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甫：中国净投资转型重塑全球发展新格局

全球资本格局深刻重塑，中国正从引资大国迈向投资强国，开启净投资转型新征程。本文拆解中国从引资到投资的战略跃迁，理清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之力，为理解新时代开放型经济与全球发展新范式提供权威参考。

历史演进：中国资本双向流动的转型逻辑

1.1 资本净流入阶段：制度红利与全球化机遇的双重驱动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以“引进来”为核心战略，开启了资本净流入的历史进程。这一阶段的资本流动特征，本质上是全球产业分工重构与中国制度性开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199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102.9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4.9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处于起步阶段，资本净流入格局初步形成。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跃升至375.2亿美元，较1990年增长近10倍，这一爆发式增长得益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关税壁垒的逐步降低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充分释放。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资本流入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为外资提供了更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2005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724.1亿美元，首次超过对外经济合作合同金额，资本净流入规模持续扩大。这一时期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不仅带来了资金，更引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中国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截至2014年，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5万亿美元，成为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引资国，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8826亿美元，资本净流入状态贯穿这一历史阶段。

这一阶段的资本流动逻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全球资本寻求低成本生产基地与中国寻求产业升级、就业增长的需求形成精准匹配。中国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特殊政策区域，构建了梯度开放的空间格局，有效引导外资流向重点产业和区域，为后续资本输出积累了产业基础、管理经验和资本储备。同时，这一阶段形成的“市场换技术”模式，虽然在部分领域实现了技术赶超，但也为后续对外投资的技术输出埋下了伏笔。

1.2 转型过渡期：双向投资均衡化的萌芽与突破

2015年成为中国资本流动格局的分水岭，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越外商直接投资，标志着中国从资本净流入国向净投资国的转型正式启动。这一转型并非偶然，而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演进、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国家战略调整的共同作用结果。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456.7亿美元，同比增长18.3%，而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356亿美元，资本净流出规模达100.7亿美元，结束了长达37年的资本净流入历史。

转型过渡期的资本流动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对外投资领域从传统能源资源开发向制造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拓展，投资区域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2016年，中国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45.3%，对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27.7%，反映出产业升级驱动下的投资结构优化。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也在同步升级，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从2015年的18.3%提升至2020年的29.6%，显示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从低端制造向高端研发延伸。

这一阶段的转型面临多重挑战与调整。2017年以来，中国加强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规范非理性对外投资行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出现阶段性回调，但投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298.3亿美元，虽同比下降9.8%，但制造业、信息技术、高端服务等领域投资占比进一步提高，而外商直接投资保持稳定增长，达到1383亿美元，资本流动呈现“稳中有调”的均衡化特征。

转型过渡期的核心意义在于打破了“资本单向流入”的传统模式，形成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投资格局。这一转变不仅是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更是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在全球资本配置中的体现，为后续净投资国地位的稳固奠定了制度基础、产业基础和经验基础。

1.3 净投资国巩固期：战略主导型对外投资的形成

2021年后，中国净投资国地位经历了短暂调整后逐步稳固，2023年再次明确呈现资本净流出状态，标志着中国进入战略主导型对外投资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对外投资的战略导向性显著增强，投资决策与国家重大战略、全球发展需求和产业升级方向高度契合。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922亿美元，同比增长8.4%，占全球份额的11.9%，连续8年排名全球前三位，对外投资大国地位日益稳固。

净投资国巩固期的资本流动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绿色投资成为核心增长点，2025年上半年，中国能建在“风光氢储”等新能源业务领域海外签约额同比猛增78.6%，能源电力海外新签合同额占境外新签总额的80%以上；二是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快速扩张，跨境电商、数字基础设施等成为投资新热点，与“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深度融合；三是区域合作导向鲜明，对RCEP其他成员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持续高速增长，2023年达到180.6亿美元，同比增长26%，高于中国对全球投资增速1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引进来”的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形成了双向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162.4亿美元，仍保持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引资国地位，其中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达34.6%，许多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持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约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营收利润总额约占全国比重的五分之一，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阶段的净投资转型，本质上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资本配置中话语权提升的体现。对外投资不再是简单的资本输出，而是与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输出相结合的综合性全球资源配置行为；引进外资也不再是单纯的资金流入，而是与全球高端要素集聚、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相结合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标志着中国资本流动格局进入成熟稳定的新阶段。

全球资本格局重塑：从单极主导到多元共治

2.1 全球资本权力结构的历史性转移

中国从资本净流入国向净投资国的转型，正在推动全球资本权力结构从发达国家单极主导向多元共治格局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资本配置话语权的重新分配。二战后形成的全球资本格局中，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掌控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规模和规则。2000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比重高达86.8%，发展中国家仅占13.2%，资本权力高度集中。

