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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作为皇帝仁德宽厚是他的标签,后世人更愿意称他为千古仁君,这是对他的极力认可。
他的性格是后天环境促成的,真宗为他设置的资善堂教育,同样塑造着他的性格。那些“耆德方正有学术者”的老师们,不仅传授经史,更严令“不得于堂中戏笑”。所以他每天接触的都是文臣儒士,仁宗逐渐长成了一个知书明理、温和内敛,甚至有些柔弱的性格。
太后的垂帘听政的十几年间,太后的强势和对权力的掌控无形中给仁宗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长期的克制和畏惧心里同样影响着他后来的性格变化。太后虽然强势但也是明事理之人,她在听政期间维持了政局的稳定,也为仁宗提供了完整的帝王教育。她深知皇权的边界,拒绝了称帝的诱惑。这种“垂帘而不篡位”的克制,本身就给少年仁宗上了一课——权力是可以被约束的,也是应当被敬畏的。
书中记载这样两个个故事某夜,仁宗因失眠而感到饥饿,很想吃烧羊肉。但他忍着没有下令,直到第二天早朝后才告知近臣。近臣不解:“何不降旨索取?”仁宗答曰:“比闻禁内每有取索,外间遂以为制,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另一则故事中,他在御花园散步时屡屡回头,却一言不发。回宫后急唤热水,嫔御问其为何不在外取水,他说:“吾屡顾,不见镣子(掌管茶水的宫人),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
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仁宗时刻为他人着想,宁愿委屈一点自己也不愿意让别人受罚,能够克制自己去体谅别人,这种将个人欲望置于制度后果与民生疾苦之下审视的习惯,构成了他“仁”德的基石。
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收录了七则仁宗事迹,其中“不喜珠饰”尤为典型。仁宗与宫人们游园,宫人们争相佩戴昂贵的珍珠首饰,以期获得皇帝青睐,唯独张贵妃戴着玉冠。仁宗问其故,贵妃答曰:“彼皆珠翠,妾玉冠,所以别之。”仁宗面露不悦:“不若以金珠为饰,则与众人同矣。”贵妃无奈,只好换上了普通的首饰。这也说明仁宗对奢华的反对态度崇尚节俭,他不希望个人的偏好成为价值扭曲的流行。
在仁宗时代文化和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仁宗在位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最密集的时间段,几乎我们所熟知的宋朝文学代表性人物都在这里。比如唐宋八大家,宋朝六位都在这个时期,北宋五子思想家,史学家司马光,范祖禹,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科学家沈括等等。史评:“仁宗之世,君子满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全国户数达到一千一十六万户,远超汉唐盛世的峰值。天圣元年,北宋政府在成都设置益州交子务,正式发行“官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四大发明在仁宗时期得到了大面积的应用,在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不断的改进。
在对外关系上,仁宗同样贯彻了“以和为贵”的思路。对西夏的战争,虽最终签订和约,以每年“赐”予银、绢、茶等大量财物换取元昊称臣。在宋朝一贯的重文轻武的贯彻下,军队战斗力不足,武将的稀缺和经验不足使得宋朝军队战斗力非常低。
他的个人品德与政治宽容,他就像“皇帝中的异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正践行儒家理想的君主。
他是真正称得上“仁”这个字的皇帝,他用41年的时间,让百姓生活更加的富足,让国家很安定几乎没有战争的平稳过渡。
嘉佑八年仁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京城”罢市、巷哭数日不绝;乞丐、小儿都到宫门前烧纸痛哭;纸烟蔽空、天日无光。辽道宗耶律洪基抓宋使手号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下令举国致哀三日,为仁宗建衣冠冢。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仁宗御容如祖宗,年年祭拜。
这也是中国史上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皇帝,就是他宋仁宗赵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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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赵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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