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今天的灾难，就是白左当年种下的祸根

答网友问题：

为什么极端宗教保守的霍梅尼，

居然是“白左之都”巴黎一手捧出来的。

2010年代，在美国的中东战略随着伊斯兰国的兴起而陷入低谷期的时候，著名埃及裔美国左翼学者夏迪·哈米德（Shadi Hamid）曾经出版过一本很特别的书，名叫《伊斯兰例外论》（英文名：Islamic Exceptionalism: How the Struggle Over Islam Is Reshaping the World）。

该书采用历史学的视角进行阐述，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运行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由于创教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伊斯兰世界的许多生活规则，被以钢性的圣训方式锁定在了教义当中，形成了所谓“沙利亚法”，这使得伊斯兰世界极难完成西方世界那样自发的近代化和世俗化，因为这在教义上是不被允许的，在宗教语境内部，伊斯兰世界的改革派、温和派永远战胜不了保守派和激进派。

哈米德的上述观点可谓洞见深刻，分析是很中肯的。但我看了该书之后，觉得特别有问题的是，哈米德对中东世界走向现代文明国家开出的那个药方。我觉得，这个药方实在是太蒙古大夫了，但凡作者的脑子和良心能长一个，都说不出这样胡话。

这哪是药方啊，这分明就是潘金莲喂药。

因为哈米德论证说，西方完成近代化的步骤，是先完成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实现每个个体的自由主义革命，然后再推动政治改革或者革命，实现民主制度。

也就是说，如果把民主和自由比作人的两条腿，西方是先迈出了自由这条腿，然后才带动了民主。得到大多数选民都具有了足够的自由主义素质了、再稳妥的推进民主制，选出的政府也就自然是一个保障自由的现代政府了。

但哈米德觉得，如前所述，伊斯兰世界因为无法完成世俗化启蒙，所以不能强求个体的普遍被启蒙与自由主义觉醒。所以这个进程应该倒过来，先发生政治变革，实现民主制度，然后再追求的社会的世俗化与自由主义启蒙。

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一堆教士和信众的中东世界，搞一人一票普选了，选上来的往往都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乃至伊朗的霍梅尼这样极端保守派，恨不得以教法代替宪法的那种，那怎么办呢？

哈米德打包票说：没关系，这种极端宗教保守派一定的搞不好经济的，搞不好经济就会民怨沸腾么，民怨沸腾下一次这一派就得不到选票，等类似的宗教保守主义派别换上几次，中东的老百姓就会渐渐明白了么，还是得选那种世俗化的自由派上台，这样民主就可以倒逼着中东实现思想的启蒙与自由化。民主的好处不就在于可以试错么？

所以哈米德说，那种认为伊斯兰世界必须复制西方“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世俗化”进程的思想，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在他的构想中，伊斯兰世界完全可以先民主、再启蒙、最终实现自由化。

所以哈米德的方案，是畅享伊斯兰世界“例外”，在自由和民主两腿之间，先迈出民主的一步，以民主来带动自由。

该书问世之后，曾经被西方左翼学者认定为是理解当代中东政治动荡的必读作品，曾入选《新政治家》的年度选书。

但是，抛去左翼给它的溢美之词，实实在在的分析，你会发现哈米德的论述是非常有问题的。

可能是因为在美国呆久了的缘故，哈米德在论述中把四年一度的选举，媒体的新闻自由，都想象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种背景下，未经自由主义启蒙的广大未开化民众，选出一个极端宗教保守的政府，似乎确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媒体可以公开批评，总结教训、反思，凝聚新社会共识么，这样等下一次选举、下下次选举，可能极端保守派确实就能被选下去了。

可问题是，刚性的、被各方严格遵守、没有舞弊的选举制度，和公正、自由的新闻舆论环境，这恰恰是最考验现代国家成色的两件难事，它是国家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前提，连美国都不能保证能完全达成。从中世纪宗教社会开始蹒跚学步的中东社会又怎么可能一步就位，保证达成呢？

何况，哈米德畅享的这一套，不就在伊朗有活生生的实践么？

上世纪60-70年代，伊朗巴列维王朝发动白色革命，在提振国家经济水平的同时、引导伊朗社会移风易俗，走向世俗化。显然是在自由与民主的两条腿之间，选择先迈出自由这一步。

