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最稳的政权，为什么在东南沿海｜从《太平年》看历史

在五代这样的乱世格局中，吴越如何借助海洋与地缘结构维持一隅太平。另一方面，《太平年》没有只写权力更替，而是通过冯道、桑维翰等人物，提出一个更难的问题：当正当性摇摇欲坠、当“兵强马壮者为之”成为现实，人是顺势而为，还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剧中的冯道被塑造成一个“尽人事”的形象，而正史里的冯道却是极端务实主义者。历史事实与历史精神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这部剧最值得讨论的地方。乱世之中，到底什么才算“务实”？什么又算“持守”？

何必：

和中原的五代这么纷乱复杂的更迭相比，其实吴越钱氏是整个五代十国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政权。从公元900年前后，钱镠被封为吴越的节度使开始，一直到纳土归宋。整个家族三代持续了78年，是整个五代里面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权，钱家又以这个保境安民著称。

孟庆延：

我觉得这也是《太平年》里面着力呈现的，聚焦乱世中如何治太平。

何必：

剧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吴越在海上贸易方面非常发达。这背后有一个原因：吴越的北面，仅隔着太湖，就挨着南唐，从原来的吴政权到后来的南唐政权。南唐是当时江南、淮南地区最强大的政权，一度被寄希望于能够恢复中原、复兴李唐。所以吴越一方面要侍奉中原，一方面又面临南唐可能南北夹击、吞并自己的风险。

另外，这部剧里孙泰真家族的虚构设定很有意思，它少有地涉及东南地区面向海洋的活动。钱镠出身贩私盐，长期与海上经济活动关系密切。钱氏家族通过海洋贸易获得重要经济来源，也为后来杭州市舶司、宁波市舶司奠定了基础。施老师，您怎么看剧里呈现的这种中国古代少见的海洋贸易关系？

施展：

首先，剧里出现杭州市舶司，其实是一个史实上的错位。市舶司是宋代才正式建立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面向。从朝廷角度看，古代中原王朝一直对海洋力量保持警惕。因为传统统治方式是“编户齐民”，把人固定在土地上，便于管理。而海上流动性强，你抓不住，也难以控制，所以朝廷天然对海洋力量心存防备。

但从民间角度看，又是另一回事。越往东南走，地理条件越特殊。剧里提到福州方向要打仗。实际上，从宁波往南开始，平原越来越少。

孟庆延：

宁绍平原，再往下就是温州、丽水、台州。

施展：

基本都是山区。再往南是武夷山，一直到福建沿海。这些地区山多地少，可耕平原往往在海边，被山包围，面积很小。而且这些平原之间，陆地交通比海上交通还困难。剧里也呈现了，从陆路运粮去福州非常费劲，不如走海路。所以必须依靠海上力量。

对于东南沿海这些小平原上的人来说，要活下去，单靠农耕不够。如果人口少还行，但经历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甚至后来的金人南下，人口不断南迁，南方人口越来越密集。当人口密度超过土地承载能力，农耕养不活人，唯一出路就是下海。剧里的“黄龙社”，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隐喻或预言。

到了宋元时期，人口更多，海上贸易传统逐渐形成规模。海上贸易有个特点，它一定是远距离贸易。距离越远，利润越大。近距离商品不稀缺、价格透明，赚不了钱。但远距离贸易风险极高。你到陌生之地，如何确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信用机制如何建立？

关键就在东南沿海的宗族结构。山区地形让人们聚族而居，形成强大的宗族系统。北方宗族往往被战争与王朝力量打散，反而东南沿海更容易保存宗族。当人口增加，被迫外迁，这些人把宗族关系也带出去，形成跨地域的宗族网络。宗族网络成为远距离贸易的信用基础。

到了宋明时期，人口压力迫使更多人下南洋。而到了明清实行海禁，本意是控制东南沿海社会，但结果反而产生悖论——人们为了生存，被迫更大规模地出海、下南洋。于是，王朝越想收紧控制，东南社会反而越发弥散到中原以外，大南洋地区由此逐渐形成。

《太平年》塑造的历史精神：乱世之中，知其不可而为之

何必：

说到这部剧对历史的改编和虚构，我觉得可以回到几个具体人物。争议比较大的一个是冯道。历史上他历仕四朝十帝，但好评极少。但在这部剧虚构的“开封十日保卫战”里，我们看到一个老成持重、忍辱负重的老臣形象。

施展：

而且对人心世道的把握极为精准。

孟庆延：

对。我记得我看冯道那段时，有条弹幕说“这让人想起李鸿章”。确实有点像——忍辱负重，背了一世骂名。但李鸿章至少还有人说：很多条约不是他签的，他也确实做了不少事。冯道就很复杂。历代史官、史家对他的评价总体很差。比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提到冯道三次，几乎都在批评，说他没有大节，没有忠义。

何必：

我印象很深的是冯道早年的一件事。后唐末年，李从珂攻打李从厚，打赢后要进京称帝。冯道对中书舍人说，可以拟旨劝进了。对方说，再怎么也得有当朝太后的旨意，程序上得走一遍。冯道说了一句名言：“务实一点。”王夫之对此大发议论。

孟庆延：

他特别生气。他说，冯道这句“务实”，是对“务实”二字的极大贬低。在我们今天看来，冯道的“务实”很容易理解。局面都这样了，就别折腾了。但王夫之说，这不叫务实。什么叫务实？面对不利情境，在情理上觉得大节将亏，你仍然要把该做的努力做完。尽人事，听天命。王夫之说，人事还没尽，你就开始听天命了。

第二，他解释什么叫“实”。他说，“实”是人性中的本性。贪婪、虚荣、计较眼前得失，都是人的本性。冯道所谓的“务实”，不过是顺从人性中那部分趋利避害的本能。面对恶的本性，你没有先做该做的努力，反而直接屈从。

我为什么提这个？因为今天我们特别容易理解冯道。哪怕剧里不拍“十日守城”，我们也会觉得他可以理解，“局面都这样了，就顺势而为吧”。但在王夫之看来，这不叫顺势，这是未尽人事便听天命。

不过剧里的冯道，反而更接近王夫之理想中的形象。剧里他是“做过”的。正史里的冯道，并没有。剧塑造了一个明知不可为却仍然去为的形象。比如开封守城那段。契丹南下，石敬瑭已知大势已去，众人争论还要不要守城十日。很多人说都这样了还守什么？

冯道坚持要守。甚至整顿吏治，新任开封府尹面对人去楼空的衙门，下属问都这样了还干吗？他说，结果如何不重要，该做的事要做完。这其实是剧的精神内核。就像一家公司马上要破产了，你还上不上班？

剧想表达的是：天下仍承载某种道德秩序。在乱世中，人如何自处？比如姜维。他难道不知道北伐难成？却仍然北伐。不是倔，而是“在其位，尽其责”。做不做是一回事，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剧中的冯道就是这种逻辑——生逢乱世，该为仍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施展：

而且剧里的冯道、桑维翰，他们的努力都包含对未来的期待。他们知道乱世不可持续。要恢复秩序，必须重建世道人心。桑维翰说是他卖了幽云十六州，但谁敢替他洗白，就杀。因为只有承认错误、保留道德判断，未来才可能重建秩序。

孟庆延：

所以剧中人物塑造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帮助我们理解：在非太平年里，人要不要持守？是彻底躺平，还是仍然做事？如果看正史里的冯道，你会发现他远没有这么高大。正史里的冯道，是超级务实主义者，“来都来了。”别守城，别等程序，直接劝进。但剧的好处就在这里，它不一定还原史实，却塑造了一种历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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