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慈善”？雷军提案背后的“科学慈善”时代

当科技创新成为国家核心战略，
一种全新的慈善路径正在中国悄然兴起。

引言：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的五个建议引发了广泛关注。

除了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智能汽车等科技话题外，一份关于“支持科技公益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的建议，让“科技公益”这个略显陌生的词汇进入了公众视野。

雷军建议：为公益基金会支持科技创新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支持公益基金会全面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将企业、个人资助科技公益的行为纳入创新评价体系。

作为长期关注并实践这一领域的从业者，汉正家族办公室看到这份提案时，内心颇有共鸣。

因为在“科学慈善”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走了一段。今天，想借雷军的这份提案，聊聊我们对科学慈善的观察与思考。

一、什么是“科学慈善”？不止于“给钱”那么简单

在正式展开之前，我们先厘清一个概念：

什么是科学慈善？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近期发布的国内首份“科学慈善”研究报告给出了定义：

“个人、企业或慈善组织以奖励或资助等方式，不以商业回报为目的，支持科学研究或与科学研究相关的科学交流、科学传播和科学社群建设的活动或事业。”

听起来有点抽象？简单来说，就是社会力量用慈善的方式，去支持那些政府资金难以全覆盖、商业资本因回报周期长而不愿投的基础研究、前沿探索。

正如报告中所言，科学慈善需要一种“纵身一跃的勇气”——科研从来没有一帆风顺，但总是要有人去做。

而这种勇气，再加上长期主义的专注与耐心，正是科学慈善相对于政府资助和商业资本的独到优势。

二、雷军为什么要提“科技公益”？

回到雷军的提案。作为科技企业家的代表，雷军看到了什么？

他在建议中指出：科技创新具有投资周期长、成果转化风险大的特点，需要稳定、持续的经费支持，财政资金难以覆盖所有探索性、非共识性的前沿课题，亟待科技公益“补位” 。

这句话点出了当前科技创新资助体系的一个结构性缺口。

长期以来，我国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主要由政府主导，社会慈善资金长期缺位。

但近年来的数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改变——2023年，科学研究领域接收捐赠总额达145.76亿元，占全国慈善捐赠总额的9.65% 。

更值得关注的是，像陈天桥雒芊芊夫妇、马化腾、黄峥、何享健等企业家，正在以数亿到百亿量级的资金，支持脑科学、基础医学、农业科技等领域的探索。

小米公益基金会也先后突破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不接收社会捐赠的惯例，为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科研开辟了新的资助渠道。

这些企业家的共同特点是：

财富来源与科技密切相关，对科研有天然的亲近感，也更理解长期投入的价值。

三、汉正的实践：从忆北慈善信托到之江实验室

理论说起来总是宏大的，但落到实地，科学慈善的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在汉正的服务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

科学慈善，难的不是“愿意捐”，而是“怎么捐”“捐给谁”“怎么管”。

案例一：忆北慈善信托

——当“天文情结”遇见慈善信托

▲2023年9月，忆北慈善信托在广州市民政局备案设立

2023年，汉正家族办公室担任架构设计者和监察人的“忆北2023科学教育慈善信托”正式签约。

这是国内首个支持天文学基础建设的慈善信托，也是慈善信托在科学慈善领域的一次创新实践。

故事的起点很简单，也很动人：

北京大学天文学系博士毕业生舒琦，心中有一个“天文情结”。当他得知母校牵头提出建设一台6米起步、最终口径达8米的成长型拼接镜面通用光学望远镜（EAST望远镜）时，他决定“带资进组”。

想了解这段故事的读者可以阅读我们的往期回顾→（汉正案例| 全国首个支持天文学基础建设的慈善信托是如何设立的）。

但舒琦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

单个力量是有限的，项目需要“破圈”。

大型科研装置的建设周期往往长达十年，普通的慈善组织立项难以做到持续支持。

于是，他又个人出资50万元设立忆北慈善信托，并发起公开募捐项目。

这就是慈善信托的优势所在：

设立成本低、运作灵活、可控性强，可以长期支持建设周期较长的科研项目。

通过慈善信托，所有收益专项专用，同时通过公募设计扩大社会影响力，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国家天文基础设施建设。

