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潦倒的写作者，长眠于故乡的土地

——怀念我的农民作家朋友张敬扬

一

知道敬扬走了的消息，是二〇二六年正月十五晚上，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敬扬的要好发小，给我微信聊天时提及的。我当时愣住了，脑子里霎时一片空白，半晌说不出话来。窗外，元宵节的爆竹声疏疏落落地响着，这是人们在送走大年。我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不禁潸然泪下。我与敬扬四十多年交往的一幕幕往事，骤然涌上悲痛难抑的心头。

我与敬扬的老家，相隔只有三四里路，在乡下是不算远的。一九八〇年我高中毕业后，又回到了村里，成为父辈一样的农民，正是彷徨迷惘的一段日子。因为我们都爱着文学，便时常互相走动。那时他在村里的小学代课，看上去踌躇满志的样子。他大概比我大五六岁，中等敦实的个子，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笑意。那笑是慢慢的，从嘴角漾开来，要过一会才到眼睛里。他的母亲去世早，与父亲相依着过日子。年近三十的汉子，还没娶上媳妇。我去过他家，三间低矮的土墙房子，屋里黑洞洞的，几乎家徒四壁，却有一摞摞的稿纸堆在桌上、床上，甚至窗台上。那些稿纸有的已经发黄了，有的卷了边，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他说，这都是他写的东西。

一九八六年五月，敬扬受邀参加了宿县文联举办的第三届榴花笔会，会上有一张全体合影，这是他在官方组织的文学活动中，留下的唯一记录。一九九〇年我因工作调动进了城，整天在职场上疲于奔命，回老家的次数少了，与敬扬也就失去了联系。偶尔从旁人口中得知，他已辞了当代课教师，只是守着几亩薄田，种一季麦子一季黄豆；农闲的时候，就趴在桌上写东西。写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他的稿子从来没有发表过，寄出去的都石沉大海。他倒也不急，依旧写他的。

自左至右：张敬扬，高正文，王玉林，侯四明

二

一九九七年夏天的那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下午，暌违很久的敬扬，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手里提着一个帆布袋子，里面装得鼓鼓囊囊的。他有力的大手与我握得很紧，还是那副憨厚的笑容：“老弟，我写了个长篇，你给我看看。”说着，从袋子里掏出一摞打印的稿子，装订得整整齐齐，封面上一笔一划写着两个字：沉浮。

这部小说五十多万字。他说，写了三四年。

那天晚上，我就着台灯开始读。窗外的热浪一阵阵涌进来，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可那书稿一打开，就放不下来了。我一口气读到凌晨两点，第二天又读了一天一夜。读着读着，我忍不住给几个文友打电话，声音都是颤抖的：“张敬扬这回写成了，写成了！”

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此文不必细说了。我只记得，字里行间都是乡土气息，写的是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他的故乡一群庄稼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弥漫着那片土地上风起云涌的历史尘烟。这时我才明白，这么多年来他在默默坚守中，憋着一股什么劲。读完之后，为了方便向其他朋友推介这本书，我整理出了一万多字的故事梗概，并写了一篇评论文字。

后来的事，说起来有些曲折。我急着想帮助他，便托了做书商的朋友，想把版权一次性卖出去。这样既有了出书的保障，也能让他的手头宽裕一些。可后来，敬扬没有答应书商开出的条件。他坐在我家里，沉吟许久，才说：“智富老弟，让你费心了，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那时有点不懂他，心里还怪他太固执。时任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孟青禾老师这时站了出来，到有关部门为他奔走呼吁，在财政局领导和支河乡政府大力支持下，这本书于一九九八年九月得以正式出版。

长篇小说《沉浮》封面

三

《沉浮》出来以后，在当地文学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市作协在东方宾馆举行了首发式，宿州文学界知名人士悉数到会，著名作家高正文、尹洪波等对此书作出很高评价。此后，宣传部副部长许桂林同志，想方设法为敬扬解决实际困难，适巧支河乡党委书记武正彪同志是个文化人，对他的生活境况深表关切，便把他招聘到乡政府，协助办公室搞文字工作。我们都以为，他总算熬出头了。

