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5”愈发困难且得不偿失，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4”时代！　

内容提要：

2026年李强政府工作报告首设GDP增长目标4.5%-5%，35年来首次低于5%，标志我国进入“4”时代。保5愈发困难，因房地产危机、地方高负债（含隐性债）、消费疲软、产能过剩、青年失业率高及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目标下调后，政策转向调结构、托而不举，消费刺激与房地产支持减弱，经济增长将发生四大深刻变化。

一、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为4.5％到5%，这是35年来首次低于5%。

202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宣布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是我国35年来首次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以下，标志着长期“保5”时代正式转向“4”时代。

报告明确，这一区间目标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的务实选择，与2035年远景目标（人均GDP较2020年翻一番）总体衔接。李强强调，实现该目标具备有利条件，但各地区要结合实际，通过扎实工作争取更好结果。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

历史上，我国经济增长目标曾两次设定区间（2016年6.5%-7%、2019年6%-6.5%），实际增速通常落在或略高于下限。此次4.5%下限为近35年最低，远低于过去“5%左右”的刚性目标。一些国际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实际增速约在4.3%-4.8%之间。

此举传递清晰信号：我国经济已进入增速放缓的结构性转型轨道。过去30余年，除疫情特殊时期外，我国始终全力“保5”，以高增长化解矛盾。但当前外部不确定性加大、内部结构性问题积累，单纯追求速度已不可持续。官方学者指出，设定区间是为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留有弹性，引导各方聚焦高质量发展而非盲目冲速度。

李强在报告中坦言，近年来我国很少遇到“如此严重和复杂的情况”，外部冲击与国内挑战叠加。在此背景下，下调目标并非消极，而是主动适应新常态，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这一历史性调整，宣告我国经济增长正式迈入“4”时代。

二、为什么将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到5%以下？因为保5%越来越困难并且得不偿失。

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5%以下，根本原因是“保5”已越来越困难且得不偿失。高速增长曾能掩盖矛盾，但如今积累的问题已使高增速成为不可持续的负担，强行保5只会引发低效投资、数据注水等短期行为，最终损害长远发展。

首要挑战是严重的房地产危机。

房地产占GDP比重曾高达25%以上，当前仍处于深度调整期。2025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持续下滑，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多地楼市库存高企。强行保5%会迫使地方政府继续依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资，但这已难以为继，反而加剧泡沫风险。

其次，地方政府高负债问题突出，包括公开债和隐性债务。

2025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54.82万亿元，全国政府债务总额约96万亿元。尽管2025年发行2万亿元再融资债券，各地自称超82%融资平台退出，经营性金融债务下降超74%，但存量压力仍大。隐性债务显性化后，地方偿债负担加重。若强保高增长，地方政府或继续违规举债，埋下系统性风险隐患。报告明确“风险防范化解”排位下降，显示政府已通过前瞻调控减轻担忧，但高负债仍是硬约束。

第三，国内消费疲软。

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信心不足，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难以提升。2025年“以旧换新”政策虽带动汽车、家电销售，但边际效应递减，年初车市已现低迷。青年就业难进一步拖累消费：2025年12月16-24岁不含在校生失业率16.5%，虽连续下降但仍处较高水平，高校毕业生1222万人创纪录，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消费不振使内需难以替代出口，保5%难度倍增。

第四，产能过剩与推动物价回升的压力并存。

部分行业（如钢铁、新能源）产能利用率偏低，价格下行风险大。CPI目标2%左右，显示政府希望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但强刺激不一定能推动物价反转，但一定会加重资源错配。外部逆风下，出口虽强劲，但难以持续拉动整体增速。

最后，潜在增长率自然下降。

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红利逐步消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使潜在增速回落至4%左右。国际机构测算，我国长期潜在增速已降至约3%-4%区间。强行保5%会透支未来，引发低效投资、环境压力和债务积累，得不偿失。

