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共在香港从地下走向“半公开”

本文转自《新周报》，据《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 谭天度/文

导读：香港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也是国际关系和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筹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国、共、英、美三国四方立即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方针，派代表赴港，与港督代表举行了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

中共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决策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北部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内地除东北外（注：东北归苏军受降）的所有地区，香港属广州受降区。但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都在大后方，直到9月15日，张发奎司令才乘飞机到达广州，参加了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受降仪式。

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香港、九龙、新界地区开展了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抗日游击战争，占领了九龙、新界的部分区域。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路军延安总部在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出了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并准备收复部分大中城市及进兵东北。

接到延安总部的命令后，广东各抗日武装为收复被占国土，收缴日伪军武器及物资，迅速开展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东江纵队基本上解放了东江南部的惠（阳）东（莞）宝（安）和港九地区，日伪军只能龟缩于香港和九龙市区一隅之地。

当时，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在西南等大后方，它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急于发动内战，因而无力分兵他顾；此外，鉴于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等原因，国民党在收复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举棋不定的心态。但即便如此，国民党仍加紧与英国争夺香港的步伐，寻机收复香港。

英国为保持在亚洲和中国的利益，不愿轻易放弃中国香港。由于抗日战争胜利时英军兵力远在欧洲，于是只能匆忙派出一艘巡洋舰，在缅甸运载了300名官兵，于1945年8月下旬在港岛登陆。

然而，这点兵力远远不够接收香港使用。当抗战胜利时，中国香港总督杨慕琦仍被关在东北的集中营，直到1946年5月才复职。此时的中国香港实际上处在“半真空”状态。英国人既惧怕国民党收复香港，也不愿意中共在香港继续扩大势力，同时，对美国表面上支持自己收复中国香港、暗地插足香港事务的野心十分不满。

至于美国，原本同意香港属于中国受降区，但在英国重新强占中国香港的事实面前，又转而支持英国，并与英国达成了秘密协议，实际上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

当时，党中央获悉国民党和英国都力争收复香港，而中共在华南尚无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初步形成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设想。为此，中央向广东区党委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并要求派出代表与港英当局举行谈判。广东区党委接到中央指示后，委派我（注：本文口述者谭天度，时任广东东江抗日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主任）为中共代表，到香港本岛与港督代表举行谈判。

与港督代表的交锋

在与港督代表的初次谈判中，我主要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立场，指出：香港、九龙、新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英国是靠发动侵略战争及当时腐败的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攫取的，我们总有一天要全部收回；鉴于目前局势和种种原因，我们暂时同意英国重占中国香港，但必须保护中国人民在港利益。

谭天度

为使谈判向有利于我方的既定目标转换，我将话题转到了抗战内容。

首先，我指出，1941年冬香港沦陷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我们曾派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与港督代表举行了秘密会谈，商议共同保卫香港事宜。由于英方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又轻信日本特使在华盛顿的游说，坐失与我方合作的良机。

其次，中国香港沦陷后，我们在营救中国文化精英和爱国人士的同时，积极营救了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国际友人。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中国香港沦陷后的3年中，我们共营救英国人42人，印度人54人。

此外，香港沦陷期间，我们利用自己200余人的情报网，与盟军开展了情报工作，向他们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情报，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最后，我特别提醒他们注意，当日军进攻中国香港后，港督杨慕琦率部投降，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却在港九地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港督代表听了我的这一番议论后，态度变得明显和缓，他对我所谈及的各项事实均表赞同。有了上述的交锋后，我们即转入了谈判的实质性内容。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我们应通过谈判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允许我党以半公开形式在港从事各项活动，即不论是秘密和公开活动均不以共产党名义出现，我们的活动也不以推翻港英政府为目的。

我在以后的谈判中提出如下要求和条件：①承认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开工作机构；②允许我方人员在港九居住、往来、从业自由及募捐；③同意我在港出版日报及刊物；④同意并帮助我方在港设立秘密电台；⑤在我武装撤出后，英方应保护我非武装人员和伤病员的安全；⑥我在大鹏湾的海面部队，因要保护商旅安全，应准予延缓撤出时间；⑦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装自己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权利；⑧组织战后救济会，赈济灾民；⑨非经我方同意，英军不得进入我控制地区等。

港督代表当时从心里很不想接受上述条件，但碍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各方力量格局，最终还是全部同意了我方提出的要求，只是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广东区党委将这些谈判的结果陆续电报中央，告知：对我方提出的条件，“港方表示完全同意，并对我数年来坚持斗争之精神及成绩，深表钦佩感谢”。随后，中央批准了华南党组织在港活动方案。

中共在港半公开工作

1945年9月起，广东区党委陆续派出大批干部进入香港，并划分为秘密和半公开两大工作系统，分别由区党委委员梁广、黄康及连贯、饶彰风负责。

1946年1月15日及2月5日，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分别迁入香港。6月，设立了半公开工作机构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由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兼书记。

章汉夫

根据中央及南方局指示，1946年秋至1947年夏之间，党的大批专业干部章汉夫、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乔冠华、廖沫沙、龚澎、冯乃超、邵荃麟等人陆续由内地转移至香港，我党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了统战、文化、宣传、财经、外事、侨运、情报等工作。

1945年11月13日，广东区党委机关报《正报》在香港创刊；同年底，建立了新华南通讯社；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复刊了《华商报》；随后，成立了新华社华南分社（后改称香港分社）；出版了《群众》周刊、《今日中国》英文半月刊、《经济导报》等。

1946年，我们在香港相继创办了香港劳工子弟学校、达德学院、建中工商专科学校以及一批中学。这些学校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区及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培训了大批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港九地区举办了二十几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为华南和西南地区培训了省、地、县级干部数百人。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也将许多期学习班转移到香港举办。

在我们的发动下，进步港商冲破国民党的阻力，开展与北方解放区的易货贸易，大量的药品、胶鞋等急需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往解放区，解放区生产的物品也有了海外销路。我们在香港和南洋等地募集的捐款、衣被等也不断被输送到华南游击区。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政官员在内地的许多重大起义，也是在香港策动和完成的。在此期间，我们还发动滞留在港的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资委会、招商局、九龙关等25个经济机构起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