可是，敬扬干了没多久，就走了。他说自己不适应这种环境。二〇〇〇年夏天，孟青禾老师推荐他去鲁迅文学院参加进修班。他去北京那天，我和王玉林送他到火车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拎着一只旧皮箱，里面装着他的书。临上车前，他回过头来给我们说：“二位老弟，这回我去北京，机会难得，今后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列车缓缓远去，我们又在站台上呆立了一会，忽然觉得，他的背影就像一棵被风吹得左右摇晃的庄稼。

从鲁院回来后，他在王玉林居住的唐河边度过一段日子。两个人都是单身汉，又都是写作者；一起谈论文学与生计，经常争执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大约二〇〇二年冬天，敬扬决意再去北京。估计他是这样想的：在鲁院学习时，曾有两位老师对他特别关心，他希望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寻求一条更好的路。京城毕竟是文人荟萃的地方，码头大，门子多，说不定会有云开日出的机遇降临到头上。

张敬扬（右1）与宿州的朋友们合影

四

但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了他的消息。

起初我们还以为他在北京忙。后来知道，他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张锲先生的帮助下，谋了份临时差事，在那里可以立足了。二〇〇六年冬天，王玉林陪同诗人张璘去北京办事期间，约敬扬在一家餐馆见了一面。他说，与别人合租了一间地下室，每天做的事还是埋头写作，打算把《沉浮》改编成电视剧本。言谈中，他虽然仍为生计所困，但对未来却满怀信心。我听了王玉林的转述，由衷地为他高兴，期盼时来运转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一年一年过去了，敬扬像断了线的风筝，杳无音信。王玉林最是惦记他，托了这个托那个，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却一直无果。后来据敬扬的侄子说，他早已离开北京，去了南方的一个小城，究竟在哪里，他一直也不清楚。他的手机总是无人接听，只有在他需要联系家里亲人的时候，才偶尔打来一个电话。二姐知道他在外面受苦，时常贴补他。有一次，他跟侄子要了七千块钱。他没有说明具体用途，侄子也没有问过他。二〇二〇年，敬扬的大哥去世时，他回来过一次。丧事过后，在村里郁郁寡欢地待了几天，就又走了。

有时候我想，敬扬啊敬扬，你这究竟是何苦呢？你热爱文学，我们都理解，但是必须得有个安妥的日子，有条活下去的路啊。当然，朋友的忠言，他是听不到的，更是听不进的。他在何处安身或者流浪，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知晓，他就这样人间蒸发了一般。

张敬扬（前左1）与宿州的师友们合影，后排右3为原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孟青禾老师

五

正月二十这天上午，在得知噩耗的五天之后，我和文友玉林、张璘、庆喜一行，驱车来到敬扬的老家支河乡刘桥村。

敬扬的侄子张干，首先陪着我们来到他的故居。原来那座破败不堪的土墙老屋，因被鉴定为D类危房而拆除；在扶贫政策的普惠和亲戚们的资助下，现在改被建成为三间新瓦房。回想昔日来此登门造访、抵膝畅谈的情景，仿佛仍在眼前。门前的一片空地，种着多种杂花蔬菜；几只麻雀啄着檐下去年的旧巢；屋前的几棵杨树光秃秃的，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据张干介绍，敬扬于两年前就回到了老家，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糊涂的时候，说不上几句话，就不知所云了。张干是个医生，他说叔叔这种状态，显然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征兆。我恍然明白，这么长时间，他为什么跟这帮意趣相投的文友，再也没有联系过。此刻惟有一声长叹：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

张干说，腊月二十七傍晚，他来叫叔叔到他家吃饭时，发现他不知何时已经咽气了，床前有一片呕吐的秽物。可想，他大概是在深度醉酒的情况下，因其呛入气管窒息而亡的。张干还告诉我们，这次回来之后，他每天都得喝酒，不喝睡不着觉，但一喝就醉；醉了也不说话，就坐在屋里发呆；直到深夜也不动，还那么坐着。白天有时站在门口，望着远处的土地。那块土地，是他曾经耕种过的。