舒琦说了一句话让汉正团队印象深刻：

“希望忆北慈善信托可以探索出一条以慈善信托助力国家科技发展的道路，以后除了天文望远镜建设以外，其他科研领域都可以借鉴相关经验。”

案例二：浙江省之江发展基金会

——新型研发机构的“科学慈善”探索

▲汉正家族办公室之江发展基金会服务团队

如果说忆北慈善信托是“个人力量+慈善信托”的实践，那么之江实验室及其发起的浙江省之江发展基金会，则代表了另一种形态——新型研发机构与公益力量的深度融合。

之江实验室是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共同举办的混合所有制事业单位，聚焦智能计算，致力于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而汉正家族办公室服务的浙江省之江发展基金会，正是之江实验室为汇聚社会公益力量、支持科技创新而发起设立的公益平台。

在我们的服务实践中观察到：

像之江发展基金会这样的载体，正在成为连接政府、企业、公益力量的重要节点。

它既承载着之江实验室“科技向善”的理念，也为社会力量参与前沿科学研究提供了规范、透明、可持续的捐赠渠道。

近期，之江实验室的两个人工智能科学大模型——GeoGPT和OneAstronomy入选了2025年“人工智能向善创新实践案例集”，其中GeoGPT还获得了国际电信联盟颁发的优秀创新实践案例奖。

GeoGPT是一个开源、非营利性的地学领域AI模型，目前已吸引来自135个国家的4万余名地球科学研究者注册使用。

它可以通过微藻分类算法高效预警赤潮，使监测效率较人工提升1000倍；能评估全球变暖对微藻分布的影响，为水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之江实验室还联合发起了“橄榄叶计划”——中国首个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的公益性太空试验平台，每年拟发射1—2颗公益卫星，面向全球征集科学试验载荷。

这些案例说明什么？

说明科学慈善不仅可以是“捐钱”，还可以是“开放资源”“共享平台”“公益赋能”。

而浙江省之江发展基金会作为之江实验室的公益触角，正是在践行这一理念——让更多社会力量能够参与支持这些开放、共享、公益的科研项目。

正如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院士所言：

“我们已进入开放资源创新的时代，开放资源不再局限于传统以代码为核心的开源，而是涵盖数据、方法论等多方面内容。应面向全世界提供科技公共产品。

四、我们的观察：科学慈善在中国，还需要什么？

回顾这些实践，再看雷军的提案，我们对科学慈善的未来有一些观察与思考。

• 第一，制度环境有待优化。

雷军建议中提到的“公益基金会在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尚未被充分纳入政策视野”，确实是当前的一大痛点。目前，《基金会管理条例》及配套政策对“科技型公益基金会”缺少针对性规定，实操环节面临政策制约。

• 第二，社会认知需要提升。

《中国慈善家》的研究指出，科学慈善在国内还比较新，慈善家出于谨慎考虑，不一定希望被专门研究，还没有一个开放讨论科学慈善的平台和环境。这意味着，需要更多像雷军这样的代表发声，也需要更多媒体、研究机构、实务机构共同努力，让科学慈善被更多人看见。

• 第三，科学慈善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从忆北慈善信托的实践中我们看到，科学慈善项目需要跨界的视角和能力——需要对科学、慈善、科技政策有基本了解，需要研究如何设立项目、如何合规运作、如何评估成效。

这正是汉正家族办公室专注的方向。我们相信，科学慈善不仅需要“善心”，更需要“善法”“善治”。

五、结语：做正确而艰难的事

在2024年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顶科协理事长吴向东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做正确而艰难的事。”

支持科研，就是正确而艰难的事。

陈天桥雒芊芊夫妇提出“纵身一跃的勇气”，科研从来没有一帆风顺，但总是要有人去做。

从浙江省之江发展基金会到忆北慈善信托，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群“纵身一跃”的人——他们有科技背景，有慈善情怀，更有长期主义的定力。

科学慈善的时代正在到来。

作为慈善顾问，汉正家族办公室愿与更多有志于此的企业家、科学家、公益人同行，一起探索这个充满希望的新领域。

毕竟，星辰大海，启程于足下。

本文作者系汉正家族办公室慈善顾问。

汉正在科学慈善领域拥有丰富实践经验，服务过之江实验室、忆北科学慈善信托等典型案例。

欢迎对科学慈善感兴趣的朋友留言交流。

作者：汉正家族办公室首席慈善顾问 罗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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