中国净投资转型打破了这一传统格局。截至202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14万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从2010年的1.6%提升至10.8%，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要一极。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资本流动的方向和结构上：传统全球资本流动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出“双向流动”特征，既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资本，也向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并购和市场拓展投资，形成了独特的“南南合作+南北对话”资本流动模式。

资本权力结构的转移还体现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上。传统国际投资规则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强调投资者权益保护，忽视东道国发展权和监管权。中国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参与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投资规则理念，强调投资的包容性、可持续性和互利共赢。RCEP建立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原产地累积规则等，既吸收了国际先进规则经验，又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成为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的新范本。截至2026年1月，中国香港、斯里兰卡、智利已正式申请加入RCEP，孟加拉国等国也表达了加入意愿，显示出中国主导的区域投资规则正在获得广泛认同。

这一历史性转移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更多资本配置话语权，推动全球资本格局从“中心-外围”结构向多极化、扁平化结构转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净投资国，其投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资本流动模式选择，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本规则的垄断，为全球资本治理体系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

2.2 全球资本流动方向的结构性调整

中国净投资转型不仅改变了全球资本的权力结构，更引发了全球资本流动方向的结构性调整，形成了传统资本流动与新兴资本流动并行的新格局。在传统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资本主要从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流向其他地区，其中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开发和低端制造业。中国对外投资的崛起，构建了从新兴经济体流向全球的资本流动新通道，形成了“南南资本合作”为主、“南北资本互动”为辅的多元流动格局。

在区域流向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出“周边聚焦、全球辐射”的特征，推动全球资本向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集聚。2023年，中国对亚洲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达65.2%，其中对东盟国家投资持续高速增长，截至2024年7月，中国同东盟国家累计双向投资超过4000亿美元，2022年至2024年，中国在泰国所有外资来源国投资中的排名均保持前两名。这一资本流动趋势与传统发达国家资本主要流向欧美发达市场形成鲜明对比，推动全球资本配置向增长潜力更大的新兴市场倾斜。

在产业流向方面，中国对外投资推动全球资本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传统全球资本流动中，能源资源、传统制造业占比较高，而中国对外投资中，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占比持续提升。2025年10月，中国电建与中国能建在沙特阿拉伯签署多项大型新能源项目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超300亿元，涵盖光伏、风电等多个领域，体现了中国资本在全球绿色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同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也在增长，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全球资本向高附加值产业集聚。

这种结构性调整的深层影响在于，它正在重塑全球资本的“逐利逻辑”，从单纯追求短期财务回报向兼顾长期战略利益、发展效益和社会效益转变。中国对外投资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注重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的结合，为全球资本流动注入了更多“发展导向”的新元素，推动全球资本配置更加均衡、更具可持续性。

2.3 全球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与优化

中国净投资转型通过填补全球投资缺口、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显著提升了全球资本配置效率，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长期以来，全球资本配置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失衡：发达经济体资本相对过剩，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资金缺口，但由于投资环境不完善、风险较高等因素，难以吸引足够的全球资本。中国对外投资的崛起，有效填补了这一缺口，形成了资本从过剩区域向短缺区域的高效流动。

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互联互通项目，有效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中老铁路、雅万高铁、金港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建设，不仅改善了所在国的交通条件，更带动了沿线区域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基建投资-要素流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些项目由于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社会效益显著，往往难以吸引追求短期回报的传统国际资本，而中国资本凭借长期战略眼光和综合优势，成为这类项目的主要投资者和建设者，填补了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失灵”领域。

在产业资本配置方面，中国对外投资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整合，提升了资本的产业配置效率。中国在电池材料、隔膜、电芯等高端零部件研发制造环节具备技术优势，而东盟国家在电池组装、下游应用集成等劳动密集型环节拥有成本与制造优势，双方通过资本合作形成了高效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对东盟的锂电池产品出口额从2021年的35.05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55.11亿美元，年均增幅为16.28%，2025年1—11月出口额达68.28亿美元，体现了区域生产网络的协同效应。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本流动，推动了全球产业资本向效率最高的区域和环节集聚，提升了全球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

中国净投资转型还通过推动资本与技术、标准、管理经验的深度融合，提升了全球资本的“全要素配置效率”。中国对外投资不再是单纯的资金输出，而是伴随着技术转移、标准输出和管理模式推广的综合性投资。在新能源领域，中国企业不仅输出光伏组件、风电装备等产品，更输出全套的技术标准和运维管理经验，帮助东道国建立完整的新能源产业体系，使资本的带动效应得到最大化发挥。这种“资本+要素”的复合型投资模式，突破了传统资本流动的单一属性，为全球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新的路径。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国资本的纽带与引擎作用

