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和俄国的历史学界，都认为《尼布楚条约》是自家吃亏？

在翻阅清朝和沙皇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相关资料时，我发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历史奇观：中国和俄罗斯的历史学界，居然都拍着大腿，一口咬定在这份条约里，是自己家吃了大亏！

中国的历史学者大多认为，清朝在武力占优的情况下做出了巨大让步，放弃了对部分争议土地的主权，把贝加尔湖以东、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土地拱手让给了俄国；反观俄罗斯的历史学者，他们的结论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尼布楚条约》绝对是一份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理由是俄罗斯人辛辛苦苦“开发”了黑龙江流域，结果沙皇因为忌惮清廷的武力压迫，被迫在谈判桌上割让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

同一份条约，两边都觉得丧权辱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想看懂这场冲突，我们先得理清当时的地缘格局。

当时的俄罗斯，在西欧诸国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穷乡僻壤”。为了搞钱，俄罗斯人盯上了一门暴利生意——毛皮。他们听说乌拉尔山的另一头，有着数不清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些动物身上的毛皮在欧洲市场上被称为“软黄金”。于是，从16世纪后期开始，俄罗斯人就像发现了新大陆的淘金客一样，越过乌拉尔山，一路向东狂奔，接连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和喀山汗国。大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这群满脸胡须的哥萨克探险家，已经悄无声息地摸到了黑龙江流域。

对这群俄国人来说，这里是充满财富的处女地。但对当时的中华帝国来说，外兴安岭一带完全就是个“北极”概念。

我得说句实话，很多朋友对地理的感知并不敏锐。大家可能觉得外兴安岭南北的气候差别不大，却忽略了来自北冰洋的致命寒流。即便是被山脉阻挡了一部分，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区域在一年中也有大半时间被冰雪覆盖。因此，几千年来，中原王朝对这片苦寒之地始终缺乏深入经略的兴趣。

当俄国人带着火枪出现在黑龙江边时，满洲女真正忙着入关跟明军死磕。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清廷的精力全都被平定三藩、收复台湾这些内部事务牵扯着，根本腾不出手去管极北之地的几个俄国堡垒。这就给了俄国人从容殖民的空档。

直到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后，康熙大帝才终于腾出功夫，把目光投向了北方边疆。于是，大名鼎鼎的雅克萨之战爆发了。

但这里有个关键细节：当时无论是大清还是沙俄，谁都不想把事情闹大。康熙的心头大患是正在疯狂扩张的准噶尔蒙古，打俄国只是为了稳定后方；而彼得大帝那边，正忙着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西线死磕。两边在冰天雪地里过完招，发现对方都是难啃的骨头，于是双双默契收手，决定坐下来谈。

要真正理解《尼布楚条约》的份量，我们得先把时间稍微往前倒一点，回到一个极其关键的节点——1640年代。宋念申老师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魔幻年代。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欧洲打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终于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这个条约极其重要，它把欧洲以前那种教权高于皇权、领土像拼图一样碎裂且犬牙交错的中世纪形态彻底打碎，第一次确立了我们今天无比熟悉的“主权国家”概念。每个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享有最高且平等的权力。

巧合的是，同一时期的欧亚大陆东端，清朝强势崛起。清朝接管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明朝2.0版本。当时的东亚，国家形态同样复杂得让人眼花缭乱。中原王朝主导着一套以礼仪和朝贡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再往南看，东南亚盛行着“曼陀罗体系”，也就是一个核心大国周围围着一圈小附庸，边界极其模糊且随时伸缩。而清朝不仅要处理中原的朝贡关系，还要融合满、蒙、藏等多元政治实体。

你能想象吗？在17世纪以前，全世界几乎没有人认为国家必须是一块拥有绝对边界、画在地图上色块分明的“地缘实体”。历史充满着偶然的化学反应，正是东西方在同一时期的剧烈重塑，为后来的相遇埋下了伏笔。

既然是平等谈判，为什么后来中俄双方都觉得自己亏到了姥姥家？这就牵扯到历史学研究中非常有趣的一点：后人的情绪滤镜。

咱们先看中国这边。很多朋友对《尼布楚条约》的定性感到不甘心，根源在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经受了太长、太惨痛的百年屈辱史。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受害者叙事，深深烙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习惯性地把近代的屈辱往回倒推，看到《尼布楚条约》中没有把贝加尔湖以东全部划归大清，就立刻条件反射地认为：“看吧，又是我们在让步！”

但事实就是如此吗？

宋老师在书中提供了一个极其振聋发聩的观点：我们不能把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单向的碾压或纯粹的委屈。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清朝其实是一个非常主动的国际局势参与者。

换句话说，在这场早期的全球化碰撞中，中国绝非被动挨打的木偶，而是熟练运用新规则的高端玩家。

读懂了《尼布楚条约》背后的逻辑，我们再回头看今天的世界局势，很多事情就会豁然开朗。

近几年，大家是不是经常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平时满嘴仁义道德、规则秩序的超级大国，一旦触及自身利益，立刻撕下伪装，上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中东、在东欧，双重标准玩得飞起。很多人愤愤不平：说好的国际法呢？说好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呢？

在播客对话中，宋念申老师提到了一个极其精辟的例子：近代所谓“航海自由”的国际法基石，最早是由荷兰学者格劳秀斯提出来的。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普世、特别伟光正？但真实背景是啥？是格劳秀斯为了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合法打劫葡萄牙商船洗地，硬生生造出来的理论！所谓“航海自由”，前提是你得有船。对于那些连一艘远洋帆船都没有的弱小国家来说，你跟他谈大洋上的航海自由，简直就是地狱级的黑色幽默。

当英国人强大起来，想用“航海自由”去荷兰人的地盘做生意时，荷兰人立马翻脸，掏出合同法说：“不好意思，这片海域我们垄断了。”

如果我们带着这种“殖民现代性”的残余逻辑走向未来，当中国变得足够强大时，我们拿什么来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和平愿景？如果我们脑子里依然是那种“赢家通吃、胜者为王”的狭隘史观，我们提出的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的宏大愿景，在别人听来，自然就会觉得缺乏信服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跳出单一的视角，去读一读《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历史学家不能预测未来，但他们能帮我们找回失落的“备选项”（Outside Option）。当我们发现世界曾经是多中心的，当我们看到中国在几百年前也曾以一种非殖民、非掠夺的方式优雅地参与全球秩序重塑时，我们就会拥有底气去相信：人类走向现代化，绝不只有西方那一条充满血腥与资本倾轧的老路。

最后，我想说，《尼布楚条约》的所谓“吃亏”，不过是后人站在各自的狭隘利益里，对着历史做出的情绪宣泄。当我们站到全球史的高度，拨开那些民族主义的迷雾，看到的其实是人类在混沌与冲突中，努力寻找共存之道的伟大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