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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底,乡镇机构改革,我被下岗了,恰逢派出所人员调整,新来的领导想找一个写材料的人,就托人找到了我,让我去做内部信息搜集、整理和日常工作宣传报道的工作。我多年从事新闻报道,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是轻车熟路,于是,我便穿上了橄榄色的警服。
那时候的派出所还是和乡镇政府在同一个大院里办公,门前有一个三、四十米高的银白色铁塔,很远就能看到,上面还竖着一根长长的铁棍,垂下来一根白色的天线。值理室在办公楼一楼的西头,里面有两张办公桌,放着台式对讲机,旁边还有两张床铺和木质联椅。每天到晚,这里都是人来人往,有来报案的群众,有来访的客人,还有刚刚出警回来的民警,值班人员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在这里负责日常工作的是老杨,他和我一个村的,是一名退伍军人,人很聪明,大到摩托三轮车、汽车、小到对讲机、电视机,他都会维修。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待人和气,对我也格外的关照。
和值班室相邻的是指导员办公室,北面靠窗的地方有两张木质的办公桌,桌面是用三合板定制的,由于日久天长,桌面都拱了起来,就像一块翘起的大煎饼。
刚刚调来的指导员姓李,个子高高的,胖胖的,是部队政工干部转业。报到那一天,他看到我拘谨的样子,和蔼地指了指对面的办公桌说:“你以后就在这里办公吧,缺什么用品告诉我,我安排人去买。”然后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工作的事情。在以后的工作中,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教我怎么搜集上报政保信息,怎么做专题的案件宣传报道,有的时候还要亲自给我把关,使我们所上报的信息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指导员工作水平很高,日常工作、生活中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那时候,市局每天都下发工作信息简报,出于保密的需要,由办公室统一印刷密封后邮发,每次收到信件后,指导员都是小心翼翼地用刀片把信封拆开,然后再反过来糊好放在窗台上,等我们向市局报送材料的时候,再把它们二次利用。那时候,我觉得指导员有些小气,好几次偷偷地把他的旧信扔到了废纸篓里。指导员不仅没有生气,还笑着把它们像宝贝一样地捡了回来。过了没有几天,指导员看完刚刚收到的简报,笑着说:“小王,你看咱们受到局里表扬了!”我接过一看,上面正是关于我们二次利用信封的事情,号召大家向我们所学习。我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就把它写成了《指导员和他的旧信封》的新闻故事,发在了《枣庄公安报》上。
指导员十分喜欢摄影,他有一台单反的相机,把我们工作、学习、训练、生活、侦破的精彩瞬间拍摄了下来,还有很多具有教育意义的案件资料。镇政府的大门口有两个木质的宣传栏,由于长时间没有人维护,已经十分破旧。指导员如获至宝地把宣传栏要了过来,找人做了简单的维修,买来了新闻纸、广告色,亲自设计了几张精美的海报,按照队伍建设、警容警风、违法案例和法律知识等版块进行了设计和制作。由于海报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成为我们派出所重要的宣传阵地,受到了周围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在街上逢集或者镇里召开村级、企业会议的时候,大家都把这里围得密不透风。后来,指导员亲手教给我如何设计排版,如何用排笔书写标题,定期制作和更新海报也成了我一项重要的工作。
记得有一次,局里要在我们所召开一次全市工作会议,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接到任务的时候,我们都十分的高兴,看到门口宣传栏的内容应该更新了,我就突然生了一个想法,和中学的赵老师和煤矿的刘主任联系,希望他们能够过来帮忙设计一下宣传栏。这两位老师是我在镇里工作时认识的,他们书法功力深厚,是做宣传栏的高手,镇里很多的大型展览和宣传活动的展板都出自他们的手笔。我把这个想法向指导员和所长做了汇报,他们十分高兴,就同意了我的方案。两位老师白天工作很忙,只能在晚上过来加班。领导派车让我把他们接了过来,简单地吃了点饭,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那的时候正是严冬,办公室里没有空调,老杨便从家里拿来一台小电炉让我们取暖。经过一夜紧张地工作,几张新颖美观、风格大气的海报终于完成了,上级领导看了都赞不绝口,夸我们工作认真扎实,所里的领导自然也都十分的满意。
我们镇位于滕州市的最南端,和薛城、微山接壤,位置偏僻,治安形式复杂,所领导的班子也是刚刚调整,张所长是原来市局治安科副科长,工作雷厉风行,还有魏副所长,外表文质斌斌,但心思缜密,办起案来严谨认真,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刑侦,还有赵副所长,个子不高,但短小精干,办起案子来也是毫不含糊。在这样一个充满热血和激情的班子的带领下,大家兢兢业业,破获了一大批积案沉案,很快就扭转了工作被动的局面。
转眼到了年底,干警们破获了一起特大系列入室强奸案件。罪犯嫌疑人曾经两次因强奸罪被判入狱、出狱后屡次做案,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十多名受害人都不敢报案,所以使嫌疑人一直逍遥法外。得到线索后,民警们多次到群众中暗访,并在冰天雪地里守候蹲守,终于将嫌疑人抓捕归案。这是新班子组建以来破获的第一起重大案件,周周群众都拍手叫好,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决心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
这一年的除夕,我在所里值班。夜静更深的时候,内屋里传来其它同事甜美的酣声,对讲机的座机里也偶然传来滋啦的信号声,还有外面传来零星的鞭炮声,使除夕之夜显得格外的寂静。