3.1 区域价值链的深化与拓展

中国净投资转型正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从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式向多区域价值链并行发展的格局转变，其中区域价值链的深化与拓展成为最显著的特征。在亚太地区，中国通过对RCEP成员国的持续投资，构建了以中国为枢纽、连接东盟、日韩、澳新等国家和地区的区域价值链体系，推动区域内产业分工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相结合的模式演进。

RCEP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联动，为区域价值链的深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RCEP通过制度化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规则，如原产地累积规则、90%以上商品零关税、争端解决“快车道”机制，为区域内产业链分工提供了刚性制度保障；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项目，将RCEP规则向中亚、南亚等区域延伸，形成了“硬约束”与“软联通”的互补格局。这种协同效应推动区域内原材料、产品、技术、人才、资本、信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了更加繁荣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中国资本在区域价值链中的枢纽作用日益凸显。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中国企业通过在东盟国家设立生产基地，将高端零部件研发留在国内，将组装制造环节布局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盟国家，形成了“中国研发-东盟制造-全球销售”的分工模式。这种分工模式不仅降低了产业链整体成本，更提升了区域产业链的韧性和竞争力，使RCEP区域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2024年，RCEP区域内部贸易总额达5.83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比重从2021年的27.2%提升至29.1%，超过了欧盟内部的市场交易规模，显示出区域价值链的强大活力。

区域价值链的拓展还体现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融合上。中国不仅通过对外投资将产业链向外延伸，更通过吸引外资将全球高端要素纳入区域价值链体系。202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华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占比达34.6%，许多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设在中国，使中国成为区域价值链的研发创新中心。这种“内外联动”的价值链格局，使区域内产业分工更加细化、协作更加紧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更加均衡、高效的方向发展。

3.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增强与升级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经历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挑战后，韧性成为关键竞争力，而中国净投资转型通过多元化布局、基础设施联通和技术创新赋能，显著增强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传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单一节点”特征，容易受到局部冲击的影响，而中国对外投资推动的多元化布局，正在构建“多节点、多通道”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中国资本主导建设的跨境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中老铁路的通车运营，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物流时间缩短了30%以上，物流成本降低了20%左右，极大提升了区域产业链的协同效率；雅万高铁的建成，推动了印尼爪哇岛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以高铁沿线为纽带的产业走廊。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改善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更构建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物理联通网络”，使生产要素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快速流动，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抗干扰能力。

在技术创新赋能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中的技术转移和研发合作，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升级，从根本上提升了产业链的韧性。中国在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通过对外投资转化为全球产业链的技术升级动力。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东南亚等地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将电池技术、智能驾驶技术等核心技术向外转移，推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迭代和升级。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研发合作也促进了技术的交叉创新，形成了“全球研发-区域制造-全球销售”的创新模式，使产业链供应链在技术层面更具适应性和韧性。

中国净投资转型还通过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实现了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双重升级。在绿色转型方面，中国对外投资的新能源项目不仅为东道国提供了清洁电力，更推动了相关产业的绿色升级，2016年以来，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并动员气候变化相关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助力全球能源转型；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中国资本推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境电商发展，使产业链供应链的信息传递更加高效、透明，实现了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的精准对接，降低了库存成本和运营风险。

这种韧性升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正在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逻辑”，从单纯追求效率优先向效率与韧性并重转变。中国资本通过构建多元化、联通化、创新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挑战。

3.3 产业转移模式的创新与变革

中国净投资转型推动全球产业转移模式从传统的“梯度转移”向“协同转移”转变，形成了以资本为纽带、技术为核心、市场为导向的新型产业转移模式，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的传统格局。传统产业转移模式主要是发达国家将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呈现出单向、梯度的特征，而中国主导的产业转移则是基于自身产业升级需求和东道国发展潜力的双向、协同转移。

在产业转移的主体和方向上，中国企业不再是单纯的“承接者”，而是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主导者”和“参与者”。一方面，中国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利用东道国的成本优势和市场潜力，拓展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并购和绿地投资，将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形成了“双向转移、协同升级”的产业转移格局。2025年上半年，中国电建国际业务新签合同额达1416.65亿元，同比增长17.50%，中国能建的境外新签合同额、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也分别实现了13.74%、12.92%和10.15%的高速增长，体现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转移中的主导作用。

