夫妻俩一起努力，日子一点点好了起来，后来更是攒够了钱，买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小两室一厅。拿到房产证那天，我和杜芳看着那个红本本，都哭了，又笑了。

如今，坐在自己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回头看看来时的路，我常常感慨。人这一辈子，轰轰烈烈是少数，求的不过就是一个温暖的家，一顿简单的热乎饭，一个能和你风雨同舟、知冷知热的人。

当年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杜芳那句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试试”，成了我人生最正确的决定。

房子、工作、身份……这些外在的东西，在真挚的感情和相互扶持的勇气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幸福，从来不是别人眼里般配的条件堆砌的，而是自己心里那份踏实和温暖。我很庆幸，当年“躲”对了那次相亲，更庆幸，遇到了愿意和我一起“试试”的杜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