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得垮核设施，炸不垮核威胁！美国最大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的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接下来的局势毫无计划。他们的说法不无道理：特朗普吹嘘自己一天之内就能解决战争，恰恰暴露出他的注意力存在局限性。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特朗普的时间视野短暂，而在于他对威胁的狭隘认知。

传统意义上讲，特朗普的轰炸行动没有任何战略可言。但它基于一个明确的假设：伊朗政权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摧毁该政权就能消除威胁。这与美国发动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战争时的基本信念如出一辙。当时的假设是错误的，现在很可能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有从空中摧毁中央集权势力的超强能力，但缺乏后续应对能力。由于真空的权力无法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也无法通过卫星图像定位，美国的战略思维系统性低估了其中危险。

这反映了美国一种反复出现的认知偏差：无法用军事手段应对的威胁，往往不那么被重视。最严重最持久的风险往往在中央集权崩溃、武器流散、监管链条断裂、问责机制消失后出现。

伊拉克战争本应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2003年，美国以萨达姆政权直接且严重威胁美国安全为由，摧毁了伊拉克国家机器。但该政权垮台后，随之而来的并非安全而是混乱。短短几天内，数百个武器库被洗劫，黑市充斥着小型武器、火箭推进榴弹和迫击炮弹。这些武器落入比萨达姆政权更难以预测、更隐蔽、更难以遏制的势力手中。

其中就包括伊斯兰国，它最终从伊拉克各种解体机构的废墟中崛起。2014年攻占摩苏尔后，该组织从伊拉克军事基地缴获了大量美国提供的武器，这是继国家毁灭行为之后的第二次武器扩散。这种模式是结构性的，而非偶然。

利比亚本应让美国人更深刻地吸取这一教训。2011年北约帮助推翻卡扎菲政权后，国家机构迅速崩溃，约3000至12000枚能够击落民用客机的便携式肩扛式地空导弹消失无踪，最终出现在萨赫勒地区、西奈半岛、加沙及其他地区的军火市场上。

这些事件印证了所有针对制度薄弱政权实施斩首行动的系统研结论：后果是分裂而非稳定。伊朗的情况亦是如此，只是其政权垮台后散落的武器，可能比火箭筒或便携式防空导弹更加危险。

去年6月美以空袭之前，伊朗拥有约441公斤丰度60%的浓缩铀，距离武器级仅一步之遥。专家估计，这足以制造约十枚核装置。空袭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实际上被禁止进入伊朗核设施，该机构表示，目前无法确定伊朗浓缩铀的库存规模或下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材料被封存在坍塌的地下设施中，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们在空袭之前已被转移到未公开地点。这两种判断都基于易受操纵的零散证据，包括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和伊朗政府的声明，因此他们都对特朗普政府“彻底摧毁”的说法存疑。

政权摧毁逻辑核心在战略上的讽刺之处，在于受损的设施、散落的核材料以及士气低落或缺失的保管人员恰恰是核扩散的最有利条件。换言之，美以打击行动非但没有消除核扩散的风险，反而加剧了这种风险。

即使裂变材料被挪用的概率仍然很低，也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这是核安全的核心原则：对于不受国家管控的裂变材料，必须以最坏的可能而非平均概率进行评估。恐怖网络获得便携式防空导弹已经是灾难，一旦他们获得武器级核材料，核威慑的逻辑本身就会被打破。

威慑需要一个回应对象，哪怕它是敌对国家，因为即使是敌对国家，也有它想保全的首都、领导层和人民，一旦这些要素消失，1945年以来阻止使用核武器的框架就会崩塌。你无法对着真空来谈判保障措施，无法与一个四分五裂的领土签署协议，无法核查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是否遵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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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个保管核材料的国家，无论其多么不完善或充满敌意，是唯一能够被有效约束的实体。摧毁它，只会让解决核威胁变得更加紧迫，实质上却又无法实现。

苏联的先例颇具警示意义。1991年苏联解体后，安全体系的衰败使核材料管理变得脆弱不堪。乔治·索罗斯创建了一个基金会，旨在支持苏联科学家，防止人才流失并降低核扩散风险。在他的引领下，美国开始大力投资于削减威胁的合作项目。

在某些方面，伊朗的情况更加危险，因为其核基础设施长期以来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而且，实物核材料并非唯一的隐患。几十年来，伊朗培养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核科学家，一旦国家崩溃，他们将成为自由人，只要花钱就可以雇佣。低浓度核材料可能被改造成放射性扩散装置（“脏弹”），足以污染城市区域。在缺乏机构监管的情况下，每个浓缩设施、研究设施和反应堆都是独特的风险源。

美国看到可以打击的政权，就断定实施打击能够消除它们构成的威胁。但是，消灭看得见的对手并不能消除潜在的威胁，只会将威胁转化成难以捉摸、不透明、分散、不受制约且无法谈判或监控的东西。除非美国认识到这一点，真正吸取巴格达、的黎波里甚至可能是德黑兰的教训，否则它将继续制造导弹无法解决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