在产业转移的内容和方式上，中国主导的产业转移不再是单一的生产环节转移，而是完整产业链的协同转移。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往往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走出去”，在东道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实现“落地生根、本地发展”。在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中国企业建立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区，不仅包含组装制造企业，还涵盖了零部件生产、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全套产业链环节，使产业转移从“单点转移”转变为“集群转移”。这种完整产业链转移模式，既提升了东道国的产业配套能力，又增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实现了互利共赢。

产业转移模式的创新还体现在“产能合作”与“市场开拓”的深度结合上。中国对外产业转移不再是单纯的产能输出，而是与东道国的市场需求、发展战略相结合的产能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与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注重结合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建设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业项目，实现了“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当地就业”。这种“需求导向”的产业转移模式，避免了传统产业转移中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和贸易摩擦问题，使产业转移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这种新型产业转移模式的推广，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推动形成更加均衡、互利的全球产业格局。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中国转移的产业，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提升了产业竞争力；中国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了自身产业升级，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发达国家则通过与中国的产业合作，获得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高效的生产基地，形成了全球产业分工的“多赢格局”。

全球发展格局调整：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新范式

4.1 南南合作的提质升级与机制创新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净投资国，其对外投资实践正在推动南南合作从传统的援助模式向基于市场原则、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模式转变，实现了南南合作的提质升级与机制创新。传统南南合作主要以政府间援助、技术支持为主，规模有限、可持续性不足，而中国主导的南南合作以资本为纽带，结合技术、产能、市场等多重要素，形成了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合作新模式。

在合作规模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持续增长，成为南南合作的主要资金来源。202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达68.3%，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占比超过50%。截至2023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货物贸易额从2013年的1.26万亿美元增长至2.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8%，显示出南南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强劲活力。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合作，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急需的资金，更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实现了“输血式”援助向“造血式”合作的转变。

在合作机制上，中国推动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南南合作机制，提升了合作的系统性和实效性。“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东道国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形成了灵活高效的合作机制。中国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4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多个项目，还培训了2300余名人员，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形成了“项目合作+能力建设”的双轮驱动模式。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建立，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融资平台，改变了传统南南合作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

在合作领域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传统的能源资源开发向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等领域拓展，推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在非洲，中国投资建设的铁路、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改善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民生条件；在东南亚，中国的新能源投资推动了当地的能源结构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在拉美，中国的农业投资帮助当地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安全水平。这种多领域的合作，使南南合作从单一的经济合作向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度协同发展转变，提升了合作的综合效益。

南南合作的提质升级不仅惠及中国和合作国家，更对全球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国际发展合作的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选择和发展路径，推动全球发展合作从“中心-外围”模式向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模式转变，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了强大动力。

4.2 南北投资关系的重塑与均衡化

中国净投资转型正在打破传统南北投资关系中“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接受投资”的单向模式，形成了“双向投资、平等合作”的新型南北投资关系，推动全球投资关系向更加均衡、平等的方向发展。传统南北投资关系中，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本、规则等优势，在投资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投资收益分配不均、技术转移有限等问题突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净投资国，在向北欧、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投资时，采取了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模式，改变了传统南北投资关系的不平等特征。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实现了技术、市场、管理经验的双向交流。例如，中国企业对德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投资，不仅为中国企业获取了先进的制造技术，也为德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中国市场和资金支持，实现了互利共赢。2024年，中国对欧洲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2.3%，显示出新型南北投资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

在投资规则制定方面，中国推动南北投资规则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打破了发达国家对投资规则的垄断。传统南北投资规则主要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强调投资者权益保护，忽视东道国的发展权和监管权。中国在参与全球投资规则制定时，主张兼顾投资者权益和东道国发展权，推动建立更加平衡、包容的投资规则体系。RCEP的投资规则就是这一主张的重要体现，它既吸收了国际先进规则经验，又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为南北投资合作提供了公平合理的规则框架。

新型南北投资关系的形成，还体现在投资收益分配的均衡化上。中国对外投资注重与东道国共享发展成果，通过本地化雇佣、技术转移、税收贡献等方式，使投资收益更多地留在当地。在发达国家，中国企业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创造就业岗位等，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等，帮助当地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和自主发展能力。这种收益共享的投资模式，改变了传统南北投资关系中收益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的格局，推动全球投资收益分配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南北投资关系的重塑不仅有利于提升全球投资的整体效益，更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推动全球投资从“不平等依赖”向“平等合作”转变，减少了全球发展差距，促进了全球共同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4.3 全球发展资源配置的优化与普惠化