我在心里暗想，这么多年以来，敬扬在外漂泊，居无定所，他所奢望的功成名就的日子，却遥遥无期；花开花落，寒来暑往，长期积郁在胸的苦闷和痛楚，将以什么方式排遣呢？——他只有醉了！醉了的敬扬，可以仰天大笑，也可以顿足痛哭；醉了敬扬，可以尽情地挥洒敢爱敢憎的真性情，也可以狂放地抒发对现实的愤懑，对人生的无奈。

看着敬扬的遗像，我的耳边老是回响着当年他说的那句话——今后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眼前总是浮现出他的模样——憨厚的笑容，敦实的背影，还有那双粗糙的、农忙时握锄头、闲暇时握钢笔的手。想起他来城里找我看稿子，提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站在办公室门口，满头是汗，眼睛却亮得很；想起他说的那句话：“老弟，我写了个长篇！”

张敬扬与好友王玉林合影

六

正月初四，敬扬的侄子披麻戴孝把他送下了地。张干说，叔叔一辈子心高气傲，却落得个孤苦伶仃的结局。我一定要像亲生儿子那样，让他风风光光地走。

离开敬扬的故居，我们一行又来到敬扬的下葬处。十几天前挖出的新土，堆成一座不大的坟茔，地上焚烧纸钱的灰烬，还留有一片浅浅的痕迹。四周的草木有焕发出一派新春的生机，不远处那棵高大的白杨树上，几只栖身在巢里的老鸹，偶尔传来凄厉的鸣叫。

站在敬扬的坟前，我忽然想起白居易写给挚友元稹的一首悼亡诗中的句子：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遥想当年，我们都是青丝盖顶、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无不向往著作等身、声施后世的未来愿景。如今垂垂老矣，蓦然回首才发现，有的人靠文学改变了命运，获得了功名；但是也有很多的人，终其一生，却难以遂愿。敬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无妻无子，粗食布衣，寒窗冷凳，墨洒素纸，身后只有那本五十多万字的、写尽了半生心血的《沉浮》。就这样，一个在孤独潦倒中度过六十八个春秋的写作者，终于长眠在故乡的苍茫大地上。

顿时，一股强烈的悲凉之感，好似泄洪的狂涛充溢心胸，我不禁失声哽咽，老泪横流……

自左至右：张庆喜、刘智富、王玉林在张敬扬的坟前留影

七

回到城里，我从书柜里找出那本封面已经泛黄的《沉浮》。掂在手里，分量很沉。扉页上有敬扬的签名，日期是二〇〇〇年八月。

我翻开来，一页一页地看下去。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每一个都是他在孤灯下一笔一画写下的。写的时候，他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不知道有没有人看，更不知道能不能换来一笔糊口的稿费。他只是写，不停地写。

记得一位五十年代的著名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是一项愚人的事业”；还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文章憎命达”。但在今天看来，我却不认同这些观点。难道作家就该是苦行僧和禁欲者吗？在我看来，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首先应当是热爱生活、尊重生命的人，应当把活着的每一天都过得充满快乐，使自己的一生更加丰富多彩。

我窃以为，敬扬的确有些固执，甚至存在认知偏差。他就像一路磕着长头的朝圣者，无怨无悔地奔向心中的文学殿堂。他把文学当成了唯一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寄托，竟爱到可以忍受贫穷，忍受寂寞，忍受家乡父老的不解，甚至一些文友的嘲讽；爱到把自己活成了一棵庄稼，种在一本本稿纸上，直到被收割的那一天。

窗外起风了。我仿佛看见远方的麦田中，有一个敦实的身影，正弯着腰背，在不停地写着什么。写着写着，他就融进了泥土里，再也没有了任何踪迹。

敬扬，安息吧。在你的故乡，在这片你留下了一部长篇巨著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