但是巴列维王朝的改革在当时是备受批评的，不仅在伊朗，在全球都是如此——而且今天想来非常奇怪，批评巴列维王朝的声音，不仅来自霍梅尼这样的极端宗教保守派，更有许多西方左翼力量。比如霍梅尼和他的教士团体就长期流亡在欧洲白左的大本营法国巴黎，与一堆白左大V长期互动场合，当年的霍梅尼在巴黎大谈什么伊斯兰女权，搞得一众欧洲女权主义者芳心暗许。

后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现代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亲自前往德黑兰并在法国左翼媒体上赞美这场运动。肉麻的吹捧霍梅尼是一个引领“精神政治学”的领袖，是挑战现代西方理性霸权的英雄。他将这场革命描述为“由于某种极其古老的东西而产生的一种极其现代的意志”。

在福柯的领唱下，西方左派一时间简直把霍梅尼想象成了“中东的甘地”，他们鼓噪声势禁止美国出手干预。当时的美国总统又刚好是最具左翼理想主义情怀的卡特，居然言听计从，于是最终导致了伊朗之后的人道悲剧。

西方左翼与霍梅尼的蜜月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霍梅尼政权逐渐露出獠牙，开始大杀伊朗国内的左翼知识分子、乃至伊朗人民党才真正结束。

但是为什么“白左”会对明火执仗搞宗教保守的霍梅尼有这么大的好意呢？

其实读了哈米德的《伊斯兰例外论》你就理解了。哈米德说，由于中东世界的教法锁死了启蒙主义的通路，所以在民主和自由这两条腿之间，要先迈民主这条腿，而不是自由。

无独有偶，西方左翼一直是推崇民主远远多余自由的，甚至没有哈米德诚实，他们中很多人一直尝试否定欧洲历史上先发生的是自由主义革命。反正甭管这个国家国民素质咋样，有没有被自由主义启蒙过，赶紧先民主就一切都好了——这一点恰恰和霍梅尼一拍即合，后者是深知以伊朗当时民众的普遍认知，真一人一票肯定是选他不选巴列维的。于是白左和教士，在1979年的伊朗就这样完成了一次诡异的“神圣同盟”。

而之后的伊朗故事，可以说是哈米德构想的大型历史实践——事实证明，当中东的宗教保守势力将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他们不会像哈米德所构想的那样，乖乖被选下去，恰恰相反，由于民众本来就未经启蒙，易忽悠好骗，而媒体生态又遭到了破坏，所以这种国家很容易发生错误归因——为什么经济搞不好啊？因为美国的封锁，因为我们信仰还不够虔诚，于是伊朗反而向着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排外的深渊一步步滑落了下去。结果就是四十年后，很多伊朗人甚至已经忘了他们手中的选票本来不是为了取悦神明，而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让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而投下的。

所以伊朗的失败，不仅仅是霍梅尼主义的失败，也是哈米德思路的失败，更是盛极一时的西方左翼思潮的失败——事实证明，一个前现代国家想要走向现代化，在自由主义的启蒙、与一人一票的民主实践之间，就是必须先迈动前一条腿。必须先保证每个、或者至少大多数民众拥有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自由与权益的基本素质，然后才能给于他们主宰国家命运的权力，一群未经启蒙、未经教化，认为沙利亚法就是好，女性就是不该拥有受教育权和独立人格的中世纪教徒选民，选出来的政权一定是极端宗教保守主义的，且这个灾难性的进程一旦开始，就很难回退。

跳出伊朗，遍观整个中东的历史，你会发现，近代的通路恰恰存在于复刻西方的历史，在“自由”与“民主”的两腿中，优先迈动前者，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恰恰是因为凯末尔选择了先依靠政府强权强行推动社会的世俗化、自由化进程，让现代民主法治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然后再授予民众投票权。而近年来，土耳其在埃尔多安治下被普遍认为发生宗教保守主义的倒退，也是自由的进程没有赶上民主的步伐——冷战之后，受到西方在左翼思潮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土耳其的世俗化、自由化进程遭遇停滞，于是宗教保守和民粹主义的打着民主旗号死灰复燃，吞噬了凯末尔改革的诸多成果。

所以伊朗发生的事情，对于整个中东来说，也许并非是一个偶然，伊朗、中东乃至当今世界上很多地方遭遇的困局，与全球左翼思潮的再度涌起是高度联动的——当人们忘记了自由主义的启蒙对于人类迈入现代社会有多么重要，开始如哈米德一般想当然的虚构一个以民主的左腿带动社会前进的“乌托邦”的时候。各式各样的霍梅尼们，其实就都在返程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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