中国净投资转型通过引导全球发展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薄弱领域倾斜，推动全球发展资源配置向更加优化、普惠的方向发展，为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长期以来，全球发展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少数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技术创新等领域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导致全球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中国对外投资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领域，有效填补了全球发展资源的配置缺口。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资本主导建设的铁路、公路、港口、电力等项目，覆盖了亚洲、非洲、拉美等多个地区，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了交通、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条件。这些项目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更改善了民生，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例如，中老铁路的通车运营，不仅促进了中老两国的贸易往来，更带动了沿线地区的旅游、农业等产业发展，使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升。

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中国的对外投资和援助相结合，推动了全球发展资源向普惠化方向发展。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建设的学校、医院、水利等民生项目，帮助当地提升了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中国的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帮助当地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保障了粮食安全；中国的抗疫物资援助和疫苗合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普惠性的投资和合作，使全球发展资源更多地惠及普通民众，推动了全球发展的包容性和公平性。

中国净投资转型还通过推动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实现了全球发展资源的可持续配置。中国在对外投资中注重技术转移和本地化人才培养，通过设立培训中心、选派专家指导、开展联合研发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了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例如，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对外投资，不仅为东道国提供了清洁电力，更帮助当地培养了一批新能源技术和管理人才，使当地能够自主运营和维护相关项目，实现了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全球发展资源配置的优化与普惠化，不仅有利于缩小全球发展差距，更对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它推动全球经济从“少数国家增长”向“共同增长”转变，扩大了全球市场规模，提升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资本的参与和引领

5.1 国际投资规则的重构与创新

中国净投资转型推动国际投资规则从传统的“投资者至上”向“互利共赢、平衡发展”的方向重构，为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注入了新的理念和实践。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以保护投资者权益为核心，强调投资自由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忽视了东道国的发展权、监管权以及环境、社会等公共利益，导致投资争端频发、发展失衡等问题。中国作为新兴净投资国，在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过程中，基于自身投资实践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则理念和方案，推动国际投资规则向更加平衡、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在规则理念方面，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国际投资规则应兼顾投资者权益和东道国发展权，平衡资本自由流动与国家监管权，注重投资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这一理念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与共建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普遍包含了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环境等条款，推动投资从单纯追求经济回报向兼顾社会责任的方向转变。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投资协定，不仅规定了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条款，还包含了技术转移、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等内容，体现了平衡发展的规则理念。

在规则实践方面，RCEP的投资规则成为中国推动国际投资规则创新的重要范本。RCEP建立了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简化了投资程序，保障了投资者权益，同时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给予老挝、柬埔寨、缅甸等欠发达国家15年的过渡期，体现了规则的包容性。RCEP的争端解决机制采用“快车道”程序，提高了争端解决效率，同时兼顾了东道国的监管权，避免了传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投资者诉国家”的过度扩张。此外，RCEP还纳入了数字贸易、绿色投资等新领域规则，适应了全球经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趋势，为国际投资规则的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

中国还通过推动多边投资规则的改革与完善，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机制中，中国积极倡导改革传统国际投资规则，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展导向”投资规则诉求，主张在投资规则中纳入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参与全球投资合作的能力。同时，中国推动建立多边投资法院，改革现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传统机制的碎片化、程序复杂、成本高昂等问题，提升全球投资治理的效率和公正性。

国际投资规则的重构与创新，不仅有利于保护全球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促进全球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方向发展。它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参与规则制定的机会，使国际投资规则更能反映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各国的共同利益。

5.2 多边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中国净投资转型推动全球多边金融体系从传统的西方主导模式向更加多元、包容的模式改革，提升了多边金融体系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传统多边金融体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机构为核心，由发达国家主导决策，在份额分配、投票权、贷款条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平等，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和发展诉求。中国作为新兴净投资国，通过发起设立新型多边金融机构、推动现有多边金融机构改革等方式，为多边金融体系的完善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建设方面，中国发起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等，成为传统多边金融机构的重要补充，推动了多边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亚投行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精简、廉洁、绿色”的原则，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截至2024年末，已批准贷款项目超过200个，贷款总额超过350亿美元，覆盖亚洲、非洲、欧洲等多个地区。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充分体现了多元化和包容性，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占比显著高于传统多边金融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话语权和融资机会。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则专注于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融资，截至2024年末，已批准贷款项目超过80个，贷款总额超过200亿美元，成为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金融平台。

在现有多边金融机构改革方面，中国积极推动IMF、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份额改革和治理结构调整，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在IMF的份额改革中，中国推动将更多份额转移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使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得到合理提升，更好地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世界银行的改革中，中国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推动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减少不必要的附加条件。这些改革虽然进展缓慢，但在中方的持续推动下，传统多边金融机构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一定提升，更能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多边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还体现在融资模式和业务领域的创新上。传统多边金融机构的融资模式以主权贷款为主，贷款条件较为严格，难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项目的融资需求。中国主导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创新了融资模式，采用主权贷款、项目融资、联合融资等多种方式，为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提供了灵活的融资解决方案。同时，新型多边金融机构注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领域业务发展，推动了全球金融资源向可持续发展领域倾斜。例如，亚投行的绿色贷款占比已超过40%，为全球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