我拿了床被子披在身上,接了杯热茶,趴在桌上,文字就像汩汩的泉水一样从心底涌了出来。我结合了我们当地的一个白毛怪物的传说和案件侦破经过揉和在一起,创作出了一篇三万多字的刑侦文学作品。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着写的法制题材的作品,也为我以后的文学创作做了有益的探索。后来,这篇作品被收入了《新星》一书,由河南海燕出版社出版,刚刚创刊的《滕州日报》也进行了缩写和连载。
由于努力的工作,我很快就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聚在办公室里找我聊工作,聊生活,甚至是聊一些案子,为我提供了很多的写作素材,我采写的新闻报道作品陆续地在《人民权利报》《大众日报》《枣庄日报》等媒体发表了。记得有一次,魏副所长在外出办案时遇到一个青年人,看到他时目光总是躲躲闪闪。魏副所长凭着多年做刑警的经验,觉得这个人有些可疑,就暗中到路边一个小商店里进行打听,才知道他正是多年前的一个负案在逃的嫌疑人。魏副所长立刻上前追击,经过一翻的搏斗,终于将他治服。魏副所长勇猛擒凶的事迹被我写成了现场新闻故事,发表在了《枣庄日报》的周末头版上,还被评为了当年度优秀新闻作品。
1996年8月,辖区内的一个村的主任因为一个普通案件,觉得办案民警不公,就欺骗、煽动上百名群众到派出所“讨要说法”。接到信息后,所领导立刻研究了方案,召集全体干警开会,所长和指导员都做了简单的说明,并严肃地下达了命令:“面对不明真相的群众,万一发生冲突,我们只能进行劝说,绝对不能还手!”所里还和附近井亭煤矿联系,请求矿宣传科前来支援。9点多钟,在村主任的带领下,上百名群众拥进大院子,他们大吵大闹,辱骂办案民警,有些民警的脸被抓破了,肩章被撕掉了,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克制,手挽手地拦在办公楼前,对群众进行宣传和劝离。这群人闹了半天,扭头又冲进了镇食堂和会议室进打砸,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按照命令带着摄影师在二楼进行拍摄的时候也突然遭到了袭击,他们叫嚣着向楼上扔雪糕、瓜果和石头,使我们才不得不终止了取证。后来,这些宝贵的资料为抓捕护额处理犯罪嫌疑人提供有力的证据。
案件侦破以后,为了迅速地向社会公布案情的真相,消除不良的影响,我就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纪实报道,把干警们面对人民群众的误解坚持严守纪律、忍辱负重的精神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相继在《民主与法制》《大众法制》《通俗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在社会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记得那一天的早晨,我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在镇门口遇到了一个卖报纸的老人正向周围的群众宣传着什么,我感到好奇,就下来给他们打招呼,原来他正向大伙宣传刚出版的《民主与法制报》,我的作品正刊登在头版头条上。我立刻把报纸全买了下来,老人对我很好奇,我就笑着指着文章说:“这是我写的!”老人也很高兴,坚决不收我的钱。我把报纸带回了所里,民警们激动地说:“当时我们真的觉得很委屈,但今天看到群众们的理解和支持,这委屈也值了。”
在干警们的兢兢业业地工作下,我们的成绩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这一年,我们所被司法部授予集体三等功,我也被枣庄市局授予“优秀通讯员”的荣誉称号。
有一次,市局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指导员临时出差,就让我去参加,第一次见到了宣传科的万科长。我经常在《山东公安》和《人民公安》等报刊杂志上拜读过他的作品,他也经常在报纸中看到过我的稿件,或许这就是心有灵犀吧,他像老大哥一样握着我的手说:“今天先别走了,给局里帮个忙,我带你采访内保科的老大哥吕科长,你给他写篇报道!”我们来到了內保科,吕科长正在接待两个戴着鬼子军帽、穿着黑马褂的人,原来是《铁道游击队》剧组的导演,他们晚上拍刺杀汉奸黄二的那场戏,需要在城南王家祠堂博物馆里取景,请内保科给予支持。吕科长叫来了一个小伙子,安排好对接和保卫工作。等他们忙完,万科长便安排了我们的采访,吕科长说:“我们内保战线也有很多可写的材料,你过来跟着我干吧。”万大哥也很赞成他的提议,但是我考虑到我的工作刚见起色,所里的领导对我很好,如果这时候辞职了,显得我做人有些不地道了。于是,我婉言谢绝了。现在,我回忆起来还觉得这件事情有些惋惜,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任性,或许也就改变了命运的轨迹,可惜的是我失掉了这个机会,这就是命运吧!
回来以后,我根据对吕科长的采访,很快就写出了人物通讯《内保战线的老黄牛》,发表在了《枣庄公安报》上。后来,万科长被调到了《枣红公安报》做了总编辑,我们经常联系,他指导我写稿改稿,给了我许多的帮助。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穿警服的那段岁月还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段值得回忆和留恋的日子,生命中的那一抹橄榄绿,也成就了我人生中的一段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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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光慧,山东滕州市人,当代作家,书画家,中国当代名家艺术研究院院长,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文化促进会会员,中国国宾礼外事管理中心签约艺术家。从 1990 年开始发表作品,在人民日报市场报、半月谈、中国文化报、中国特产报、中国社会报、中国能源报、春城晚报、齐鲁晚报、大众日报、安徽商报、河南商报及《中华日报》(中国台湾)、《世界华文作家》(泰国)、《渤海风》(中国香港)等国内报刊发表各类文章 400 多件,出版《我们这个年龄》等专著,作品曾经获得文化部征文三等奖,选入多部文集,并被《河南大学报》《安徽大学报》《南昌大学报》等国内著名大学校刊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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