因此，下调目标是深思熟虑的现实选择。它避免地方政府盲目追高、防止短期行为，为结构调整留点空间。报告强调“各地区结合实际”，正是防止“一刀切”保5的务实之举。进入“4”时代，并非放弃增长，而是以质量换速度，实现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三、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普遍，外部发展环境越来越差，弃5%为4%既实事求是也符合经济规律。

外部环境恶化是下调目标的重要外部原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等国关税壁垒升级，我国出口虽保持韧性，但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单纯依赖出口保5%已不现实。

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很少遇到如此严重和复杂的情况”，外部冲击与国内挑战叠加。2025年中美经济紧张升级，实际新增关税30-40%（低于此前60%预期），但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扰动。外资机构认为，在缺乏大规模刺激情况下，出口将继续是关键引擎，但难以独力支撑5%增速。

贸易保护主义已成全球趋势。美欧对华电动车、光伏、钢铁等领域设限，印度、东南亚部分国家也加强本土保护。地缘政治风险、供应链重构使我国出口面临更高不确定性。尽管2025年出口超预期、多元化成效明显，但长期看，国际贸易平衡压力增大。

在此背景下，弃5%为4%既实事求是，也符合经济规律。过去依赖出口+投资模式已遇瓶颈，外部环境逼迫我国转向内需主导、结构优化。

这一调整符合规律：经济体量越大，增速自然放缓是普遍现象。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类似阶段均经历增速下台阶。保5%需付出高昂代价（如债务扩张、资源浪费），而4.5-5%区间能为高质量发展留空间。出口强劲但结构失衡，侧重国际平衡与内需增长更务实。

总之，下调目标是主动适应外部变化的战略选择。它避免被贸易摩擦拖累，引导政策聚焦国内大循环与新质生产力，符合经济规律与长远利益。

四、GDP目标调降之后，我国从上到下的经济政策发生四大变化。

GDP目标调降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保速度”转向“调结构、促改革”，具体体现为四大变化。

一是临时性保增长的政策将减少，中长期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和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将增多。

过去为保5%，常出台短期刺激措施。如今信号明确：不再走投资+出口、基建+房地产老路。政策将围绕结构失衡再平衡发力，支持新质生产力、科技自立、绿色转型；不利领域（如低效产能）将被约束。报告强调“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各地需结合实际，避免盲目冲速度。这将引导资源从传统领域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政策正式进入托而不举模式，不搞大水漫灌。

财政赤字率4%、地方专项债4.4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均无明显增量，低于市场预期。多出2300亿元赤字仅随GDP水涨船高，并非强刺激。只要不发生大风险，就不会新增大规模增量政策。准财政工具虽加大，但精准导向“两重”“两新”。这一模式避免过去“大水漫灌”导致的债务膨胀和资源错配，体现“托底”而非“托高”。

三是消费刺激力度减弱。

今年以旧换新特别国债2500亿元，比去年减少，边际效应已递减。家电、汽车等消费品基本换新完毕，短期难再靠补贴拉动。新办法有限，只能依靠科技创新、新产品催生新需求。政策将更多转向就业优先、收入提升、消费环境优化，而非单纯补贴。这倒逼企业创新、产业升级，长期利好消费结构优化。

四是房地产刺激政策将低于预期。

市场期待的财政贴息未落地，仅“鼓励”收储存量房作保障房，无强制措施，全靠地方自觉，楼市僵局难快速打破。政策重点转向保障性住房建设与“房住不炒”，而非刺激需求。这将加速房地产去杠杆、转型，但短期销售压力仍存。

总体来看，今年经济增长将呈现“K型复苏”：科技、绿色、高端制造等领域加速，国家资源更多投向“星辰大海”；传统领域、民生日常投入相对减少。全面牛市难现，但结构性机会增多。地方政府从“保增长”转向“促转型”，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民众从速度红利转向高质量生活红利。

进入“4”时代，是我国经济成熟的必然选择。它虽告别高速神话，但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只要政策精准落地、改革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必将行稳致远，在新赛道上实现更可持续的增长。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