多边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有利于提升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更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它打破了传统多边金融体系的西方主导格局，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和话语权，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向更加多元、包容、高效的方向发展，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5.3 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再平衡

中国净投资转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从发达国家单极主导向多元共治再平衡，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主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核心机构中，发达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利益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净投资国，通过资本输出、规则创新、多边合作等方式，逐步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话语权提升的路径上，中国采取了“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的策略。“增量改革”通过发起设立新型多边机制和平台，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治理参与渠道，在不触动现有治理体系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存量改革”则通过推动现有全球治理机构的改革，如IMF、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传统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这种双轨并行的策略，既避免了与发达国家的直接冲突，又有效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话语权，实现了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稳步再平衡。

在话语权提升的具体体现上，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多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中国推动的RCEP投资规则成为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的重要范本，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中国推动的IMF份额改革使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得到提升，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提升了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中国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此外，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数字经济治理等新兴领域的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再平衡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它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能反映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更能兼顾各国的利益诉求，提升了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话语权的再平衡也促进了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推动全球治理从“霸权治理”向“多边治理”转变，从“大国主导”向“平等参与”转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治理保障。

挑战与风险：中国净投资转型的全球博弈

6.1 地缘政治冲突对投资布局的干扰

中国净投资转型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干扰中国对外投资布局的重要风险因素，对全球资本流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变，大国博弈加剧，区域冲突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构成了严峻挑战。

在大国博弈层面，部分发达国家将中国对外投资视为“地缘政治工具”，采取了一系列遏制和限制措施，干扰了中国的正常投资活动。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了对中国企业在高科技、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审查和限制，多次否决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并购案，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关键产业领域；欧洲部分国家也加强了对外资的安全审查，对中国企业在电信、能源等领域的投资设置了更多障碍。这些措施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计划，也破坏了全球投资的自由环境，导致全球资本流动的政治化倾向加剧。

在区域冲突层面，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紧张等区域冲突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这些冲突导致当地投资环境恶化，基础设施受损，市场需求下降，使中国在相关地区的投资项目面临停工、财产损失等风险。同时，区域冲突还引发了全球能源价格波动、供应链中断等连锁反应，影响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收益和布局规划。例如，俄乌冲突导致欧洲能源价格飙升，中国在欧洲的新能源投资虽然迎来了新的机遇，但也面临着供应链中断、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等风险。

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应对方面，中国企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降低风险影响。企业层面，通过多元化投资布局、加强风险评估和管理、本地化运营等方式，提升抗风险能力；政府层面，通过加强双边外交沟通、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建立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等方式，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安全保障。例如，中国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企业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通过“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提升了海外项目的安全防护能力。

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净投资转型的干扰，本质上是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它反映了传统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焦虑和遏制，也反映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滞后性。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方式，化解地缘政治风险，为对外投资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企业也需要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实现稳健发展。

6.2 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与应对

全球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是中国净投资转型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它以各种形式限制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破坏了全球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对中国对外投资和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国家将投资保护主义作为保护本国产业、维护本国利益的手段，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外资流入的措施，形成了投资保护主义的逆流。

投资保护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一是加强外资安全审查，扩大审查范围，提高审查标准，以“国家安全”“数据安全”“公共利益”等为由，限制外资进入关键产业和领域；二是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增加外资企业的运营成本，限制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三是实施歧视性政策，对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补贴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等，营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四是推动“脱钩断链”，试图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外，构建“小院高墙”式的封闭供应链体系。

投资保护主义对中国净投资转型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限制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市场空间，使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投资面临更多障碍；二是增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使企业面临项目审批延迟、投资收益受损等问题；三是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导致全球资本配置效率下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202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同比下降3.2%，其中投资保护主义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面对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采取了“对内扩大开放、对外推动合作”的双重策略，积极应对挑战。对内，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全球外资流入，以自身的开放实践推动全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2024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万家，同比增长9.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162.4亿美元，仍保持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引资国地位，显示出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对外，中国积极推动多边贸易投资合作，通过RCEP、中欧CAI等区域贸易协定，推动形成更加开放的区域投资环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建国家共同反对投资保护主义，维护全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此外，中国还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投资规则改革等方式，从根本上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的蔓延。中国积极参与G20、APEC等多边机制的合作，推动多边机制发布反对投资保护主义的声明和举措；推动全球投资规则向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通过规则约束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同时，中国企业也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加强本地化运营、参与当地公益事业等方式，融入当地社会，减少投资保护主义带来的冲击。

