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伊朗的鲁迅”被哈梅内伊封杀

前几天，遇袭身亡满身血迹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来到亡者世界的门口。

门口坐着一个面色阴郁、眼神冷淡的男人。他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说：“我等你们很久了，欢迎来到没有审查的世界。”

他叫萨德格·赫达亚特，伊朗现代文学之父。

你没听过这个名字并不奇怪。即使在他的祖国，人们也不被允许知道他、了解他、阅读他。

2006年，哈梅内伊下令封杀·赫达亚特，包括限制或停止再版赫达亚特的作品。

这就是伊朗文学史上一个很讽刺的场景：国家把自己的文学之父关进了书柜。

不是供奉。是封存。

1 伊朗的鲁迅

在伊朗文学史上，赫达亚特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鲁迅。

他是伊朗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他写小说、写散文、写讽刺。他把传统波斯文学那种诗意的抒情，换成了一种冷峻、解剖式的现代写作。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说《盲枭》。这本书有点像什么呢？有人说像卡夫卡。有人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

其实更像鲁迅的《狂人日记》加《野草》。

阴郁，孤独，怀疑一切。他写人类的虚伪、社会的腐败、宗教的荒谬、传统的窒息。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文学气质，大概就是：

绝望的清醒。

这正是鲁迅式的气质。鲁迅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赫达亚特则更绝，他几乎认为人生没有意义。1940年代，他写下很多极端悲观的文字。最后在1951年，他在巴黎自杀。

死前他做了一件很文学的事：把门窗封好，打开煤气，然后躺在床上。桌子上留着一封信，大意是：不要怪任何人。

就这样，伊朗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离开了世界。这种结局，也很像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不同的是，鲁迅活着骂，赫达亚特选择离开。

2、为什么害怕作家

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国家会害怕自己的文学经典？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文学不是娱乐，文学是思想，而思想是危险品。

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其实是在讽刺整个中国社会。赫达亚特写小说，也是在解剖伊朗社会。

这种写作对权力来说有两个问题。

第一，它让人思考。第二，它让人怀疑。

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政权，都最怕这两件事。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让人读。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文化现象。伊朗有非常辉煌的文学传统。从中世纪的诗人到现代文学，本来应该是群星灿烂，但现实却变成了另一幅景象：

最有才华的人被封禁，最会歌功颂德的人占据版面。

古人有句话：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今天很多国家的文化生态也是这样：真正的作家在流亡，剩下的作家在领奖。

事实上，很多伊朗作家并不在伊朗。他们在巴黎，在伦敦，在柏林，在洛杉矶。

有人在监狱。

有人在流亡，有人干脆不写了。原因很简单：写作是一种危险职业，不是经济危险，是人身危险。

根据 PEN America 发布的《写作自由指数》，世界上关押作家、记者最多的国家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榜单。

第二名是伊朗，2024年有43人被关押。

这个榜单的前列，有些国家是君主制，有些国家是革命政权，有些国家自称民主。但他们在一件事上非常统一：都害怕作家。

这说明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文学的力量其实很大，大到足以让国家机器不安。

3、作家快跑

封禁文学，短期看好像很有效。不让写，不让出版，不让传播，貌似问题解决了。但长期看，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文化退化。

因为文学需要自由。

没有自由的文学，就像没有氧气的火，很快就只剩下灰。

于是社会上只剩两种写作。

一种是地下文学，偷偷写，偷偷读。另一种是官方文学，专门写领导讲话，专门写伟大时代，专门写民族复兴。这类文学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人真的读。

其实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沙皇俄国封禁作家。苏联封禁作家。纳粹德国烧书。

但那些被封禁的作家，反而留下来了。

今天世界上仍然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乔治·奥威尔，当然还有赫达亚特。

历史有一种幽默感，它会慢慢替文学报仇。

让我们回到那场想象中的会面。

哈梅内伊问赫达亚特：“你觉得文学真的能改变世界吗？”赫达亚特可能会摇头：“不能。文学改变不了世界。但它能让人看见世界。”

这是更危险的事情，因为当人看见了世界，他们就会开始提问。而所有的权力，最怕的不是反对，是提问。

最后有些好奇宝宝会对那个榜单的具体排名感兴趣。那就把排2-10名的国家列出来：

伊朗、越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白俄罗斯、埃及、俄罗斯、缅甸、古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