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式婚姻里，清代文人如何谈情说爱？

“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

传统诗词里描摹的中式婚姻，总带着一份相敬如宾的温柔。可在当下的视角里，提起帝制时代的婚姻，我们总习惯性贴上“礼教束缚””父母之命““包办婚姻”的标签，仿佛那些岁月里的夫妻，只剩被规训的无奈，没有真实的情感。

汉学家卢苇菁教授的新作《执子之手》，却打破了这份偏见。她通过对清代现存文人诗文手稿的大量检索与分析，从一封封书信、一首首唱和诗、一幅幅手卷里，打捞起清代文人夫妻的真实情感世界。书中不谈空泛的历史框架，只讲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让我们看见：在包办婚姻的外壳下，帝制时代的男女，尤其是那些有才情的女性，如何在礼教的缝隙里，培育爱意、坚守自我，活成了婚姻里的主导者。

这本书从不是为传统婚姻翻案，也不回避与否认传统婚姻与帝制时代中个体在宏观时代背景之下的挣扎与痛苦，而是让我们跳出非黑即白的评判，看见制度之下，最鲜活的人性与最真实的温情。

《执子之手》

2026年2月

闺房书案，才女的自我与坚守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印刷业的繁荣，使江南地区逐渐形成独特的“才女文化”，部分女性得以接受系统的家庭教育，一些女性甚至在环境与资源的激励下开始自学诗文。

文史知识成了她们表达自我的语言工具。在柴米油盐、婆媳纠葛、礼教规训交织的闺房里，一方小小的书案，成了她们安放内心、镌刻情感的专属天地。

卢苇菁用一个个真实个案，让我们看见这些知识女性的婚姻模样：金礼嬴与王昙离群索居，以诗书相伴，把日子过成了独属于二人的“隐秘生活”；郭润玉与李星沅将日常联吟的诗作汇编成集，文学不仅是爱好，更是二人的人生旨趣。教育搭建起夫妻间深层的精神桥梁，也让佳偶婚姻，成为清代婚姻里真实存在的模样。

这份女性的学识，在家庭层面，更有着实实在在的价值：她们能担起子女的启蒙之责，也能从医书中习得护理调理的知识，成为照料家人的重要支撑。而当婚姻出现裂缝，这份才情，更成了她们表达与抗争的底气。

徐德音以诗歌调笑讽刺，将对丈夫的劝诫与不满藏进字句；陈蕴莲以诗画记录自己为夫家的付出，也写下被辜负的创伤，把私人的悲喜，变成了能被后世看见的历史。这些文字与图像，既是情感的出口，也是尊严的见证。

当然，卢苇菁也没有将教育过度浪漫化。她如实记录着另一种现实：当女性的才情不被丈夫与家庭理解，这份与众不同的学识，反而可能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礼教之下，夫妻间的相亲与相处

传统文学里，月亮总与失意相伴 —— 是诗人独酌的孤寂，是游子思乡的惆怅，是亡国之君的悲叹。

但在《执子之手》里，月亮却有了新的模样：它是清代夫妻间的“浪漫媒介”，照见的是夫妇并肩、共享夜色的温情。

清代藏书家孙星衍与妻子王采薇，便是在礼教的框架里，寻到了属于二人的相处之道。

二人常以诗文唱和，在“克己”的道德要求与大家族共居的束缚下，努力探索着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大家族里，夫妻的私密空间本就寥寥，偏偏王采薇体弱易失眠，于是每到夜晚，二人便熄灯开帘，伴着月色缓步闲谈。片刻的月下相依，成了他们挣脱礼教规训的温柔瞬间，月亮在他们的诗作里，褪去了孤清，展现的是相守的暖意。

这正是《执子之手》最动人的地方：它关注的，正是那些“发生在礼教之内，却不被礼教定义”的婚姻实践。

清代的文人夫妻，从不是礼教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在诗文唱和、联吟治印、结伴同游的日常里，悄悄建立起属于二人的情感联结。官方的儒家话语，总强调夫妻有别、内外分工、等级秩序，可在烟火日常里，夫妻二人会在有限的空间里协商、调整，把规训，变成适合彼此的相处方式。这些温柔的努力，未必会被写进正史，却真实地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作者通过本书提醒着我们：封建时代的礼教压力、性别不平等、大家族的利益纠葛，从未消失。但正是在这些重重限制之下，那些夫妻对情感的追求，才更显珍贵——他们从未放弃认知自我的情感需求，也从未停止探索属于自己的婚姻形态。

以文寄情，那些说不出口的爱与怨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谈到，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将婚姻置于一种宏观的功能之中，而回避、甚至压抑着夫妻之间个体的情感需求，夫妻之间的相处与情感被加诸了许多的规范。

但是夫妻间的情感，并非不能抒发，而是被要求”合乎规范“。于是，书写，便成了这份情感最合法、也最温柔的出口。

清代的文人夫妻，将说不出口的爱与怨、思念与遗憾，都写进了诗里、信里、画册里。相守时，一句诗文唱和，便是日常的温情；当阴阳相隔，一篇悼亡诗、一方墓志铭，便成了思念的延续，让情感跨越生死。

而男性文人，也会将这份情感书写追溯至经典，为自己的真情流露找到文化依据，让“言情”，不再是逾矩的行为。

书写，从来不止是情感的表达，更是普通人的身份实践。

对男性而言，一篇情真意切的悼亡诗，是对亡妻的思念，也是塑造自身深情形象的方式；对女性而言，书写的意义则更为厚重：它是婚姻失意时的情感宣泄，是试图扭转婚姻局面的工具，更是为自身行事正名的策略。

就像陈蕴莲，用诗句清晰地写下自己为夫家的所有付出，也写下丈夫的负心之举，她要的，从来不是一句道歉，而是让后世看见自己的坚韧，为自己的人生，写下最有力的注脚。

在那个不鼓励直白言情的时代，情感从未消失。它只是被人们认真地书写下来，藏在字里行间。如今，借助文字，我们得以看见普通人如何将自我情感融入历史之中，让后世之人能够透过这些情感，观照宏大历史叙事下个体的鲜活。

打破刻板，清代五光十色的“包办婚姻”

提起清代的包办婚姻，我们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婚哑嫁，是父权制下女性的身不由己，是贞节、孝道裹挟下的悲剧。

这些伤痛，的确是传统婚姻的真实切面，但绝不是全部。本书用一个个被忽略的细节告诉我们：包办婚姻，从来不是单色调的阴幽脉络，而是一幅足够复杂、五光十色的社会镜像。

作者卢苇菁搜集了清人夫妻结伴出游的记载，字里行间，皆是年轻夫妻对小家生活的向往，他们早已察觉儒家礼教对女性的空间禁锢，并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反抗；

在父权浓厚的时代，男性三妻四妾是社会常态，可当时的社会，也有对忠贞不二的“义夫”大加推崇，让“忠贞”，成为夫妻双方的双向道德期许；

在生育被视为婚姻核心功能的年代，有些佳偶夫妻，也将二人的情感放在首位——他们的诗文里，满是彼此的相处日常、心意相通，却几乎不提后代，于他们而言，或许，两个人的生活才是重要的。

这些细节，一点点穿透了我们对传统包办婚姻的刻板认知，也正是《执子之手》的创作初心：让我们看见，规训之下的包办婚姻里，也藏着鲜活的个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