投资保护主义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绊脚石，也是中国净投资转型的重要挑战。应对投资保护主义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开放实践和国际合作，为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维护全球投资环境的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6.3 中国对外投资自身的结构性风险与优化

中国净投资转型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结构性风险，主要包括投资结构不均衡、投资收益偏低、合规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些风险不仅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可持续性，也对全球资本配置产生了一定影响。解决这些结构性风险，实现对外投资的优化升级，是中国净投资转型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投资结构不均衡是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风险之一，主要体现在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和主体结构三个方面。在区域结构上，中国对外投资过度集中于亚洲地区，对非洲、拉美、欧洲等地区的投资分布不均衡，导致区域风险集中；在产业结构上，虽然近年来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比有所提升，但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等传统产业投资仍占较大比重，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布局相对滞后；在主体结构上，国有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民营企业虽然投资增速较快，但在投资规模、技术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有待提升。这种不均衡的投资结构，使中国对外投资容易受到区域经济波动、产业周期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降低了投资的整体稳定性和收益水平。

投资收益偏低是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另一重要结构性风险。作为世界第二大对外净债权国，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常年为负，这一“收益悖论”反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效率问题。2005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平均为3.29%，而利用外资的成本率平均为6.34%，二者相差3.04个百分点，为10个样本国中负利差最大者。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平均占到61.4%，收益率较低；对外负债中，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占到59.3%，成本较高。此外，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管理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也存在不足，影响了投资收益的提升。

合规风险上升是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新兴结构性风险。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投资领域的拓展，企业面临的国际合规要求越来越严格，涉及反垄断、反贿赂、数据安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多个领域。部分中国企业由于对国际合规规则不熟悉、合规管理体系不完善，在对外投资中出现了合规问题，面临罚款、项目暂停、市场退出等风险。例如，部分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因违反反垄断法规而被否决，部分企业因环保标准不达标而面临项目整改等问题。合规风险的上升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影响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国际形象。

针对这些结构性风险，中国正在通过一系列措施优化对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益。在投资结构优化方面，中国推动对外投资向多元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扩大对新兴市场和新兴产业的投资，提升民营企业的投资比重；在投资收益提升方面，中国加强对外资产负债管理，优化资产配置结构，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对外投资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在合规风险防控方面，中国政府加强对企业的合规指导和培训，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提升企业的合规意识和应对能力。

中国对外投资的结构性风险优化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对外投资的可持续性，也有利于全球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收益、防控合规风险，中国对外投资将更加稳健、高效，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未来展望：中国净投资转型引领全球发展新方向

7.1 投资规模与结构的优化升级趋势

未来，中国净投资转型将呈现“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显著提升”的发展趋势，对外投资将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成为引领全球资本配置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投资规模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保持稳定增长，预计到2030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突破5万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将提升至15%以上，持续巩固全球前三的净投资国地位。

在区域结构优化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将从“亚洲聚焦”向“全球均衡布局”转变，进一步扩大对非洲、拉美、中东欧等新兴市场的投资规模，提升对发达国家高端产业的投资比重。新兴市场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增长点，这些地区的人口红利、市场潜力和发展需求，与中国的产业优势形成良好互补，将吸引更多中国资本流入。同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品牌合作和市场拓展，通过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深度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将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加速转型，绿色投资、数字投资、高端制造投资将成为核心增长点。绿色投资将持续领跑，随着全球“双碳”目标的推进，中国在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将进一步凸显，对外绿色投资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绿色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将超过30%。数字投资将快速崛起，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等领域的优势，将推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合作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助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端制造投资将稳步扩大，中国在高端装备、精密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对外投资，推动全球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在主体结构多元化方面，民营企业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投资比重将持续提升，预计到2030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比将超过50%。民营企业凭借其灵活的经营机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在新兴产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优势将日益凸显。同时，国有企业将继续发挥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等领域的主导作用，与民营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投资格局。此外，外资企业在华的再投资也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补充，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投资规模与结构的优化升级，将使中国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推动中国净投资转型向更高水平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引领全球资本配置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7.2 全球治理参与的深化与引领作用

未来，中国将以净投资国地位为依托，进一步深化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从规则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做出更大贡献。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中国将继续推动国际投资规则向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以RCEP投资规则为基础，推动多边投资规则的整合与升级，积极参与全球投资协定（GPA）谈判，推动建立涵盖市场准入、投资保护、争端解决、可持续发展等内容的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体系。

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中国将继续推动IMF、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推动建立更加多元、包容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同时，中国将进一步发挥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扩大其业务规模和覆盖范围，创新融资模式和产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推动全球金融资源向可持续发展领域倾斜。此外，中国将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储备货币中的地位，为全球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做出贡献。

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提升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中国将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协定的扩容和升级，推动RCEP的提质增效和扩容，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推动区域贸易协定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联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区域贸易合作体系。

在新兴领域治理方面，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数字经济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国将继续推动《巴黎协定》的全面实施，加强与各国的气候合作，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为实现全球“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在数字经济治理领域，中国将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包容开放的全球数字经济规则，促进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和数字资源的合理配置；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中国将推动建立安全、可控、公平、公正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中国在全球治理参与中的深化与引领，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方向演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这种引领作用并非是对传统治理体系的颠覆，而是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创新与完善，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对全球治理的责任与担当。

在治理机制创新层面，中国将推动构建“多边机制+区域平台”的双层治理架构。一方面，在联合国、G20等核心多边机制中，中国将联合发展中国家推动议题设置向发展导向倾斜，将基础设施投资、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议题纳入全球治理议程，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议程设置权；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区域平台为载体，推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例如“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指南等，为全球治理提供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实践范本。

在治理能力建设层面，中国将通过技术援助、人才培训、资金支持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话语权不足的问题，中国将设立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国际法律、贸易投资、金融监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通过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相关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帮助其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实际参与度。

在治理理念传播层面，中国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共识。这些理念强调全球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与传统霸权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为解决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双边外交、多边合作等多种渠道，中国将推动这些理念融入国际规则制定、国际组织运作等各个环节，使全球治理体系更能反映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7.3 净投资转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净投资转型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资本的全球化合理配置，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转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资本作为全球经济运行的核心要素，其流动方向和配置效率直接影响着各国的发展机遇和民生福祉，中国净投资转型正是通过优化资本的全球配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经济动力。

在促进共同发展方面，中国净投资转型将持续聚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短板，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投资、民生投资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突破发展瓶颈。针对非洲、拉美等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中国将继续推动铁路、公路、港口、电力等互联互通项目建设，为当地经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针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中国将通过产业链转移、技术合作等方式，帮助其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需求，中国将加大在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的投资，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缩小全球发展差距。

在推动共同安全方面，中国净投资转型将通过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促进能源资源合作等方式，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经济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将通过多元化投资布局，推动构建“多节点、多通道”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降低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在能源资源领域，中国将推动与能源资源富集国家的合作从单纯的资源开发向深加工、产业链延伸转变，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全球能源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减少因能源资源争夺引发的冲突风险。

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中国净投资转型将成为不同文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将坚持本地化运营策略，尊重东道国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推动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融合；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工业园区等载体，吸引不同国家的人才共同参与项目建设和技术创新，促进知识、技术、文化的跨国界流动，推动形成多元共生的文明格局。

7.4 中国净投资转型的全球示范效应

中国从资本净引进国到净投资国的转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全球示范效应。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资本缺口，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中国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的同时，通过培育本土产业竞争力、提升资本积累能力，完全可以实现从资本输入到资本输出的转变，这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于处于资本净流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验在于坚持“引进来”与“自主发展”相结合。一方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注重培育本土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等方式，提升本土企业的资本积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未来的资本输出奠定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同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这种“双轮驱动”的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对于处于资本双向流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验在于坚持“走出去”与“风险防控”相结合。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既要抓住全球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机遇，拓展海外市场和资源渠道，也要加强对投资风险的评估和管理，避免非理性投资行为。中国在2017年加强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的做法，为发展中国家规范对外投资行为、提升投资质量提供了参考。

中国净投资转型的示范效应，还体现在对全球发展模式的创新上。传统的资本输出模式往往伴随着霸权扩张和利益掠夺，而中国的资本输出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注重与东道国的共同发展，这种“发展导向”的资本输出模式，为全球资本流动提供了新的范式。随着中国净投资转型的深入推进，这种模式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和采纳，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结 语

中国从资金“净引进国”到“净投资国”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更是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转型不仅重塑了全球资本格局、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和发展格局，更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

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净投资转型将面临地缘政治冲突、投资保护主义、自身结构性风险等多重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会改变中国净投资转型的大趋势。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质量、防控投资风险，推动净投资转型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国净投资转型的历程和实践，充分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经济崛起，为全球发展贡献力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征程中，中国的资本将继续扮演着纽带和引擎的角色，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来源：神数中国研究院

受访：李圣甫 神数中国研究院院长 首席经济学家

撰文：丁宇辰、李哲欣、陈纪华 神数中国研究院